第57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15)
陈云在延安时与王明有过一场纷争，因矛盾的焦点在“女子大学”学生的分配权，后曾被人有意无意地蒙上一层欲说还“羞”、会心一笑的神秘色彩。其实这纯属陈云以一身正气、组织原则立场与霸道行为的一场交锋，并无上不得台面的隐情。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女青年（包括党员与非党员）陆续奔赴延安。中央组织部把这些青年大部分介绍到“女大”学习，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各地、各部门，或做妇女工作、或做其他方面的工作，当时“女大”的校长是王明。开始两期学习结业的学员，都是按照规定的原则，由中央组织部分配一部分给中央妇委，请他们分配做妇女工作，绝大部分由中央组织部根据需要情况，分配到党政军各部门及地方党委工作。但是后来这种分配原则行不通了，因为王明决定，在“女大”学习结业的所有党员与非党员的革命女青年，都由他直接分配。对这种不合理的事，组织部根据原则与“女大”具体负责的同志交涉，无效。他们声称这是校长王明的决定。情况报告给陈云后，为此陈云给王明写了一封信，请他改变他的决定。而王明坚持己见，声言他是“女大”校长，他有权对学员的工作进行分配。组织部对王明的无理态度很不满，因而向陈云建议：如果“女大”不改变他们的方针，我们就不再介绍女青年去“女大”学习。陈云经过郑重思考后说：“我同意你们提的这个意见和办法，你们再和富春同志谈一下，如果他敢同意，就照此办理。”李富春听后完全同意。因此，对到延安学习的党员与非党的女青年，基本上就很少介绍去“女大”，而直接介绍到陕公、抗大、鲁艺、党校、自然科学院等院校学习。这样，“女大”的学员来源就成了问题。因为除了陕北地区的女青年直接由党的西北局介绍去的以外，绝大部分是中央组织部介绍去的。
这下王明急了，怒气冲天地指责中央组织部的做法。陈云于1941年2月13日代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党中央系统直辖各校学生的使用原则》，主要内容是：
一、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的全部学生，统由中央组织部分配于党的各方面工作。
二、女大、青训班、鲁艺、自然科学院的学生，暂时依各校现有的全部学生人数，在高级班中留50%，低级班中也留50%，作为妇运干部、青运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自然科学工作干部。其余一半，统由中央组织部随时调动使用于党的各方面工作。以后各校新入学的学生，亦照此比例分配使用。
王明2月13日接到这个决定，当天就来信责问陈云，反对这个决定。陈云第二天就给王明回了这样一封信。信中所写透出陈云的机智辩才不说，所用之词也是一般党史文献不可能见到的，颇有异趣，披露如下：
二月十三日信收到，答复如下。
（一）中组部依照最近中央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对女大学生的调动办法是：不论高级班和低级班，知识高的和低的，身体好的和坏的，有小孩的和无小孩的，陕甘班和军委干部的老婆班，我们只在上述各种人中各要一半，归中组部随时调动到各项工作上去。陕甘班和军委干部的老婆班，我们可与边区中央局和军委政治部具体商讨如何抽一半。
你提出女大学生归中组部随时调动到各项工作上去的比例，降低为百分之二十五，在现状下恕我不能同意。因为我们党已经不完全是秘密党，而是领导着政权和军队的党，必须根据需要，分配大量干部到各方面去工作。例如，最近几天调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的女生40名到中央医院去工作，就是证明。如果没有各方面工作的配合，全盘工作是做不好的。因此，我们彼此仍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
（二）一九三九年中央书记处决定，在妇女工作系统中，专任妇女领导工作的妇女干部，中组部在分配她们工作时，需征求妇委意见以外，其他任何干部的出入，一律均经中组部。据我所知，中央并无各校女同志归妇委分配的决定。如果中央有此决定，我个人当然绝对遵守党纪，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
此外，中央书记处也并未有过来延安的女学生一律送女大的决定。同时，也因为过去除女大提交中组部或书记处调动的学生，或因老公他调而需随去的女大学生外，中组部实际无权调动女大的学生。另一方面，各方要人只能向中组部要。因此，中组部有过这种情况，即除一部分应送其他学校外，确有一些女学生可送女大而未送女大，这丝毫不为别的，仅仅为了调动容易，因为其他各校调动学生都不必经过书记处通过。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合理的办法，但造成我们本来不愿意而又不能不这样做的原因，是以这种不合理的办法对待另一不合理的办法，勉强还可得到不完备的“合理”。我个人希望在党内双方消除这种不合理的办法，使干部的培养和分配得到合理。
女大是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在中央总的意图之下，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但估计到女大等各个专门性的学校有某些特殊的意义，因此留了一半学生将来做妇运工作。我认为这已充分估计了妇女工作的特殊性。
（三）我向你声明，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
有空时希望面谈一次。
王明接到这封不软不硬、不卑不亢、冠冕堂皇而又柔中带刺的回信，哭笑不得。一个“毛头后生”对他如此不恭，他觉得这口气咽不下。为此，他亲自到中央组织部找陈云兴师问罪来了。正巧王鹤寿正在陈云处报告请示工作，而王明也不管不顾，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地说：中央组织部不向“女大”介绍学员是不合理的。王明不久前刚从国外回国，他以党的理论家和领袖自居，自以为谁都不能违背他的意见和决定。针对王明这种气势汹汹，陈云不紧不慢地说：“这事我知道，为这事给你写过信，说明从党的事业发展考虑，我们各方面都需要大批女干部。你说军事部门不需要吗？他们的机要部门、医务部门、政治工作部门，不是大量需要女干部吗？你能不知道党的宣传部门、组织部门、政府各行政部门都需要大批女干部吗？各省各地的党委都是清一色的‘阳性’好吗？‘女大’的学员毕业后，中央组织部的分配方案是按一定的比例交给中央妇委分配做妇女工作的，此外就根据党政各方面的需要分配，这是从党的事业考虑的分配原则。现在‘女大’毕业生的分配，不能根据党的事业的需要分配，因而中央组织部不能再介绍女青年到‘女大’学习。介绍到其他学校培训学习，是完全从党的事业发展考虑的。从形式上看，我们不再向‘女大’介绍学员，好像是‘不合理的’，但是这种从党的事业角度出发，采取的不得已的‘不合理’，对待你老兄那个违反党的利益、党的原则的不合理，这样才能求得一个比较的合理、相对的合理。”王明听到陈云这番不软不硬的回答，所讲理由、原则都没办法辩驳，因而开始气焰渐收，最后只得说：“那好吧，就按组织部的办法，但是你们分配时一定要给中央妇委一个大的比例。”陈云同志直率地说：“好，你既已同意，就一言为定，过去对‘女大’学员的分配，就是照顾妇委的需要，有一定比例交她们分配工作的。不过最后我还想向老兄进一言：你在国外太久了，你回来后无论出什么主意，最好先了解一下党的组织原则和各方面的情况，免得和各部门‘卡壳’。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他对一切重要的事，也都是多方面听取意见，才作出决定的。”王明听到此处，脸色难看极了，又不好发作，只好表示告辞。陈云客客气气送王明出窑门后，回到窑洞内办公桌前还在自言自语地说：“无论是谁，在党内不按党的原则办事，搞霸道主义绝对不行！”随后对王鹤寿说：“你回去见到富春同志，向他讲一下刚才的情形。在你们干部科内，只说向‘女大’继续介绍学员就可以了。”
陈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七年，这期间经历了长时间的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陈云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多为建设性的，且集中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而对中国共产党的党风问题，陈云终身关注，只要发现任何问题，他都会毫不客气地批评指正，尤其是当某种风气较为大面积、有普遍蔓延趋势的时候。
陈云就党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危害，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的办法，作过透彻的分析和精辟的解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这些思想大多收录在《陈云文选》中。
中国“鸟笼经济”的创造者
“鸟笼经济”这个词多见于港台报刊，海外的华文报刊多以一种略带嘲讽、调侃意味的语气称中国大陆的经济模式是一种“鸟笼经济”，而且几乎每次出现都和陈云联系在一起。大陆的出版物是很少见这个词的，似乎这个概念不怎么雅气，给人一种意境不好的联想，对陈云老人不够尊重，重要的是，其对中国经济模式的概括不够确切。而“鸟笼经济”的当事人陈云却对这话题乐此不疲。那么，究竟这个“鸟笼经济”的含义是什么呢？还是用当事人陈云自己的话来做一解释吧。以下是他1982年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同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时讲话中的一段：
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夸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这带点神秘色彩的“鸟笼经济”，其实原理原来这么简单明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中国，妇孺皆知。
老年的陈云有一张著名的照片，是在杭州拍摄的，廊院里，老年陈云满面春风地坐在藤椅上打算盘。赵朴初观后诗兴大发，欣然命笔，赋诗一首：“惟实以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一九八一年一月观陈云同志打算盘照片喜题。”
那就让我们寻着“老谋深算，国之所倚”的陈云的轨迹，一睹中共这把“铁算盘”的风采。早在抗日战争年代，陈云就十分重视经济工作，1944年，他卸任组织部长后，在延安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任是贺龙）兼政治部主任期间，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陕甘宁边区积极发展农牧业，发展公营、私营和合营工业，发展内部贸易和管理进口、保护出口，争取做到基本自给。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担任过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为支持解放战争、恢复东北的经济，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创建后，在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制止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稳定等重大问题上，陈云同志总是深入调查，反复推敲，协助中央作出英明决策。在建国前后四次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的混乱局面中，陈云表现出高超的领导才华和指挥艺术，控制了局面，打击了投机奸商，建立起稳定物价的新秩序。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修改以及重大项目的抉择，陈云同志耗费了很多心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鞍钢三大工程、武钢和包钢的建设以及一批军工厂的建设，特别是机械工业，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等新中国第一批重工业基地，从厂址选择到方案的制定，都是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下提出，经中央确定后，组织各方面力量以惊入速度完成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女青年（包括党员与非党员）陆续奔赴延安。中央组织部把这些青年大部分介绍到“女大”学习，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各地、各部门，或做妇女工作、或做其他方面的工作，当时“女大”的校长是王明。开始两期学习结业的学员，都是按照规定的原则，由中央组织部分配一部分给中央妇委，请他们分配做妇女工作，绝大部分由中央组织部根据需要情况，分配到党政军各部门及地方党委工作。但是后来这种分配原则行不通了，因为王明决定，在“女大”学习结业的所有党员与非党员的革命女青年，都由他直接分配。对这种不合理的事，组织部根据原则与“女大”具体负责的同志交涉，无效。他们声称这是校长王明的决定。情况报告给陈云后，为此陈云给王明写了一封信，请他改变他的决定。而王明坚持己见，声言他是“女大”校长，他有权对学员的工作进行分配。组织部对王明的无理态度很不满，因而向陈云建议：如果“女大”不改变他们的方针，我们就不再介绍女青年去“女大”学习。陈云经过郑重思考后说：“我同意你们提的这个意见和办法，你们再和富春同志谈一下，如果他敢同意，就照此办理。”李富春听后完全同意。因此，对到延安学习的党员与非党的女青年，基本上就很少介绍去“女大”，而直接介绍到陕公、抗大、鲁艺、党校、自然科学院等院校学习。这样，“女大”的学员来源就成了问题。因为除了陕北地区的女青年直接由党的西北局介绍去的以外，绝大部分是中央组织部介绍去的。
这下王明急了，怒气冲天地指责中央组织部的做法。陈云于1941年2月13日代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党中央系统直辖各校学生的使用原则》，主要内容是：
一、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的全部学生，统由中央组织部分配于党的各方面工作。
二、女大、青训班、鲁艺、自然科学院的学生，暂时依各校现有的全部学生人数，在高级班中留50%，低级班中也留50%，作为妇运干部、青运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自然科学工作干部。其余一半，统由中央组织部随时调动使用于党的各方面工作。以后各校新入学的学生，亦照此比例分配使用。
王明2月13日接到这个决定，当天就来信责问陈云，反对这个决定。陈云第二天就给王明回了这样一封信。信中所写透出陈云的机智辩才不说，所用之词也是一般党史文献不可能见到的，颇有异趣，披露如下：
二月十三日信收到，答复如下。
（一）中组部依照最近中央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对女大学生的调动办法是：不论高级班和低级班，知识高的和低的，身体好的和坏的，有小孩的和无小孩的，陕甘班和军委干部的老婆班，我们只在上述各种人中各要一半，归中组部随时调动到各项工作上去。陕甘班和军委干部的老婆班，我们可与边区中央局和军委政治部具体商讨如何抽一半。
你提出女大学生归中组部随时调动到各项工作上去的比例，降低为百分之二十五，在现状下恕我不能同意。因为我们党已经不完全是秘密党，而是领导着政权和军队的党，必须根据需要，分配大量干部到各方面去工作。例如，最近几天调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的女生40名到中央医院去工作，就是证明。如果没有各方面工作的配合，全盘工作是做不好的。因此，我们彼此仍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
（二）一九三九年中央书记处决定，在妇女工作系统中，专任妇女领导工作的妇女干部，中组部在分配她们工作时，需征求妇委意见以外，其他任何干部的出入，一律均经中组部。据我所知，中央并无各校女同志归妇委分配的决定。如果中央有此决定，我个人当然绝对遵守党纪，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
此外，中央书记处也并未有过来延安的女学生一律送女大的决定。同时，也因为过去除女大提交中组部或书记处调动的学生，或因老公他调而需随去的女大学生外，中组部实际无权调动女大的学生。另一方面，各方要人只能向中组部要。因此，中组部有过这种情况，即除一部分应送其他学校外，确有一些女学生可送女大而未送女大，这丝毫不为别的，仅仅为了调动容易，因为其他各校调动学生都不必经过书记处通过。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合理的办法，但造成我们本来不愿意而又不能不这样做的原因，是以这种不合理的办法对待另一不合理的办法，勉强还可得到不完备的“合理”。我个人希望在党内双方消除这种不合理的办法，使干部的培养和分配得到合理。
女大是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在中央总的意图之下，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但估计到女大等各个专门性的学校有某些特殊的意义，因此留了一半学生将来做妇运工作。我认为这已充分估计了妇女工作的特殊性。
（三）我向你声明，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
有空时希望面谈一次。
王明接到这封不软不硬、不卑不亢、冠冕堂皇而又柔中带刺的回信，哭笑不得。一个“毛头后生”对他如此不恭，他觉得这口气咽不下。为此，他亲自到中央组织部找陈云兴师问罪来了。正巧王鹤寿正在陈云处报告请示工作，而王明也不管不顾，一上来就气势汹汹地说：中央组织部不向“女大”介绍学员是不合理的。王明不久前刚从国外回国，他以党的理论家和领袖自居，自以为谁都不能违背他的意见和决定。针对王明这种气势汹汹，陈云不紧不慢地说：“这事我知道，为这事给你写过信，说明从党的事业发展考虑，我们各方面都需要大批女干部。你说军事部门不需要吗？他们的机要部门、医务部门、政治工作部门，不是大量需要女干部吗？你能不知道党的宣传部门、组织部门、政府各行政部门都需要大批女干部吗？各省各地的党委都是清一色的‘阳性’好吗？‘女大’的学员毕业后，中央组织部的分配方案是按一定的比例交给中央妇委分配做妇女工作的，此外就根据党政各方面的需要分配，这是从党的事业考虑的分配原则。现在‘女大’毕业生的分配，不能根据党的事业的需要分配，因而中央组织部不能再介绍女青年到‘女大’学习。介绍到其他学校培训学习，是完全从党的事业发展考虑的。从形式上看，我们不再向‘女大’介绍学员，好像是‘不合理的’，但是这种从党的事业角度出发，采取的不得已的‘不合理’，对待你老兄那个违反党的利益、党的原则的不合理，这样才能求得一个比较的合理、相对的合理。”王明听到陈云这番不软不硬的回答，所讲理由、原则都没办法辩驳，因而开始气焰渐收，最后只得说：“那好吧，就按组织部的办法，但是你们分配时一定要给中央妇委一个大的比例。”陈云同志直率地说：“好，你既已同意，就一言为定，过去对‘女大’学员的分配，就是照顾妇委的需要，有一定比例交她们分配工作的。不过最后我还想向老兄进一言：你在国外太久了，你回来后无论出什么主意，最好先了解一下党的组织原则和各方面的情况，免得和各部门‘卡壳’。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他对一切重要的事，也都是多方面听取意见，才作出决定的。”王明听到此处，脸色难看极了，又不好发作，只好表示告辞。陈云客客气气送王明出窑门后，回到窑洞内办公桌前还在自言自语地说：“无论是谁，在党内不按党的原则办事，搞霸道主义绝对不行！”随后对王鹤寿说：“你回去见到富春同志，向他讲一下刚才的情形。在你们干部科内，只说向‘女大’继续介绍学员就可以了。”
陈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七年，这期间经历了长时间的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陈云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多为建设性的，且集中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而对中国共产党的党风问题，陈云终身关注，只要发现任何问题，他都会毫不客气地批评指正，尤其是当某种风气较为大面积、有普遍蔓延趋势的时候。
陈云就党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危害，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的办法，作过透彻的分析和精辟的解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这些思想大多收录在《陈云文选》中。
中国“鸟笼经济”的创造者
“鸟笼经济”这个词多见于港台报刊，海外的华文报刊多以一种略带嘲讽、调侃意味的语气称中国大陆的经济模式是一种“鸟笼经济”，而且几乎每次出现都和陈云联系在一起。大陆的出版物是很少见这个词的，似乎这个概念不怎么雅气，给人一种意境不好的联想，对陈云老人不够尊重，重要的是，其对中国经济模式的概括不够确切。而“鸟笼经济”的当事人陈云却对这话题乐此不疲。那么，究竟这个“鸟笼经济”的含义是什么呢？还是用当事人陈云自己的话来做一解释吧。以下是他1982年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同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时讲话中的一段：
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夸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这带点神秘色彩的“鸟笼经济”，其实原理原来这么简单明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中国，妇孺皆知。
老年的陈云有一张著名的照片，是在杭州拍摄的，廊院里，老年陈云满面春风地坐在藤椅上打算盘。赵朴初观后诗兴大发，欣然命笔，赋诗一首：“惟实以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一九八一年一月观陈云同志打算盘照片喜题。”
那就让我们寻着“老谋深算，国之所倚”的陈云的轨迹，一睹中共这把“铁算盘”的风采。早在抗日战争年代，陈云就十分重视经济工作，1944年，他卸任组织部长后，在延安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任是贺龙）兼政治部主任期间，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陕甘宁边区积极发展农牧业，发展公营、私营和合营工业，发展内部贸易和管理进口、保护出口，争取做到基本自给。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担任过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为支持解放战争、恢复东北的经济，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中国创建后，在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制止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稳定等重大问题上，陈云同志总是深入调查，反复推敲，协助中央作出英明决策。在建国前后四次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的混乱局面中，陈云表现出高超的领导才华和指挥艺术，控制了局面，打击了投机奸商，建立起稳定物价的新秩序。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修改以及重大项目的抉择，陈云同志耗费了很多心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鞍钢三大工程、武钢和包钢的建设以及一批军工厂的建设，特别是机械工业，如洛阳第一拖拉机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等新中国第一批重工业基地，从厂址选择到方案的制定，都是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下提出，经中央确定后，组织各方面力量以惊入速度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