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12)
陈云说，去年搞高价商品，重点是城市；这次搞高价商品，重点是在农村。哪里钞票多，就在哪里投放高价商品。这个办法要先试点，看一看，听一听反映，步子稳一点，看准了以后再推广。
卖高价商品，实际上是货币贬值，群众会有些不满意。陈云对此有所准备，他说，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多余的货币不能回笼，到处冲击市场，更不好办。
陈云提出克服困难的第四点办法是，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由于当时粮食定量已经低得可怜，浮肿病蔓延得很厉害，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陈云对此极为忧心。他想出三个当时能够逐步采取的办法。
一是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夏天和蔬菜多的地区可以少一点。
这个办法，不仅可以保证城市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点职工的实际工资。有了豆子吃，或者换豆腐吃，就可以不买或少买自由市场上的高价副食品。据计算，每人每天最低要70克的蛋白质，1斤粮食含蛋白质45克左右，1斤蔬菜含5克，1两大豆含20克。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陈云经过计算，认为这是可能做到的。他说，1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30亿斤大豆。我国每年大豆的产量，在1958年前是190亿斤左右，1961年是120亿斤，拿出30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力求在两年内逐步做到这一点。
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口中实行。
二是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
当时国家因棉纱不足，保证供应已经很吃力了，而群众买了袜子，穿不到一周，脚趾脚跟就露出来了。年轻人穿得又特别费，破了再补，当时一个人一年只发几尺布票，补袜子就用去一部分。这件事困扰着千百万妇女和战士的心，陈云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他说，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补袜子是一件伤脑筋的事。
当时国外已开始兴起穿尼龙袜子，比棉线袜抗磨耐穿，陈云要外贸部、纺织部研究解决原料问题，决定进口。
陈云在西楼会议的发言中说，如果每年用400万美元进口1000吨尼龙，就可以织4000万双袜子，产量可以加倍。一双尼龙袜子可以卖几块钱，买的人喜欢，国家一年可以回笼几亿元的货币，这是公私两利的事情。
三是把全国各地价值约4000万到5000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馆子，价钱卖贵一点。招待所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卖高价。这样，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
陈云为克服国民经济困难提出的第五个办法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
陈云指出，这一条是根本大计。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事情：
一是除增产粮食以外，要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
二是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
三是拨出一部分钢材、木材，制造中小农具。
陈云为克服经济困难想出的第六个办法是，把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陈云的这个讲话，把当时面临的主要困难、克服困难的条件和办法作了透彻的阐述，使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陈云的这个讲话，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表示完全赞成。刘少奇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1962年2月26日，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李富春、李先念讲话之后，陈云发表了讲话，再次阐述了在西楼会议发表的意见。陈云讲完，全场完全自发地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当时大家听了以后，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么一讲，困难讲够了，心里踏实了，办法也确实可行。会后，各部委都纷纷要求传达。
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时，邓小平说，全部传达，怎么讲就怎么传达。刘少奇也同意用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国，而且还对怎么写转发批语提了一些意见。说对困难的估计，是有十分只讲八分好，还是有十分就讲十分好？他的意思是要把困难估计够，工作才能主动。
通过中央转发讲话的指示以后，刘少奇说，我们这个会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
第二天，刘、周、邓就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同意陈云讲话，起草了一个指示，会议上是通过了，还要请主席看一看。刘少奇还说，这个问题我也在会上讲了，如果主席同意，我们就发出去；如果主席不同意，我们重新开会议论。
毛泽东看了陈云讲话和中央转发讲话的指示，表示同意发出。
1962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将陈云西楼会议讲话加了批语转发各省市区和各部门。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全体会议后，中央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主张陈云当组长，陈云一再推辞，说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可以当成员，有意见时可以提，他也相信，财经小组会认真考虑他的意见。会上确定李富春当组长，周恩来、陈云都是组员。
在讨论批转陈云讲话的中央书记会议上，刘少奇说，有人向他建议，恢复后的中央财经小组请陈云当组长最合适，他自己当助手。会议就这么定了。
这次会议陈云没有参加，知道后他还是谦让。刘少奇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4月19日，中央作出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全国财经工作。
这样，从1960年开始提出的“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方针，经过1962年七千人大会统一认识，在“西楼会议”上才真正下了退够的决心，才真正开始扎扎实实地全面调整，落到实处。
1962年3月7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陈云在会上讲话，对他在西楼会议上提出的办法，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周恩来在陈云讲话时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陈云也开始对“大跃进”的理论基础予以否定。他在这次会议上，公开对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提法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个问题上，认识是不同的。他提出，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看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
为了了解钢产量，陈云曾查了美、英、德、日、苏等几十年来钢产量的统计数字，看出这些国家钢的年产量在1000万吨以下的时候，花的时间最长。美、英、德、日等国，钢产量在500万吨到1000万吨之间，就成了帝国主义国家。苏联也是在这样的生产水平上，成了工业强国。大体说来，这些国家钢产量在500万吨到1000万吨的时候，各种工业就比较齐全，把工业基础打下来了。日本在发动七七事变的时候，钢产量还不到700万吨。陈云指出，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
此外，陈云还就物资集中管理、研究农业基本情况、计委要管好农业和市场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这个讲话的记录，经陈云看过后，在小范围内印发了。讲话后，陈云就到上海、杭州休息去了。
这次会议后，刘少奇组织人把陈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13篇讲话和报告，都找到编出来了，大概有四五万字，还搞一个1万多字的提要，准备印发有关部门学习和参考。
陈云对编辑他的言论曾经几次坚决表示不同意，尤其是不同意印发。刘少奇说，可以不广泛印发，只印发给财经小组成员和中央常委看看。
1962年4月，这个材料由刘少奇主持，选编成《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以及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刘少奇还专门写信给毛泽东，说他叫人选编了陈云文章印发给少数同志参考，送上一份，请有空时翻翻。这份材料，一直到八九月北戴河会议时，都摆在毛泽东桌子旁边，由此看出他对这件事情是很重视的。
这时陈云身体十分虚弱，医生要他长期休养。陈云赴华东休息后，领导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主要责任，就落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身上，陈云也尽力做一些工作。
1962年2月，刘少奇告诉陈云，毛泽东已经同意改组中央财经小组，授权小组审查修改国家计委制订的1962年经济建设计划。中央财经小组根据陈云意见起草《关于调整1962年计划的报告》，建议对耗煤过多的小企业（主要有10万个小高炉）和大部分没有前途的地方建设项目实行“关、停、并、转”，并对关停的企业和建设项目要“拆架子、收摊子”，以便在1961年已经精简1000万城市职工的基础上，1962年再减少1000万，回到农村加强农业生产战线，使大减产的农业有力量支持已精简的城市职工生活。
报告起草完毕并经周恩来审查修改后，周恩来叫薛暮桥把草案带到杭州去征求陈云的意见。这时陈云的身体仍很虚弱，每天只能谈两个小时，分三天报告完毕，它完全同意草案所提出的意见，要薛暮桥把他的意见转告总理。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从1960年后的五年内，进行了全面的经济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1964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不计得失欲分田，遭到批评无法行
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以后，陈云提出全党都要研究农业问题，他首先就带头研究思考这个问题。
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在杭州、上海休养时，经常考虑如何解救缺粮的农民，如何加快恢复粮食生产。他对当时一些地方的包产到户做法非常感兴趣。
包产到户，是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以后，一些地方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病，实行一种联系产量、责任分解到农户的生产责任制形式。
从合作化以后，浙江、江苏、河南一些地方就开始试行包产到户，对促进农业生产起很明显的作用。不料庐山会议一反右倾，也顺带把这个包产到户挂到右倾的账上，一块反掉了，支持这一办法的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公正地处理。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问题严重，各地纷纷寻找出路。显然，“大跃进”口号喊得再响，也变不成粮食，而“右倾机会主义”的包产到户，适应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觉悟水平，能够多产粮食，这才是实在的。于是好多地方变着法儿实行了多种形式、多种名目的包产到户。
安徽是“大跃进”比较积极的省份，后来农村困难形势也表现得极为突出。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安徽的主要领导能够认真反思，对农民自发采取的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包产到户做法，加以肯定，适当引导。
卖高价商品，实际上是货币贬值，群众会有些不满意。陈云对此有所准备，他说，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多余的货币不能回笼，到处冲击市场，更不好办。
陈云提出克服困难的第四点办法是，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由于当时粮食定量已经低得可怜，浮肿病蔓延得很厉害，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陈云对此极为忧心。他想出三个当时能够逐步采取的办法。
一是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夏天和蔬菜多的地区可以少一点。
这个办法，不仅可以保证城市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点职工的实际工资。有了豆子吃，或者换豆腐吃，就可以不买或少买自由市场上的高价副食品。据计算，每人每天最低要70克的蛋白质，1斤粮食含蛋白质45克左右，1斤蔬菜含5克，1两大豆含20克。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办法。
陈云经过计算，认为这是可能做到的。他说，1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30亿斤大豆。我国每年大豆的产量，在1958年前是190亿斤左右，1961年是120亿斤，拿出30亿斤来供应城市，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力求在两年内逐步做到这一点。
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口中实行。
二是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
当时国家因棉纱不足，保证供应已经很吃力了，而群众买了袜子，穿不到一周，脚趾脚跟就露出来了。年轻人穿得又特别费，破了再补，当时一个人一年只发几尺布票，补袜子就用去一部分。这件事困扰着千百万妇女和战士的心，陈云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他说，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补袜子是一件伤脑筋的事。
当时国外已开始兴起穿尼龙袜子，比棉线袜抗磨耐穿，陈云要外贸部、纺织部研究解决原料问题，决定进口。
陈云在西楼会议的发言中说，如果每年用400万美元进口1000吨尼龙，就可以织4000万双袜子，产量可以加倍。一双尼龙袜子可以卖几块钱，买的人喜欢，国家一年可以回笼几亿元的货币，这是公私两利的事情。
三是把全国各地价值约4000万到5000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馆子，价钱卖贵一点。招待所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卖高价。这样，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
陈云为克服国民经济困难提出的第五个办法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
陈云指出，这一条是根本大计。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事情：
一是除增产粮食以外，要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
二是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
三是拨出一部分钢材、木材，制造中小农具。
陈云为克服经济困难想出的第六个办法是，把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陈云的这个讲话，把当时面临的主要困难、克服困难的条件和办法作了透彻的阐述，使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陈云的这个讲话，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表示完全赞成。刘少奇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1962年2月26日，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李富春、李先念讲话之后，陈云发表了讲话，再次阐述了在西楼会议发表的意见。陈云讲完，全场完全自发地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当时大家听了以后，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么一讲，困难讲够了，心里踏实了，办法也确实可行。会后，各部委都纷纷要求传达。
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时，邓小平说，全部传达，怎么讲就怎么传达。刘少奇也同意用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国，而且还对怎么写转发批语提了一些意见。说对困难的估计，是有十分只讲八分好，还是有十分就讲十分好？他的意思是要把困难估计够，工作才能主动。
通过中央转发讲话的指示以后，刘少奇说，我们这个会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
第二天，刘、周、邓就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同意陈云讲话，起草了一个指示，会议上是通过了，还要请主席看一看。刘少奇还说，这个问题我也在会上讲了，如果主席同意，我们就发出去；如果主席不同意，我们重新开会议论。
毛泽东看了陈云讲话和中央转发讲话的指示，表示同意发出。
1962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将陈云西楼会议讲话加了批语转发各省市区和各部门。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全体会议后，中央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主张陈云当组长，陈云一再推辞，说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可以当成员，有意见时可以提，他也相信，财经小组会认真考虑他的意见。会上确定李富春当组长，周恩来、陈云都是组员。
在讨论批转陈云讲话的中央书记会议上，刘少奇说，有人向他建议，恢复后的中央财经小组请陈云当组长最合适，他自己当助手。会议就这么定了。
这次会议陈云没有参加，知道后他还是谦让。刘少奇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4月19日，中央作出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全国财经工作。
这样，从1960年开始提出的“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方针，经过1962年七千人大会统一认识，在“西楼会议”上才真正下了退够的决心，才真正开始扎扎实实地全面调整，落到实处。
1962年3月7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陈云在会上讲话，对他在西楼会议上提出的办法，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周恩来在陈云讲话时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陈云也开始对“大跃进”的理论基础予以否定。他在这次会议上，公开对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的提法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个问题上，认识是不同的。他提出，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看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
为了了解钢产量，陈云曾查了美、英、德、日、苏等几十年来钢产量的统计数字，看出这些国家钢的年产量在1000万吨以下的时候，花的时间最长。美、英、德、日等国，钢产量在500万吨到1000万吨之间，就成了帝国主义国家。苏联也是在这样的生产水平上，成了工业强国。大体说来，这些国家钢产量在500万吨到1000万吨的时候，各种工业就比较齐全，把工业基础打下来了。日本在发动七七事变的时候，钢产量还不到700万吨。陈云指出，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
此外，陈云还就物资集中管理、研究农业基本情况、计委要管好农业和市场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这个讲话的记录，经陈云看过后，在小范围内印发了。讲话后，陈云就到上海、杭州休息去了。
这次会议后，刘少奇组织人把陈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13篇讲话和报告，都找到编出来了，大概有四五万字，还搞一个1万多字的提要，准备印发有关部门学习和参考。
陈云对编辑他的言论曾经几次坚决表示不同意，尤其是不同意印发。刘少奇说，可以不广泛印发，只印发给财经小组成员和中央常委看看。
1962年4月，这个材料由刘少奇主持，选编成《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以及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刘少奇还专门写信给毛泽东，说他叫人选编了陈云文章印发给少数同志参考，送上一份，请有空时翻翻。这份材料，一直到八九月北戴河会议时，都摆在毛泽东桌子旁边，由此看出他对这件事情是很重视的。
这时陈云身体十分虚弱，医生要他长期休养。陈云赴华东休息后，领导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主要责任，就落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身上，陈云也尽力做一些工作。
1962年2月，刘少奇告诉陈云，毛泽东已经同意改组中央财经小组，授权小组审查修改国家计委制订的1962年经济建设计划。中央财经小组根据陈云意见起草《关于调整1962年计划的报告》，建议对耗煤过多的小企业（主要有10万个小高炉）和大部分没有前途的地方建设项目实行“关、停、并、转”，并对关停的企业和建设项目要“拆架子、收摊子”，以便在1961年已经精简1000万城市职工的基础上，1962年再减少1000万，回到农村加强农业生产战线，使大减产的农业有力量支持已精简的城市职工生活。
报告起草完毕并经周恩来审查修改后，周恩来叫薛暮桥把草案带到杭州去征求陈云的意见。这时陈云的身体仍很虚弱，每天只能谈两个小时，分三天报告完毕，它完全同意草案所提出的意见，要薛暮桥把他的意见转告总理。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从1960年后的五年内，进行了全面的经济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1964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不计得失欲分田，遭到批评无法行
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以后，陈云提出全党都要研究农业问题，他首先就带头研究思考这个问题。
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在杭州、上海休养时，经常考虑如何解救缺粮的农民，如何加快恢复粮食生产。他对当时一些地方的包产到户做法非常感兴趣。
包产到户，是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以后，一些地方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病，实行一种联系产量、责任分解到农户的生产责任制形式。
从合作化以后，浙江、江苏、河南一些地方就开始试行包产到户，对促进农业生产起很明显的作用。不料庐山会议一反右倾，也顺带把这个包产到户挂到右倾的账上，一块反掉了，支持这一办法的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公正地处理。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问题严重，各地纷纷寻找出路。显然，“大跃进”口号喊得再响，也变不成粮食，而“右倾机会主义”的包产到户，适应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觉悟水平，能够多产粮食，这才是实在的。于是好多地方变着法儿实行了多种形式、多种名目的包产到户。
安徽是“大跃进”比较积极的省份，后来农村困难形势也表现得极为突出。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安徽的主要领导能够认真反思，对农民自发采取的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包产到户做法，加以肯定，适当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