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片片绿毯包围了土黄色的村庄、树上新芽泛着光亮的春天，一辆卡车托着一道黄色尘烟向青年点驶来。这次不是发动机厂的卡车，是妈单位的卡车，百货供应站的卡车比一般的卡车还要大一圈。

　　从驾驶室走下来的是小范。 

　　“新力，接你来了，收拾收拾回去吧”。小范一点修饰都没有，就像来接亲戚的孩子那种口气。他递给我一叠(大概有三联)纸，上面拥挤着几个部门的大图章，让我拿它去公社办户口迁出手续。

　　我的铺盖卷、小木箱独占了大卡车，从来没有这么奢侈过。

　　我就这样离开了青年点。我种的扎根树正冲着青年点的大门，上车时无意中看到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宗师傅紧跟政治形势，知青中的各种仪式一个不落。他让我们种扎根树，别人种了就不管了，只有我洗脸水、洗衣水都端去浇它。树苗有水就能活，没水就慢性枯萎。我那棵树又冒出了新芽，它替我扎根了。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知青回城也由个各个单位负责办理，我自然要跟汽车发动机厂的子弟一起回去了。汽车发动机厂是集体单位，比妈单位办理的晚一些，但撤点回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没有人在乎那一点点时间差了。

　　妈文革前是一个普通职员，一介草民，我不过是一粒草籽。我们母女三人如果一直生活在卫民街2号的职工宿舍，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危害，轰走我们也不会有任何人受益，但是，他们轰走了我们。文革后妈仍是一个普通职员，一介草民，我由草籽变成了草民，他们不办理我回城，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危害，办我回来也不会有任何人受益。不仅不会受益，办理外单位青年点的知青手续也许还要麻烦一些，即便办了，也未必该为接这一个人派一次车。但是他们办了我的回城手续，还派车来接我了。世道变了，人心也变了。

　　第一次不是坐在卡车板上，第一次坐进了驾驶室。小范坐在我和司机之间，他热情地找着话题。虽然我见到他仍叫了“范叔叔”，但是这么多年没有来往，加上心里的隔阂未消，对他的热情我只是礼貌地敷衍。

　　卡车卸下我的行李先开走了，小范进屋跟妈打招呼后走了。妈因为每天跟他在单位见面，送到门口就回屋了。我按照“送客要送到看不见”的规矩一直站在门口的石头台阶上目送小范。我家门口面对着民族街，那是一条很直的街道，要等到客人看不见影子，除非他拐进旁边的小胡同，如果不拐，我要站很长时间。小范走了40多米转回身子朝我的方向看了看。当他发现我还站在那里的时候，又折了回来。

　　小范圆脸庞大眼睛，眼睛很有神，一副喜幸面孔。走回我面前的时候，刚才在车上热情聊天的阳光劲儿没有了，他沉着脸问我：“新力、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

　　问得很突然，问得又很委婉。

　　“小时候的事” ：1967年夏天，我一个人在家的某个下午，小范带着一群人进来对我说“这个家，我们占领了”。那天我也叫了他“范叔叔”，还以为他说的“占领”是闹着玩儿。直到一同进来的霍慧芝冲我喊“别装傻，快滚出去”我才明白是来抄家了。

　　“还记得吗？” 想忘也忘不了！那以后我每天都生活在“小时候的事”的延长线上，先是我跟妈姐离别，再是我到锦州后失学，跟爸度过了数不清的寒夜，我一人穿汤越火走到今天，就是今天也还是那条延长线上的一天。

　　被害人永远忘不了伤痛，加害人能够记住10多年前的事情，记住了那个叫自己叔叔的小姑娘在恐惧中哭泣，不是易事。也许他还有良心，也许他受到过良心的苛责。看着他那灰暗的脸色，不知为什么我说不出“延长线上”那些话了。中国语言非常丰富，却没有预备道歉话。中国人不会道歉，想表示道歉的时候就是做出一些对你好的举动来。我振奋了一下精神，装出轻松的声调：

　　“小时候的事，忘了！”

　　“忘了？！”

　　“嗯，早就忘了。”

　　“是啊，新力那会儿还小”，笑容又回到了小范的脸上。再次道别后，小范走了。我再次站在那里目送他。他没有拐进胡同径直往西走，夕阳正好落到跟他一样高的位置。

　　是啊，那会儿我还很小，那是我小学一年级暑假发生的事情。

　　跟小范对话后，我有种想跟谁唠叨唠叨的冲动。想跟妈说，妈不知道抄家时的情景，从头到尾给妈讲等于戳破她已经愈合的伤口，那样的话，妈也许就不能像现在这样跟小范自然来往了，还是不说好。想跟姐说，又怕姐骂我“你傻啦！为什么说忘了？告诉他永远也忘不了，看他说什么”，姐脑子比我快，每当她骂我的时候，我都觉得她说的有道理，还觉得自己特别笨拙。算了，别自找没趣了。还能跟谁说呢？没有了。憋到今天，写在这里了。

　　我的文革从小范的“占领”开始，到小范问我“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结束。如果这不是亲自经历了的话，我一定怀疑这个“圆满”的结果是作者编造的。从“反右”到“文革”那么多冤案中哪个被害者见到过加害者对自己有过道歉的表示？最终不就是一句“母亲错怪了孩子”吗！迫害你时用的是阶级斗争的大棒，安抚你时用的是党妈的失误和关怀。我喜欢温柔和谐的理论，喜欢延用党妈论，但是想告诉党奶奶，你不光错怪耽误了儿女，还伤了孙儿辈的心，毁了他们的前程。虐待儿孙的家族香火不旺，压抑迫害人民的国家不会有真正的繁荣。

　　一个多月后，汽车发动机厂的卡车停到我家门口，车上坐满了青年点的伙伴，还有大大小小的行李。他们让卡车绕到我家把青年点最后分的粮食给我送来。卸粮食口袋的时候还带下来他们热情诙谐的话语，原本担心他们骂我“下乡时你搭我们的车，回城时你乘别人的快船，多不够意思”。看到他们的笑脸便忘了这一切担心，一心想知道他们这一路说了多少笑话，两年半的时间里我跟他们一起坐过好几次这辆卡车，这次应该是最开心的一次，再也没有一起坐这趟车的机会了。那是我迄今为止遇到的最真诚最愉快的集体。

　　几乎是同时，爸落实政策回到了石家庄。爸工作过的干校已经撤销，石家庄市教育局安排他到一所中学教高中语文。爸那双干了20年粗活的大手又重新捏起了粉笔。

　　姐的恋爱大功告成，正在筹备自己的小家，几乎见不到面。

　　妈那时已经和保定的老伴离婚，重新回到了单身。妈每天从我脸上捕捉爸的信息。

　　“藕断丝连”中的“丝”不知能维系多长时间，我是爸妈之间的一条坚韧顽强的丝。不知不觉中坚韧顽强的丝已经固化，她坚信重圆破镜照不出原有的图像，有形的不一定是家，无形的不一定不是家。固化的丝当然起不到愈合母体的作用。

　　一家人最终没有回到一个屋檐下。

(完)

 ～～～～～～～～～～～～～～～～～～～～～～～                                              

后      记
 
　　后来我到北京上大学，毕业后留校留学、结婚生女，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大学的一个朋友说“一帆风顺就是指你这种人的吧”。“隐瞒历史”得来“一帆风顺”的称号，不敢接受。幸与不幸总爱跟人玩儿零和游戏，所以，高峰时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低谷时别太拿事当回事。

　　30几年过去了，姐还像小时那样经常训斥我：“你跟妈8年，跟爸8年，跟妈那8年非常费事。可是，你却把孝心全给了爸一个人”。

　　姐说的一点儿也不错，能理解她替妈打抱不平。但是，在我学会分身术之前只能把自己放在爸身边。

　　爸今年84岁，始终独居，我是他唯一的精神安慰。如果妈姐看到我这系列的第2章，知道我跟爸是怎样度过了那8年的话，一定会谅解我的不孝和“偏心”。


　　流行伤痕文学的时候，听过几个人说要写爸和我，但是至今没有见到一行字。他们能猜测出父女生活不易，但想像不出有多难，写不出来。我也曾多次想起过爸背着我说“长大了你写书的时候”的情景，几次想写，不知该写谁，从何处下笔。爸的内心我不知道，妈的事情知道得更少，要写只有写我自己，我没有大出息不值得写。这样想来想去三十年过去了，30年前的事情确确凿凿成了历史，我脑子里昨天发生的事情，后辈们要靠书本去琢磨研究了。社会学家认为，底层的生态是那个社会的真情实态，底层的思想反应那个民族的真正意识。这样看，客观地纪录下我那段底层生活的经历也许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第一次在网上写文章，体会到了网友的议论是最好最及时的鼓励，“几曾回首”的朋友们以前后左右的观点给予提醒，从错别字到时间概念给予订正，督促我更准确客观地记述每一件事情。


　　一位外国网友说“读你的东西急得我抓耳挠腮，怎么还看不到复仇啊，快点写，等着看到复仇的场面”。如果他看到就此结束了，一定替我感到窝囊。不过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文革后有没有复仇？复仇的形式是怎样的？

　　听说过有人挨着个报了仇，不知他用了什么方法。我也考虑过，如果允许我挨着个报仇的话从那里做起？从抄家那天算起，一边往外扔抄出来的东西，一边恶狠狠地骂我“哭、哭死你”的霍慧芝应该算作报仇之列吧。为人之母的中年妇女对一个小姑娘喊出这样的话无异于自残，只觉得她丑陋，不值得我去报仇。也许她是为了追求当时流行的信念和主义才不惜自残的，但是从她的举动中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一个人在追求信仰之前先要作好自己的教祖。

　　前五里营子的何二白话，借“攻击林副统帅反动标语”事件给我办了一个寒假的学习班，给我和爸造成了很大的精神痛苦，这个仇一定要报。我去前五里营子找过他，在买肉刚刚不要票了，粮食刚刚可以随便吃了的时候他死了。前五里营子流传着他的劣迹：在合作社卖点心的柜台前从服务员为前面的顾客包好的几包点心中若无其事地拎走一包被人追回来。就是这么一个人，土改、四清、文革都是我党在农村率先使用的积极分子。且不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使用这种人搞起来的运动不管起初多么轰轰烈烈最终都将失去人心。原以为我们不幸遇上了何二白话这种政治无赖，看到《芙蓉镇》里的二流子王秋赦时才知道那种人代表了那场革命的一部分。

　　站四小学的班主任郭大肥给我开路线分析会，冲我喊“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吧”，也不恨她，只想跟她聊一次师之道。我去站四小学找她的时候，那里的老师告诉我她调到教师进修学院当老师的老师去了。更该跟她好好聊聊了，却全然没有了兴趣。

　　想报仇不过这几个，要感谢的却很多，永远感谢那些明里暗里给过我帮助、照顾的人们。


　　跟读者中还有两个特殊人物：我丈夫和女儿。丈夫生在上海长在北京，与我同龄，没下过乡，甚至连搬家都没有经历过。他知道附近有人下放，看过伤痕文学，从书上知道一些文革受迫害的人的情况。但他没有想到我竟是这样在社会的边缘和缝隙中生存过来的。惊讶我把过去的事情记得这么细，埋得这么深。

　　女儿四岁来日本，6岁开始在热心妈妈们办的中文班学习汉语。坚持10年学完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小学1年级至中学3年级的语文教材。任何国家的语文教材里都隐含着德育教育的内容。女儿用的这套教材里，节约的典范是毛主席穿破袜子接见外宾；忘我工作的典范是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工作了一夜，出来后跟扫马路的工人师傅握着手说“同志，你辛苦了”；讲要做诚实的孩子用了列宁打碎了姑妈家的花瓶勇于承认错误的故事；学习“消息”的写作方法时用了毛泽东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作范文。

　　在国外学这样的教材，比国内的同龄孩子更热爱祖国、更崇拜毛泽东那代领导人，因为她没有接触过中国现实社会中不如人意的地方。我的“红太阳”系列给了她很大冲击，她难以相信今天那个物质丰富，高楼林立的国家，不久前曾经是今天的北朝鲜，更不能相信她的妈妈受过那么多不公平的待遇。她问：为什么教材上一点儿都没有提到？我答：政治教材里有一点儿概念而已。

　　女儿感慨地说：“经历这么多不公平，你竟然没有扭曲，真了不起。”这句话让人高兴，也让人深思。我为什么要扭曲？数数我文中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当然是好人多！好人多，为什么还会有长达10年殃及到国家每个角落的混乱呢？不值得反省一下吗？也许有些偏激，总觉得居委会主任级以上的干部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是否昧着良心推波助澜了。

　　“扭曲”的定义可能因人而异。但是，制造社会混乱、破坏人家安稳生活的人一定是心灵扭曲的；把黑说成白，把无说成有，把饥饿说成饱食的，一定是扭曲的。被扭曲的人给扭曲了，才是真正的悲剧。如果说我没有扭曲，是因为身边总有朴实正直好人的身教。


　　第一次在网上写文章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它让我遇到了文革前居住过的大院的小朋友。这个读者较少的题材能有如此巧遇可算奇迹，就像在大海里遇到了文革初期“破四旧”中丢掉的那些心爱的小鱼，尽管他们已经是跳跃几重龙门的大鱼了，但是记忆停留在了小鱼时代。

　　那是个门口不大却有着大中小三层套院的大院子，住了28户人家。我家住在里院的南端，小鱼家有两间房，一间邻着我家，另一间靠中间一些。小鱼和弟弟跟姥姥在家时，我像出入自己家一样进出他家。小弟弟刚刚会坐，我爬在床边扣他脚心，他笑了，我又去抱他，他比我想像的重，我没有我想像的有力气，“咕咚”脑袋碰在床边，小弟弟给面子没有哭。现在想想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姥姥为什么没有制止过我。

　　我妈做好饭在门前摆好了小桌，发现小鱼站在旁边便招呼道“快过来一起吃吧”。小鱼说“我妈妈还没走呢”，暗示他妈妈不许他讨嘴吃，明示他妈妈就站在身后他不敢入座。结果逗笑了在场的大人。

　　平和的日子，常见的情形，里面何以有阶级斗争？如果没有文革、没有极左，我会在那里和他们一起长大，留下一些笑话，闹点儿小别扭，再演义一些温馨的故事。一定会是别样的人生。

～～～～～～～～～～～～～～～～～～～～～～                                                             

 

　　感谢众网友、众乡亲的鼓励支持和调侃。欢迎阅读本系列的续篇。

爸近影

 

   
    2011年夏 爸冒雨送我到火车站

 

              4 “红太阳”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