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寺庄农民的生活用燃料主要取之于田野，秋收后生产队把棉花杆、玉米茬(埋在土里的部分)按人口分给每户，玉米秸则在冬闲时用铡刀切碎扔到猪圈里沤肥。 
 

     棉花杆、玉米茬刨干净以后，就开始平整土地，播种小麦了。平整土地时把两米多长的锄头插进地里，胳膊一抻一抻地拉着锄头柄倒着走，远处看那锄头柄好像是松紧带做成的，至今也不清楚那样拉大锄给土地带来什么好处，但至今都觉得那是比肖长春(电影《艳阳天》)命令“开镰收割！”都帅的动作。 
 

        麦种撒倒垄沟以后盖上土，还要用石磙压严实，这样才能让麦种度过严冬，明春冒出芽来。去过农村的人大概都见过村里压米面的石头碾子，很少有人见过压垄沟的石磙。石磙直径不到30公分，宽15公分左右，正好能在垄沟里滚动。石磙中间有个眼，绳子从中间穿过，绳子两头各一人拉着往前走，磙子转动着跟着往前走。干农活时我就没有离开过秋芳，拉石磙也是我们俩一组。技术活时她帮我那么多忙，拉石磙只要出力气就行，为了不让自己这头的绳子松弛，就抻紧绳子加快脚步。 
 

      “啊呀呀、你走那么快干嘛”，秋芳急了。我只好又放慢脚步。在南寺庄对我实施再教育的不是贫下中农，而是秋芳。只需要两三个人干的小块地，队长总是派秋芳带着我去干，那时更能显出她的作用。 
 

秋收后的大平原没有一点儿遮障，空旷更给秋色增添了寒意。每天收工回来，从老远就能看到青年点厨房的纸窗渗出的暗光，还能看到从厨房门口上面飘出来的蒸气。尽管知道那只不过是蒸玉米面饼子和熬小米粥的热气，但它能够暖和身子和肠胃，给人一点“家”的感觉。可是那天回来时，既看不见煤油灯的暗光，也没有热气冒出来，再走近一看，厨房的门锁着呢。 
 

又闹别扭了。
 

青年点刚刚建点的时候由一个农民做饭，那人跟知青闹了别扭走了。又换了个农民，这人跟知青打起来了，又走了。人多嘴杂，众口难调，城里来的孩子不好伺候。这样的名声传出去了，再也没有农民来给做饭，知青们只好自己做了。我去的时候两个男知青做饭，一个是管理员，一个是帮厨。管理员掌管着青年点的财政---各生产队分给的粮食，安排伙食，发饭票，并与另一名帮厨一起做饭。青年点里有五十多个食欲旺盛、火气旺盛的青年，与十足的“旺盛”不相匹配的贫乏的伙食，两者的反差常常导致“旺盛”的爆发。别忘了，管理员和帮厨的也是“旺盛”的一员：你火了，我还不伺猴(候)儿了呢。
 

每次厨房闹罢工的时候，总有人知道，总想法让大家吃上饭，那天宗师傅去城里开会，没有人知道厨房罢工，落了个收工回来没饭吃。 

   在那穷乡僻壤，食堂不做饭就彻底没有吃的。不像城里拿着钱和粮票出去买点儿什么吃。宿舍里七、八个女生饿得大眼瞪小眼，谁也想不出办法来。我正好还剩了一块水果糖，用小木箱上的锁把糖砸碎，几个人笑着各捏了1／n糖渣放进嘴里。这甜味反而刺激了饿鬼，勾起了馋虫，更想大口大口地咀嚼食物。
 

瘦小文弱的时红说：走，去地里拔萝卜去。 
 

田野里只剩下农民越冬用的萝卜和白菜。几个姑娘拿着镰刀跟着小芳、献力直奔二队的萝卜地。天黑乎乎的，看不清大小好坏，胡萝卜白萝卜碰到什么拔什么。到底是当了农民，知道这样糟蹋人家的地不好，又赶紧弥补：把砍掉的萝卜缨埋回原来的坑里。至今还在想，那失去母体的萝卜缨能支楞几天？二队社员有多生气。 
 

回到宿舍把萝卜洗干净，每人一把水果刀像削铅笔似地削萝卜皮，等不及全部削完，削出一口吃一口。一个萝卜一个味儿，胡萝卜白萝卜更不是一个味儿，几个人到这时候还不忘互助友爱，吃几口就互相换一下手里的萝卜，品味议论着每个萝卜的特点。饿着肚子吃刚从地里拔回来的萝卜，那水灵劲儿赛鸭梨，甜味赛什么?比喻不出来，萝卜就是萝卜。 
 

肠胃被萝卜支撑起来了，心也不慌了，小芳幽默了：咱们这顿饭就叫“萝卜宴”吧。 
 

我们开萝卜宴的时候，青年点的点长在努力说服管理员给大家做饭。点长是个为人诚恳、踏实肯干的男生，还没怎么跟他说过话，但能感觉到这个青年点没有宗师傅可以，没有点长不行。毕竟是五十多人生活的大家庭，住着这么个大院子，前院的一半面积是菜园。院子里大大小小零零碎碎总有很多活儿要做，要有人管。宗师傅是带队干部，他忠于职守只管带队，绝不插手一点院子里的劳动，正应了那句“干部”就是“不干”的总结。 
 

点长总起得很早，有时他不出早工，而是在院子里收拾这，鼓捣那，像是一家的父亲或者爷爷那样干着孩子们看不见的活计。点长话很少，即便说话声音也很小，笑的时候鼻梁上那三条竖纹也展不开，好像他总在发愁。那表情正配他在院子里拾掇东西的动作，好像爱发牢骚的爷爷唠叨活计老也干不完，唠叨孩子们不懂事一样。盛夏的晚饭后他求二队的负责人打开机井房，从田里的水沟把水引到青年点的水池，再猫着腰从水池一桶一桶地把水舀到通菜园的水沟里。只要他在那里浇水，全体知青都会主动到水池旁站成一排，轮流跳进水池舀水。不管那天多累，也没有人偷懒。那是我刚到青年点不久看到的情景，从那些活动中看出了点长在大家心目中的威信。 
 

这么好的点长，你就打开厨房门点着火给大家做顿饭不就解决了嘛。或者老知青们带个头，进厨房做顿饭先混过去这个晚上就免得这么挨饿了嘛。可是大家都怕沾厨房的边，宁可饿着也不去做饭。因为“旺盛”和“贫乏”每个两、三个月就撞击一次，没有一个管理员连续干过三个月的。辞职一个再换一个，青年点里一半人都在厨房干过了，就连点长也干过，也是不欢而散的。食堂乃是非之地，宁可下地劳动，也不在家做饭。
 

南寺庄党支部里有一名委员专门负责青年点，村里的老人们叫他“小牛”，年轻人叫他“牛叔”，用赵县方言叫就是“拗儿手”。在那里如果用普通话叫“牛叔”的话，显得外道，没有亲切感。入乡随俗，知青们都学着用当地方言叫他“拗儿手”。点长说不服管理员，跑到“拗儿手”家去求救。“拗儿手”温厚热心，听了点长的汇报，放下饭碗就去张罗。他以工分为条件找来个老农给我们做了一锅玉米面粥。
 

当热呼呼的玉米面粥进肚的时候，白萝卜胡萝卜已经在淑女们的肚子里打起架来。睡觉前，小芳“呜呵呵”地笑着提醒大家：今晚开着窗户睡吧。 
 

拉了一天石磙，晚饭用生萝卜充饥，最凄惨的一天。单调和单纯却把它炼成了一页笑话。
 

第二天宗师傅从县里回来了。傍晚，有人传话叫我到宗师傅那里去一趟。宗师傅的寝室兼办公室的门夏天总是大敞大开，老知青们跟进自己的房间一样随便出入，总有几个人在那里闲聊。 
 

我进去的时候，点长坐在床边，宗师傅坐在椅子上，我要么站着，要么坐门槛。乡下房子的门槛都很高，把门槛当板凳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我站在那里打算马上就离开。 
 

宗师傅笑呵呵地说：“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让你来干管理员”。 
 

“我？” 

    “嗯、你最合适”，宗师傅强调说。 
 

得了吧，什么我最合适！别猴它舅舅(假猩猩--惺惺)了！公社总机的那几个眼儿要交给我，你都不放心，这五十多人的生活交给我你就放心了？
 

“人名我还没有记全呢，我干不了”，我一口回绝了。 
 

“你也看到昨天的情况了，这时候干部应该站出来”，点长用低沉的声音说。看着他那愁眉苦脸的样子，我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话。宗师傅趁机符合着说：“对对、干部应该起带头作用”。
 

点长的话让我想起我是这个青年点的什么委员。一个月前开会时我被四十多票选上了个什么委员。给一个新来的人四十多票，不是大家都干过了，就是谁都不愿意干，怎么看都像是后者。实际上，这个青年点只要有点长就足够了，其他什么委员都不需要。格林威治时间、北京时间失去了权威的地方要那个什么委员一点用都没有。所以至今想不起当时做了什么委员。
 

做饭得从打水开始，当时没有自来水，村子里有几口井，村民就近取水。青年点到2队队部挑水。水井很深，站在井边往下看，井底的水就像一面小镜子。每次站到井边腿就打哆嗦，打水要用辘轳绞，先把水桶别在绳头的铁圈上，把水桶放下去，然后晃动绳子，晃动是为了让桶里灌满水，是要技术的，晃不好，打上来的就是半桶水。 
 

用扁担挑水也是一个难关，要力气还要技巧。秋芳能够担着担子嗑着瓜子悠哉悠哉地走，小芳下乡两年多了还不会挑。看她那黛玉似的身子，再呆两年也还是不会挑。她不会挑，正好救了我，成了我抬水的伴。每个宿舍中间屋子都有一个水缸，大家自觉往里面补充水，洗衣服的时候也需要自己打水，因为有小芳配合，我才能及时给水缸里添满水，避免了当只用水不打水的混水人。
 

加上碾米磨面之类的困难，我说出了很多理由拒绝点长要我起的“带头作用”。点长当即决定：找两个男生作帮厨，再有什么不会的，我们大家教给你。 
 

宗师傅、点长要我当管理员可谓绝招。同一个工厂的子弟、一个大院长大的孩子，关系微妙，微妙中夹杂着从父辈那里传来的恩怨。这种微妙使青年点的关系变得既好处也难处，外来妹没有那么多瓜葛。再说跟食堂闹别扭、打架的多是男生，外来妹管食堂，大男生们的火气有望自觉地压一压。
 

第二天开始，宝成、明生、我，三人在厨房做起了那千天一律的饭菜。

 
     
 当年赵县也用这样的水井，井边没有这么干净，总是泥乎乎的。80年代初有了公共自来水。(照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