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头脑冷静理经济！电闪雷鸣不动摇(10)
陈云又向养母猪有经验的农民调查。他们告诉陈云，私养母猪的时候，养得好赚钱多，养不好亏本，所以他们对母猪像对产妇一样关心，对苗猪像对婴儿一样关心。喂猪的时候很细心，也很有耐心，注意猪什么时候该吃什么、喜欢吃什么，有什么异常。母猪怀孕了注意保胎，母猪快生产时农民就睡在猪栏边守护，对比较瘦弱的奶猪特别照顾，把它放在奶水最多的第三个奶头上吃奶，这样奶猪都长得比较均匀。猪圈保持清洁，夏天割青草垫猪圈，每天往里垫些干草，保持冬暖夏凉。这样农民私养猪养得好，又能赚钱，和公养猪形成鲜明对比。
陈云得出结论，要发展养猪业，必须把母猪也下放给农民私养，鼓励农民多养猪。
以前，即使粮食很紧张的时候，陈云也主张，为了保证肉食供应，粮食分配时要考虑猪的饲料粮。但毛泽东听说后不以为然，说，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养猪可以不费粮。陈云这次下乡调查，也很想具体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调查以后，他得出结论，养猪还是要用粮的，只喂草，某一段时期可以，长久下来就不行，每头猪少不了100斤原粮。养猪不用粮，不能相信。
在一次老农座谈会上，陈云问老农：“把你们的猪没收对，还是发还对？”农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一个老农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回答：“上面说没收、发还都是对的。”
陈云又问：“你们现在敢不敢养猪？”
那个老农回答：“还不大敢，说不定哪一天又是没收对了。”
陈云就对大家说：“没收不对，发还才是对的，以后再不会没收了。”
陈云的这个明确表态，开会的老农听了都喜出望外。当天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公社。第二天是7月1日，党的生日，公社宣布放假一天。农民几乎家家都到别的公社去抢购苗猪，妇女们把所有的小船都开去抢捞水浮莲（养猪的青饲料），掀起了一个养猪的高潮。
看到农民的积极性，陈云非常高兴，他对调查组说：你们看，现在猪归私养，妇女养猪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她要是不养猪，收工回家，除了做饭，劳力闲起来了。这样算下来，要闲下来多少劳力呵！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党犯了错误必须向农民承认，不然就是改正了，农民还不相信我们的正确政策。
小蒸公社在两次养猪问题座谈会结束后的当天下午宣布：即日起，原由集体饲养的母猪，统交养户领回。
在小蒸，陈云参观了百货商店，本来看到商店里还有一点东西，但旁边马上有群众揭穿说，是为了应付他而摆设的。负责人汇报说，商店现在亏空很厉害，群众需要的东西短缺，没有小铁锅，只有食堂用的大铁锅，没有套鞋，没有农民常戴的毡帽，没有花格布、花条子布……陈云听了汇报后说，现在是上面拨给什么卖什么，不是群众需要什么卖什么，做生意不是这样子做的，这是官家生意。
那段时间里，每到傍晚，小镇上合作商店的店员就在街道上吆喝：棒冰，棒冰，两分一碗！开始大家还奇怪，棒冰应该论根卖呀，怎么这里的棒冰还是论碗卖的？出去一看，还真是用碗卖的。一问才知道，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后通过国营商店渠道，运到县里，县里再用汽车、小船运到各乡镇，乡镇再往下面分，等到了基层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想不拿碗都不行了。陈云知道后，摇着头叹息：现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区划来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过来。
小蒸公社靠近黄浦江，过去有许多渔民下午开船到黄浦江去捕鱼，黎明运到上海，就在上海出卖。解放后上海市为了保证水产品供应，规定青浦县每月要向上海供应一定数量的水产品。因此青浦县规定渔民的鱼不准在上海出售，必须运回青浦，卖给县水产公司和下属收购点，再由县水产公司运到上海去完成供应任务。这样多次来回去运输，耽误了渔民的时间，而且往往把活鱼运成死鱼，价格大落，渔民有时只好把鲜鱼做成咸鱼上交。而到市场上，光这些运输费用和手续费用一加，鱼价就很高了。
陈云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又亲眼看到鱼行准备上交的死鱼，十分惊讶。觉得这样做太不合理。他亲自找来青浦县委和水产局的负责人来谈话，劝他们准许渔民在上海出卖。青浦县委很为难，他们说，如果这样做，必须由上海市委取消我们的供应任务，上海市是不会同意的。陈云无奈，只得把这个问题搁起来。
会后陈云叹一口气对周太和等人说：“我一个党中央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人民。”回到上海后，陈云把这个意见向上海市委反映，陈丕显亲自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事情牵涉整个商业流通体制，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很好解决，水产品仍要经过几个批发环节进入市场，所以市场上看不到活鱼。这个问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得到解决。
7月12日下午，陈云一行完成调查任务，离开小蒸。
为了论证在小蒸公社调查的问题，进行比较，陈云又到与青浦情况相似的杭州、苏州找了几个县委书记和若干个大队支部书记，研究种双季稻和种小麦的问题，也问了养猪和自留地情况，然后又到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浙江萧山、江苏无锡两县调查种植情况。
在杭州，陈云把调查结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随后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他们都认为很好。
此后，陈云又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三个问题同上海市委、江苏省委、浙江省委交换了意见。
最后，陈云把这次调查发现的问题和几点建议整理出来，专门给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陈云在信中把这次了解到群众的几点意见概括为四点，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随信附了这次青浦农村调查的三个专题调查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通过这次深入调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引起了陈云新的思考：为什么直到1962年三年调整时期快结束的时候，产量虽有回升，但还未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1958年我国粮食产量已达到4000亿斤，人均为606斤。1960年下跌到2870亿斤，到1962年才恢复到3200亿斤，人均只有475斤，要怎么才能迅速走出低谷呢？青浦调查后，陈云日益焦虑不安，不断探索出路。
七千人大会婉谢毛主席，西楼会议慷慨陈词
“大跃进”后经济工作面临的困难局面，财经部门虽然有最直接的感受，但囿于认识上的局限，不能跳出“跃进”的框子，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分析形势，只知道形势很困难，心里着急，又找不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工作十分被动。
1961年8月9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听取计划会议汇报时，对财经部门贯彻调整方针不力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说：“去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八字方针，究竟怎样贯彻，一年多了还没有具体化，各部、各地区和计委都没有具体地安排。”
1961年8月，中共中央再次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李富春讲话说，“八字方针”提出以后，想调整，但总想在重工业生产已达到的水平上调整，结果延误了时间。现在认识到，整个工业不后退，不退够，不松动一个时期，就不能调整。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赞成这个意见，认为只有退够，调整好比例关系，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9月5日，邓小平在会上明确地说，“大跃进”跃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过了头的要退下来，退到这次调整的目标为止。退要退够，调整要抓重点，工业集中力量加强煤炭，农业主要是粮棉。要宣传提倡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三年初见效，七年大见效。
毛泽东在会上也说，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但是对形势的估计上，他认为，当时已经退到山谷了，形势是在一天天向上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退够了再前进的决定，然而为时已晚。这一年，最初的计划指标仍然很高，调整后的指标也不低，始终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结果，计划执行情况相当差，绝大部分指标不但距原计划相差很多，连调整后的计划也没有完成，甚至比上年还低。更为严重的是，城乡居民的粮食、食油、猪肉、棉布等供应量比上年续减，更加剧了吃穿用的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
这次会议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认识上前进了一步，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调整。毛泽东在会上也强调要发扬民主集中制，对前几年的工作失误承担了责任，使党内政治生活面貌有了改观，初步使大家解放了思想，敢于直言。为调整方针的落实贯彻，为国民经济走出严重困境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好几次请陈云在大会上发言，陈云说在作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话，谢绝了。
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还曾说，做经济工作，他不如陈云。第一次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中还有些话，后来修改几经改动，愈改愈少，改到最后这段话就全被删掉了。但是这句毕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陈云受到了很大鼓舞。会后，毛泽东又提出，要开几天出气会，让大家把意见都说出来。
2月8日，陈云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省全体干部会议上发言，明确地说，这几年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
陈云对这次大会取得的思想认识上和党内生产上的进步评价非常高。他说，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陈云系统提出了正确认识问题的方法：全面、比较、反复。全面，就是要实事求是，弄清楚实际情况，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决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比较，就是把各种方案多方比较，同现行的办法比较，同过去的方法比较，同外国的比较，等等。反复，就是比较了多种方案后，不要匆忙决定，最好过一段时间再看看。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了解，陈云对形势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进一步探索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财政部门向中央反映，发现当年财政有二三十亿元的赤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刘少奇决定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这个会是在中南海西楼开的，由刘少奇主持。这就是“文革”中受到猛烈攻击的西楼会议。
在会上，陈云把一段时间用于形势的观察和如何走困境的思考，作了详细地阐述。在形势的估计上，陈云首先对庐山会议关于形势已到谷底的认识，大胆地提出了公开的质疑，明确指出了当时经济形势面临的几点困难。
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农业减产，粮食不够吃。陈云对这个问题最重视。他说，我们是干革命的，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个关系全国6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
那时有的人为了维护“大跃进”的面子，闭眼不看现实，还在强撑着说，有的乡村，农民吃得好，鸡鸭成群，等等。陈云毫不客气地批驳说，有这样的乡村，但这是极少数。全国大多数地区并不是如此，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在农业恢复的快慢上，也有不同的估计。陈云明确地讲，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水利、机械，以及今后几年中工业支援农业的可能性等等，好的条件同不好的条件相抵，恐怕很难说目前的情况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情况好。
陈云得出结论，要发展养猪业，必须把母猪也下放给农民私养，鼓励农民多养猪。
以前，即使粮食很紧张的时候，陈云也主张，为了保证肉食供应，粮食分配时要考虑猪的饲料粮。但毛泽东听说后不以为然，说，猪吃百样草，看你找不找，养猪可以不费粮。陈云这次下乡调查，也很想具体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调查以后，他得出结论，养猪还是要用粮的，只喂草，某一段时期可以，长久下来就不行，每头猪少不了100斤原粮。养猪不用粮，不能相信。
在一次老农座谈会上，陈云问老农：“把你们的猪没收对，还是发还对？”农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一个老农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回答：“上面说没收、发还都是对的。”
陈云又问：“你们现在敢不敢养猪？”
那个老农回答：“还不大敢，说不定哪一天又是没收对了。”
陈云就对大家说：“没收不对，发还才是对的，以后再不会没收了。”
陈云的这个明确表态，开会的老农听了都喜出望外。当天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公社。第二天是7月1日，党的生日，公社宣布放假一天。农民几乎家家都到别的公社去抢购苗猪，妇女们把所有的小船都开去抢捞水浮莲（养猪的青饲料），掀起了一个养猪的高潮。
看到农民的积极性，陈云非常高兴，他对调查组说：你们看，现在猪归私养，妇女养猪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她要是不养猪，收工回家，除了做饭，劳力闲起来了。这样算下来，要闲下来多少劳力呵！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党犯了错误必须向农民承认，不然就是改正了，农民还不相信我们的正确政策。
小蒸公社在两次养猪问题座谈会结束后的当天下午宣布：即日起，原由集体饲养的母猪，统交养户领回。
在小蒸，陈云参观了百货商店，本来看到商店里还有一点东西，但旁边马上有群众揭穿说，是为了应付他而摆设的。负责人汇报说，商店现在亏空很厉害，群众需要的东西短缺，没有小铁锅，只有食堂用的大铁锅，没有套鞋，没有农民常戴的毡帽，没有花格布、花条子布……陈云听了汇报后说，现在是上面拨给什么卖什么，不是群众需要什么卖什么，做生意不是这样子做的，这是官家生意。
那段时间里，每到傍晚，小镇上合作商店的店员就在街道上吆喝：棒冰，棒冰，两分一碗！开始大家还奇怪，棒冰应该论根卖呀，怎么这里的棒冰还是论碗卖的？出去一看，还真是用碗卖的。一问才知道，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后通过国营商店渠道，运到县里，县里再用汽车、小船运到各乡镇，乡镇再往下面分，等到了基层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想不拿碗都不行了。陈云知道后，摇着头叹息：现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区划来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过来。
小蒸公社靠近黄浦江，过去有许多渔民下午开船到黄浦江去捕鱼，黎明运到上海，就在上海出卖。解放后上海市为了保证水产品供应，规定青浦县每月要向上海供应一定数量的水产品。因此青浦县规定渔民的鱼不准在上海出售，必须运回青浦，卖给县水产公司和下属收购点，再由县水产公司运到上海去完成供应任务。这样多次来回去运输，耽误了渔民的时间，而且往往把活鱼运成死鱼，价格大落，渔民有时只好把鲜鱼做成咸鱼上交。而到市场上，光这些运输费用和手续费用一加，鱼价就很高了。
陈云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又亲眼看到鱼行准备上交的死鱼，十分惊讶。觉得这样做太不合理。他亲自找来青浦县委和水产局的负责人来谈话，劝他们准许渔民在上海出卖。青浦县委很为难，他们说，如果这样做，必须由上海市委取消我们的供应任务，上海市是不会同意的。陈云无奈，只得把这个问题搁起来。
会后陈云叹一口气对周太和等人说：“我一个党中央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人民。”回到上海后，陈云把这个意见向上海市委反映，陈丕显亲自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事情牵涉整个商业流通体制，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很好解决，水产品仍要经过几个批发环节进入市场，所以市场上看不到活鱼。这个问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得到解决。
7月12日下午，陈云一行完成调查任务，离开小蒸。
为了论证在小蒸公社调查的问题，进行比较，陈云又到与青浦情况相似的杭州、苏州找了几个县委书记和若干个大队支部书记，研究种双季稻和种小麦的问题，也问了养猪和自留地情况，然后又到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浙江萧山、江苏无锡两县调查种植情况。
在杭州，陈云把调查结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随后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他们都认为很好。
此后，陈云又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三个问题同上海市委、江苏省委、浙江省委交换了意见。
最后，陈云把这次调查发现的问题和几点建议整理出来，专门给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陈云在信中把这次了解到群众的几点意见概括为四点，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随信附了这次青浦农村调查的三个专题调查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通过这次深入调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引起了陈云新的思考：为什么直到1962年三年调整时期快结束的时候，产量虽有回升，但还未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1958年我国粮食产量已达到4000亿斤，人均为606斤。1960年下跌到2870亿斤，到1962年才恢复到3200亿斤，人均只有475斤，要怎么才能迅速走出低谷呢？青浦调查后，陈云日益焦虑不安，不断探索出路。
七千人大会婉谢毛主席，西楼会议慷慨陈词
“大跃进”后经济工作面临的困难局面，财经部门虽然有最直接的感受，但囿于认识上的局限，不能跳出“跃进”的框子，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分析形势，只知道形势很困难，心里着急，又找不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工作十分被动。
1961年8月9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听取计划会议汇报时，对财经部门贯彻调整方针不力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说：“去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八字方针，究竟怎样贯彻，一年多了还没有具体化，各部、各地区和计委都没有具体地安排。”
1961年8月，中共中央再次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李富春讲话说，“八字方针”提出以后，想调整，但总想在重工业生产已达到的水平上调整，结果延误了时间。现在认识到，整个工业不后退，不退够，不松动一个时期，就不能调整。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赞成这个意见，认为只有退够，调整好比例关系，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9月5日，邓小平在会上明确地说，“大跃进”跃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过了头的要退下来，退到这次调整的目标为止。退要退够，调整要抓重点，工业集中力量加强煤炭，农业主要是粮棉。要宣传提倡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三年初见效，七年大见效。
毛泽东在会上也说，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但是对形势的估计上，他认为，当时已经退到山谷了，形势是在一天天向上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退够了再前进的决定，然而为时已晚。这一年，最初的计划指标仍然很高，调整后的指标也不低，始终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结果，计划执行情况相当差，绝大部分指标不但距原计划相差很多，连调整后的计划也没有完成，甚至比上年还低。更为严重的是，城乡居民的粮食、食油、猪肉、棉布等供应量比上年续减，更加剧了吃穿用的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
这次会议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认识上前进了一步，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调整。毛泽东在会上也强调要发扬民主集中制，对前几年的工作失误承担了责任，使党内政治生活面貌有了改观，初步使大家解放了思想，敢于直言。为调整方针的落实贯彻，为国民经济走出严重困境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好几次请陈云在大会上发言，陈云说在作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话，谢绝了。
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还曾说，做经济工作，他不如陈云。第一次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中还有些话，后来修改几经改动，愈改愈少，改到最后这段话就全被删掉了。但是这句毕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陈云受到了很大鼓舞。会后，毛泽东又提出，要开几天出气会，让大家把意见都说出来。
2月8日，陈云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省全体干部会议上发言，明确地说，这几年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
陈云对这次大会取得的思想认识上和党内生产上的进步评价非常高。他说，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陈云系统提出了正确认识问题的方法：全面、比较、反复。全面，就是要实事求是，弄清楚实际情况，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决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比较，就是把各种方案多方比较，同现行的办法比较，同过去的方法比较，同外国的比较，等等。反复，就是比较了多种方案后，不要匆忙决定，最好过一段时间再看看。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了解，陈云对形势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进一步探索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财政部门向中央反映，发现当年财政有二三十亿元的赤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刘少奇决定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这个会是在中南海西楼开的，由刘少奇主持。这就是“文革”中受到猛烈攻击的西楼会议。
在会上，陈云把一段时间用于形势的观察和如何走困境的思考，作了详细地阐述。在形势的估计上，陈云首先对庐山会议关于形势已到谷底的认识，大胆地提出了公开的质疑，明确指出了当时经济形势面临的几点困难。
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农业减产，粮食不够吃。陈云对这个问题最重视。他说，我们是干革命的，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个关系全国6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
那时有的人为了维护“大跃进”的面子，闭眼不看现实，还在强撑着说，有的乡村，农民吃得好，鸡鸭成群，等等。陈云毫不客气地批驳说，有这样的乡村，但这是极少数。全国大多数地区并不是如此，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在农业恢复的快慢上，也有不同的估计。陈云明确地讲，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水利、机械，以及今后几年中工业支援农业的可能性等等，好的条件同不好的条件相抵，恐怕很难说目前的情况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情况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