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11)
陈云比较说，现在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水利和机械这两个条件要好一些，灌溉面积扩大了，防洪能力加强了，排灌机械多了，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也多了。同时，工业基础大了，可能支援农业的力量也比过去增加了。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这几个条件，现在都比过去差。拿土地来说，最近四年，水利、工业、交通的基本建设占用的耕地大约有2亿亩，菜地扩大了5000万亩，而新开荒地只有1.5亿亩，增减相抵，粮食和其他作折的用地减少了1亿亩。全国的耕地一共16多亿亩，减少了1亿亩，是一件大事。而且，这几年减少的耕地，大多是产量高的好地；增加的耕地，大多是在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一般的产量比较低。耕畜和狩猎现在比过去少了，有一部分种子退化了，有些地方的茬口搞乱了。
根据这样的比较，陈云认为农业恢复不会很快。他讲，一五时期，五年合计共增产612亿斤，平均每年增产122亿斤。如果公布的1957年的粮食产量有“水分”，那末每年平均增产的数字还没有这样多。按通常情况说，恢复时期的速度可能会快一点，但是，也要看条件怎样。总的看，好坏两种条件相抵，现在的条件可能不如过去。这是稳当的说法。至于农业恢复的速度能够多快，目前还不能肯定，需要再看一两年。那时候，实践将会证明能不能快一点。
陈云指出，经济形势面临的第二大困难是，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大跃进”那几年建设规模是合适的，就是因为有灾荒才发生了问题。也有人说，是农业扯了腿，不然就正好。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工业吃了农业的亏，工业本身没有问题。
陈云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不仅在农业遇到灾荒的时候负担不了，即使在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
他说，工业建设的大发展，是建立在1958年生产7000亿斤粮食、7000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当时以为粮食过关了，可以大办工业，所以大量招收职工。这几年增加了那么多职工，绝大部分是1958年下半年招收的。从过去的经验看，今后几年即使恢复到年产3700亿斤粮食，同现有的建设规模还是不相适应的。
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建设规模大增，除1958年误认为粮食过了关以外，又是根据产量很快可达到五六千万吨的设想来布置。实际中工业的情况是，工人增加得太多了，产量却增加得不多。工业产品不论从数量、质量、品种、规模来看，都不能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因此，基本建设项目就不得不一批一批下马，工厂半成品就不能不大量积压。
陈云指出的第三个严重困难是，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提法是非常尖锐的，也是非常刺耳的。但陈云从实际出发，认为事实就是这样。他说，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陈云分析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一方面支出钞票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
对通货膨胀的趋势，陈云认为，照现在的情况看，在采取有力措施以前，恐怕还不能停止。我们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否则，将不利于农业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
陈云指出的第四点困难是，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
对这一点，那时在高级干部中也有不同的看法。
陈云说，目前的情况是，农民自己经营的副业产品，集体和个人生产的三类物资，都大幅度地涨价。在过去一年多中间，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相当于正常价格10亿元左右的物资，换去了30亿元左右的钞票。现在不少农民手里的钞票相当多，城市钞票向农村转移的趋势还没有停止，还会继续一段时间。原因是国家没有充分的商品来满足城市的需要。我们要公社和农民发展农副业生产，不让卖不行，过多地采购也不行，而城市人民又要吃，价钱虽高，你不买，有人买。过去每年供给城市的猪肉30多亿斤，现在还不到10亿斤。
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对于这种情况，陈云说，要把两种人区别开来。一种是农民，他们把自己生产的猪肉、鸡蛋等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卖多得了一些钱；另一种是投机分子，他们一手买进，一手卖出，一转手就捞很多钱，从人数说，前一种人占多数，但后一种投机分子确实也不少。一辆自行车要650元钱，还有人抢着买。
对市场投机分子，陈云是深恶痛绝的。建国初期市场动荡，造成普通百姓心理恐慌，和投机分子兴风作浪有很大关系。陈云要求，对于投机分子，采取有效办法来对付。
对于农民持有大量钞票的情况，陈云则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他说，大批钞票流向农村，国家没有足够的工业品来回笼这些钞票。集体生产者向国家出售了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也得不到等价的工业品。农民卖出100元的农副产品，国家能够供他们的商品只有60多元，加上理发、看电影等，也只有七八十元，还差二三十元。没有相当的工业品供应农村，没有等价交换，单靠政治动员，是难以持久的。在相当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对促进生产是有利的。但是，农民高价出售农副产品所得到的钞票，如果不想办法换回来，农民手里的钞票越来越多，就有农民不愿意继续向国家出卖农副产品的危险。
陈云指出的第五点困难是，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上工资下降很多。这是已经彻底表面化的现象，无可掩饰。
这五点困难，陈云认为其中一、二点是基本的，其他三点都从前两点派生出来的。
陈云把当时面临的困难讲得这么透彻、这么严重，是为了从中找出经验教训，从而找到走出困境的办法。但这样做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从批评反冒进、特别是庐山会议批判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大家讲困难都要先把光明面多讲一点，要套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形势估计程式，以免被看做是右倾、是把形势说成“漆黑一团”，想泄气。事实上，当年8月的北戴河政治局会议，确实就把陈云实事求是估计形势说成了“黑暗风”，予以严厉地批判。
但陈云并未因此而退缩。他说，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对这些问题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难免的。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这几年处在大变动中，大家对形势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需要事实的证明。大家的认识，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地一致起来。把各种不同的看法说出来，进行讨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有利于使认识趋于统一。高级干部的看法统一，非常重要。经过讨论，如果还有不一致的意见，可以保留，可以再看一看，保留不同意见是容许的。
陈云严肃地说：“逢人只说三分话”，说话有顾虑的情况还是存在的。见面打“官腔”，不互相交心，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革命是会失败的。我们干革命的，应该讲真话，有问题就提出，有意见就发表，认真地进行讨论。
讲清楚困难，指明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后，陈云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把十年规划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
陈云提出把十年规划分两个阶段的说法，虽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但他提出恢复需要五年时间的意见，有人认为太悲观了，后来，又被说成是“右倾保守”，泄了气，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最后实际却表明，陈云的估计惊人得准确。
第二个办法是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
建国之初，陈云已经领导过一次抑制通货膨胀的行动，但是鉴于这次通货膨胀与那次通货膨胀相比，产生的原因、性质、经济条件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点，他制定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这一次他制定的方法是：
一、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银行把钞票管理好，能不用钱一定不用。
二、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
三、增加几种高价商品。
搞高价商品，当时已经在进行。
“大跃进”后市场紧张，一个结果是票证经济大流行，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供应，引起群众不满。江苏有一个资本家讲：“现在人民币不挂帅了。”上海一个医生对党委书记说：“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400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还给公家。”
为了缓和人心，一些地方开始出售高价商品。1960年8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关于饮食业实行凭证供应的意见，同意保留少数高级饭馆可以不凭票，实行高价销售。这一办法逐渐在一些大中城市推广。后来又增加了高价糕点、高价糖果。
1961年1月19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对出售高价糕点、高价糖果十分支持，并鼓励商业部门放手卖。
陈云认为，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他曾经了解过，英国伦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实行严格的粮食配给，但饭馆还是开的，一个人只能吃一份，不要粮票。
陈云总结了这样做的三大好处，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他赞扬说，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打一个大主意。
出售高级糕点前，有关部门曾经送了几十种样品给陈云等人看，做的还是比较可以的。但是后来陈云让自己的孩子在中南海排队买了一斤，拿回家一看，就觉得做得很不像样。北京的高级糕点开市的前一天晚上，姚依林到零售店去看样品，发现质量也不好。陈云对做假样品给他们看很有意见，指出高价点心贵得像个样子。当时高级点心质量不好，是因为把做糕点的老师傅搞到乡下去了，陈云就指示要把这些人找回来重操旧业。
陈云提出，要充分利用进口的糖和麦子，先用来制作高级糖果和糕点。他说，从古巴进口的糖，平均分配的每个人只能摊到很少一点，我们中国有七万万张嘴巴，稍微张一张就差不多了。
他还要商业部门不怕抢购高价商品，说，你越怕鬼，鬼越厉害。可以放大胆子，敞开来卖高价糕点、高价糖果，让人民币“挂帅”，挂得越多越好，把钞票都挂过来。
他算了一笔账：资本家一年定息最多1亿元，让他们把所有定息都拿出来买糖果，也才买掉一万吨，却能回笼1亿元货币；高级知识分子最多20万人，每人买100斤才不过10000吨；5000万职工，只有那么多工资，要养家活口，要吃饭，是不能多买的，平均每人买一斤，就是了不得的事情，也只有2万多吨。国家手里，已到货的糖就有十几万吨，在路上还有二十几万吨，第二季度靠得住的还有30万吨，根本用不着怕抢购。
他举例说，天津高价糖果，第一天卖了7万斤，第二天卖8万斤，第三天就只卖了8000斤。开始买得多些，这是人们心理作用。敞开来卖之后，情况就会改变，数量就会降下来。
陈云当时已经考虑要增加一些高价商品，说有了猪肉可以在饭馆里搞些炒肉片、炒肉丝卖高价。但由于生猪肉饲养一直没有能恢复元气，这个打算最后落空了。
由于过去高价商品品种太少，回笼货币数量有限。陈云在西楼会议上就提出，要增加一些高价商品。
他说，高价商品不要星星点点地搞，这也高价，那也高价，所得不多，弄得名誉不好。应该是不搞则已，一搞就要能收回一大批钞票。我们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首先是为把在自由市场上商人出售商品的人的钞票收回来，同时也利用它来平衡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
另一方面，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这几个条件，现在都比过去差。拿土地来说，最近四年，水利、工业、交通的基本建设占用的耕地大约有2亿亩，菜地扩大了5000万亩，而新开荒地只有1.5亿亩，增减相抵，粮食和其他作折的用地减少了1亿亩。全国的耕地一共16多亿亩，减少了1亿亩，是一件大事。而且，这几年减少的耕地，大多是产量高的好地；增加的耕地，大多是在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一般的产量比较低。耕畜和狩猎现在比过去少了，有一部分种子退化了，有些地方的茬口搞乱了。
根据这样的比较，陈云认为农业恢复不会很快。他讲，一五时期，五年合计共增产612亿斤，平均每年增产122亿斤。如果公布的1957年的粮食产量有“水分”，那末每年平均增产的数字还没有这样多。按通常情况说，恢复时期的速度可能会快一点，但是，也要看条件怎样。总的看，好坏两种条件相抵，现在的条件可能不如过去。这是稳当的说法。至于农业恢复的速度能够多快，目前还不能肯定，需要再看一两年。那时候，实践将会证明能不能快一点。
陈云指出，经济形势面临的第二大困难是，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大跃进”那几年建设规模是合适的，就是因为有灾荒才发生了问题。也有人说，是农业扯了腿，不然就正好。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工业吃了农业的亏，工业本身没有问题。
陈云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不仅在农业遇到灾荒的时候负担不了，即使在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
他说，工业建设的大发展，是建立在1958年生产7000亿斤粮食、7000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当时以为粮食过关了，可以大办工业，所以大量招收职工。这几年增加了那么多职工，绝大部分是1958年下半年招收的。从过去的经验看，今后几年即使恢复到年产3700亿斤粮食，同现有的建设规模还是不相适应的。
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建设规模大增，除1958年误认为粮食过了关以外，又是根据产量很快可达到五六千万吨的设想来布置。实际中工业的情况是，工人增加得太多了，产量却增加得不多。工业产品不论从数量、质量、品种、规模来看，都不能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因此，基本建设项目就不得不一批一批下马，工厂半成品就不能不大量积压。
陈云指出的第三个严重困难是，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提法是非常尖锐的，也是非常刺耳的。但陈云从实际出发，认为事实就是这样。他说，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陈云分析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一方面支出钞票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
对通货膨胀的趋势，陈云认为，照现在的情况看，在采取有力措施以前，恐怕还不能停止。我们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否则，将不利于农业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
陈云指出的第四点困难是，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
对这一点，那时在高级干部中也有不同的看法。
陈云说，目前的情况是，农民自己经营的副业产品，集体和个人生产的三类物资，都大幅度地涨价。在过去一年多中间，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相当于正常价格10亿元左右的物资，换去了30亿元左右的钞票。现在不少农民手里的钞票相当多，城市钞票向农村转移的趋势还没有停止，还会继续一段时间。原因是国家没有充分的商品来满足城市的需要。我们要公社和农民发展农副业生产，不让卖不行，过多地采购也不行，而城市人民又要吃，价钱虽高，你不买，有人买。过去每年供给城市的猪肉30多亿斤，现在还不到10亿斤。
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对于这种情况，陈云说，要把两种人区别开来。一种是农民，他们把自己生产的猪肉、鸡蛋等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卖多得了一些钱；另一种是投机分子，他们一手买进，一手卖出，一转手就捞很多钱，从人数说，前一种人占多数，但后一种投机分子确实也不少。一辆自行车要650元钱，还有人抢着买。
对市场投机分子，陈云是深恶痛绝的。建国初期市场动荡，造成普通百姓心理恐慌，和投机分子兴风作浪有很大关系。陈云要求，对于投机分子，采取有效办法来对付。
对于农民持有大量钞票的情况，陈云则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他说，大批钞票流向农村，国家没有足够的工业品来回笼这些钞票。集体生产者向国家出售了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也得不到等价的工业品。农民卖出100元的农副产品，国家能够供他们的商品只有60多元，加上理发、看电影等，也只有七八十元，还差二三十元。没有相当的工业品供应农村，没有等价交换，单靠政治动员，是难以持久的。在相当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对促进生产是有利的。但是，农民高价出售农副产品所得到的钞票，如果不想办法换回来，农民手里的钞票越来越多，就有农民不愿意继续向国家出卖农副产品的危险。
陈云指出的第五点困难是，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上工资下降很多。这是已经彻底表面化的现象，无可掩饰。
这五点困难，陈云认为其中一、二点是基本的，其他三点都从前两点派生出来的。
陈云把当时面临的困难讲得这么透彻、这么严重，是为了从中找出经验教训，从而找到走出困境的办法。但这样做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从批评反冒进、特别是庐山会议批判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大家讲困难都要先把光明面多讲一点，要套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形势估计程式，以免被看做是右倾、是把形势说成“漆黑一团”，想泄气。事实上，当年8月的北戴河政治局会议，确实就把陈云实事求是估计形势说成了“黑暗风”，予以严厉地批判。
但陈云并未因此而退缩。他说，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对这些问题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难免的。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这几年处在大变动中，大家对形势自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需要事实的证明。大家的认识，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逐步地一致起来。把各种不同的看法说出来，进行讨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有利于使认识趋于统一。高级干部的看法统一，非常重要。经过讨论，如果还有不一致的意见，可以保留，可以再看一看，保留不同意见是容许的。
陈云严肃地说：“逢人只说三分话”，说话有顾虑的情况还是存在的。见面打“官腔”，不互相交心，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革命是会失败的。我们干革命的，应该讲真话，有问题就提出，有意见就发表，认真地进行讨论。
讲清楚困难，指明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后，陈云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把十年规划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
陈云提出把十年规划分两个阶段的说法，虽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但他提出恢复需要五年时间的意见，有人认为太悲观了，后来，又被说成是“右倾保守”，泄了气，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最后实际却表明，陈云的估计惊人得准确。
第二个办法是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
建国之初，陈云已经领导过一次抑制通货膨胀的行动，但是鉴于这次通货膨胀与那次通货膨胀相比，产生的原因、性质、经济条件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点，他制定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这一次他制定的方法是：
一、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银行把钞票管理好，能不用钱一定不用。
二、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
三、增加几种高价商品。
搞高价商品，当时已经在进行。
“大跃进”后市场紧张，一个结果是票证经济大流行，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供应，引起群众不满。江苏有一个资本家讲：“现在人民币不挂帅了。”上海一个医生对党委书记说：“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400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还给公家。”
为了缓和人心，一些地方开始出售高价商品。1960年8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关于饮食业实行凭证供应的意见，同意保留少数高级饭馆可以不凭票，实行高价销售。这一办法逐渐在一些大中城市推广。后来又增加了高价糕点、高价糖果。
1961年1月19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对出售高价糕点、高价糖果十分支持，并鼓励商业部门放手卖。
陈云认为，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他曾经了解过，英国伦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实行严格的粮食配给，但饭馆还是开的，一个人只能吃一份，不要粮票。
陈云总结了这样做的三大好处，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他赞扬说，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打一个大主意。
出售高级糕点前，有关部门曾经送了几十种样品给陈云等人看，做的还是比较可以的。但是后来陈云让自己的孩子在中南海排队买了一斤，拿回家一看，就觉得做得很不像样。北京的高级糕点开市的前一天晚上，姚依林到零售店去看样品，发现质量也不好。陈云对做假样品给他们看很有意见，指出高价点心贵得像个样子。当时高级点心质量不好，是因为把做糕点的老师傅搞到乡下去了，陈云就指示要把这些人找回来重操旧业。
陈云提出，要充分利用进口的糖和麦子，先用来制作高级糖果和糕点。他说，从古巴进口的糖，平均分配的每个人只能摊到很少一点，我们中国有七万万张嘴巴，稍微张一张就差不多了。
他还要商业部门不怕抢购高价商品，说，你越怕鬼，鬼越厉害。可以放大胆子，敞开来卖高价糕点、高价糖果，让人民币“挂帅”，挂得越多越好，把钞票都挂过来。
他算了一笔账：资本家一年定息最多1亿元，让他们把所有定息都拿出来买糖果，也才买掉一万吨，却能回笼1亿元货币；高级知识分子最多20万人，每人买100斤才不过10000吨；5000万职工，只有那么多工资，要养家活口，要吃饭，是不能多买的，平均每人买一斤，就是了不得的事情，也只有2万多吨。国家手里，已到货的糖就有十几万吨，在路上还有二十几万吨，第二季度靠得住的还有30万吨，根本用不着怕抢购。
他举例说，天津高价糖果，第一天卖了7万斤，第二天卖8万斤，第三天就只卖了8000斤。开始买得多些，这是人们心理作用。敞开来卖之后，情况就会改变，数量就会降下来。
陈云当时已经考虑要增加一些高价商品，说有了猪肉可以在饭馆里搞些炒肉片、炒肉丝卖高价。但由于生猪肉饲养一直没有能恢复元气，这个打算最后落空了。
由于过去高价商品品种太少，回笼货币数量有限。陈云在西楼会议上就提出，要增加一些高价商品。
他说，高价商品不要星星点点地搞，这也高价，那也高价，所得不多，弄得名誉不好。应该是不搞则已，一搞就要能收回一大批钞票。我们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首先是为把在自由市场上商人出售商品的人的钞票收回来，同时也利用它来平衡商品供应量同购买力之间的差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