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太阳转的日子已经忍耐了一年似的，其实才刚刚过一个星期。那天中午从地里回来，看到青年点门口停着一辆大卡车，厂里来送什么东西。
 

     考虑到新知青一下子难以适应农村的艰苦生活，青年点规定新来的人，一个星期以后可以回家休息几天。宗师傅告诉了我这个规定，还说可以准备一下跟厂里车回去。

    一个星期的艰苦劳动和枯燥的生活，体力精力都到了极限，太想好好歇歇、太想吃顿像样的饭了。按那时的感觉回去的话，就再也不想回来了。不回来怎么办？城市里没有我的位置，只好消失了，不想消失就别回去，我拒绝了休假。跟我同来的男知青连午饭都没有吃就跟车走了。特别能理解他的心情：家里的饭能多吃一顿是一顿。

    厂里来车的时候，总有人搭车来或搭车回去，还有的家长给孩子带些吃的来。那天，回家养病的小芳坐厂里的车回来了。她住我的对面屋，那屋的三个人齐了，多一个人出入，就显得热闹一些。对我来说，又要摸索·适应一个老知青。

    晚饭和早饭一样，馒头、玉米面粥、跟盐比咸的白萝卜咸菜。城里人享受晚饭，我们享受晚饭后的时间。洗完澡---用黄绿色的蒸锅水洗完上中下，再用凉水把汗淹了一天的身体彻底擦一遍，拿着马扎钻进大平原吹来的微风里享受睡前那点儿自由时间。十几岁孩子无心的开朗忘却了煤油灯的昏黄，前院的女生叽叽喳喳,唏唏嗦嗦。后院哪个男生扯着嗓子唱《上甘岭》插曲“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痴上了～她～的～当～”。这种唱法，那之前那之后都没有听过。 

      西屋女生那里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我旁边坐着的几个女生都跑过去看热闹，还没有跟她们混到那么熟，所以坐在原地没有动。
 

      坐在我身后台阶上的小芳突然挪到我身边满脸奥秘地说：“你爸爸坐过喷气式吧”。
 

     “坐喷气式”是被人扭着胳膊低着头挨斗。怎么第一句话就问这个，我的反感超过惊讶。
 

      她根本没想等我回答，自己先说了：“我爸坐过。挨斗那天我爸吃了这么多大米粥”，她用双手比划出一个20多公分的粥锅。
 

     “我爸说只要留得青山在总有反过来的时候，以后每次挨斗都吃好多。我妈特傻…”她又换了话题。
 

     “我妈一天班儿都没有上过，根本不知道社会上的事。有一天街道通知她去参加家庭妇女们的忆苦思甜讨论会，我妈也学着别人说以前多么多么苦，我妈说‘旧社会没的吃，光吃小麦，面条呀饼呀’。你说她傻不傻？无锡穷人吃小麦，富人吃大米，可石家庄是富人吃小麦呀。就是说这边的地主到了那边就是穷人了。在这边是剥削阶级的到了那边也许就是无产者呢，出身就是那么回事。”
 

     “后来你妈呢，说了那话”我想知道她妈那天怎么样了。
 

     “后来，忆苦会变成批判会了呗。‘什么？穷得竟吃小麦？’‘你什么出身？’我妈是随我爸调工作到的石家庄的，到这儿后我爸也想法让我妈吃上大米，所以她不知道石家庄的情况，幸亏我妈家出身贫农，要不就麻烦了”。

    说到出身的事情，她又引深了一步说：“我妈的贫农出身，是不幸中的万幸。实际上我妈家是那一带的大地主，姥爷死得早，长子就是我大舅当家了。我大舅是个五毒俱全的人。”

   “五毒？”我插嘴。

    “这都不知道，吃喝嫖赌抽大烟呀”她掰着手指数，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也不知她说的对不对，反正开始佩服她知道的多了。

   “我那大舅，没了钱就卖地，卖了地又开始吃喝玩儿乐。我妈的叔叔看到家里的好田落到别人手里心疼，就都买下来。结果是我大舅卖，我舅姥爷买。到解放时，我大舅什么也没有了，我舅老爷成了大地主。”

  “就是说，你大舅是个好吃懒做的无赖，你舅姥爷是个正经人？”我问。

  “对对对，就是那么回事。托无赖舅舅的福，我妈落了个贫农。呜呵呵呵…”她大笑，笑声很独特。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要是体验了地主出身的人的痛苦，还会这么笑吗？

   “你爸妈是无锡人？”

   “嗯，而且是青梅竹马。”

   “那、他们关系特别好吧”，第一次现实中听到有人用这个词，特别想知道青梅竹马的家庭是不是特别恩爱。

  “根本不好，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经常是谁都不理谁，最严重的时候饭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他们各自做饭的时候，我最上算，在两头吃好的，谁做了好的都叫我，呜呵呵呵…” 

      这人也许不知道什么叫烦恼，什么事上都找乐。
 

     “哎、哎，你们学校开过路线分析会吗？我有个好朋友，人家都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时候，她盯着林副主席的像说‘林副主席的脸怎么有点儿黄啊’。”
 

      小芳满口天津话，把“黄”拉长调说成“慌”。 (石家庄市有好几个从天津搬来的大纺织厂，厂区宿舍区讲天津话，小芳家住在那一带。)

      “你说她傻不傻，全国人民都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时候，她却说林副主席脸有点儿黄，结果给她开了路线分析会。不过她说的也是实话，你看是不是有点儿黄？呜呵呵呵…”
 

      她还在接着讲，我脑子早就回到自己看阶级教育片《卖花姑娘》时吃饼干被开路线分析会的场面，想到打小报告的板油小组长。她怎么样了，重新振作起来了吗？
 

      小芳很自然地把话题又转到另一件逗事上：“小学时，我们班从东南亚转来一个华侨的孩子，老师让我们小组帮助她记汉字，轮到我考她生字时，‘昨天’我念‘夜儿个’、‘夜儿个’她写不出来，呜呵呵呵…”(夜儿个：石家庄方言“昨天”的意思)
 

     她说的逗事，都触到我的疼处：我刚到锦州的时候，那里孩子像念绕口令似地背《纪念白求恩》“他就是一个高像的银，一个纯吹的银，一个有道德的银，一个脱离了低级气味的银，一个有伊伊银民的银”（他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时，我舌头绕不过来跟不上趟，心里有多着急，小芳要是知道了就不会跟我讲她捉弄新转来同学的事了。
 

     “你也是跟姐姐单位来的？”趁她喘气，我插嘴问。
 

     “嗯，你猜我姐多大了？比我大快20岁了，跟我站一起像我妈似的。我爸我妈本来想生三个女儿就完事，我爸给三个女儿的名字都用上了花：梅、兰、菊。谁知道很多年后又生了我，结果我爸说就来个芳香满园吧。我就有了这么个名字。我跟三个姐的名字押不上字，一看就知道是计划外的，呜呵呵呵…”

       什么事情到她嘴里都可以成为“呜呵呵呵”的笑料。

       “听说你回家养病去了，什么病呀？”我问。

       她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反倒问我：“你信不信中医？我可是一点儿也不信来着。这次病一开始发高烧，村里的中医来号了脉说是肠炎。肠炎得拉肚子，我只发烧，肯定是感冒。没想到第二天就开始拉了，发烧+拉肚子，我身子软得跟面条似的”。

       她对中医的新认识没怎么吸引我，倒是她那“面条”的比喻让我思考：到底是形容身子软呢，还是形容面条筋道呢？至今没有结论，但一直糊里糊涂地模仿着用。

       “哎，你是哪天来的？上星期？怎么样？习惯了吧”她终于问我正题了。

       我摇摇头。

     “是不是看不惯抱孩子的那些女的？你不知道吧，她们还看不惯咱们呢。这地方的风俗是女人绝对不能露腿，她们看咱们穿裙子才见不得人呢。她们不光不能露大腿，还不能穿补丁裤子，不信你注意看着点儿，她们的裤子上绝对没有补丁什么的。不像咱们补上补丁再穿几年，她们讲究着呢。”

    “那么讲究的话，就把布用来做上衣呗。”

    “她们生了孩子就不在乎了。结婚前叫金奶，婚后叫银奶，生了孩子就成狗奶了，呜呵呵呵。不信你看，露胸的都是生了孩子的人，别看她们奶大，都像是个薄口袋挂在胸前，那叫鞋底子奶，呜呵呵呵。”

      她知道的可真多。

      离开锦州后第一次跟人说这么长时间话，而且是第一次见面的人。以后要跟一个这么爱说，这么直截了当“揭短”的人在一起生活，肯定麻烦不少。那天晚上我没能马上入睡。

     我的担心多余了。小芳根本不是多话的人。在院子里遇到谁打招呼时，多是轻轻点一下头儿或是一个微笑，在房间里大家议论什么的时候，她适当地插句话，从不像别人那样大嚷大笑。也许是为了“笑不露齿”，才有了那独特的“呜呵呵呵”的笑。

      即便不知道她父母是无锡人，从长相上也能看出她是南方人，细嫩的皮肤、宽额头、尖下巴，眼睛一笑像弯月，又黄又细的齐肩小辫配她的脸型正合适。她的表情和举止贯彻了文雅。看她张开小口咬玉米面饼子的样子，你会误觉是黛玉在吃饼子。她常穿一身草绿军装，翻领掐腰的女军装配在她那可以比作“面条”的柔弱的玉体上，你会觉得黛玉穿军装不过如此了。不过，宿舍的跳骚也特别喜欢“黛玉”，她整晚上被咬得睡不好。

     寻找起“逗事”来，她又变一个人。那天晚饭后，秋芳、小芳、祥梅、我们四个人在村外的小道上散步，走到公社农具修理厂前时，秋芳建议进去看看在那里干活的两个男知青。

     六个年轻人聚在一起就想找吃的，那时那地方，想找吃的只能找大地要。于是有人掩护，有人钻进玉米地挑嫩的，有人扒掉玉米皮，最后几个人分藏在腰间带回工厂。

      把玉米放进工人烧开水的大口铝壶里，架在车间的炉子上煮。……吃煮玉米时，我特别在意留在玉米轴上的玉米粒是否横竖都整齐，为了整齐数着粒吃。正认真给自己的玉米“军训”时，小芳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示意我看祥梅，只见她把玉米架在上下牙齿之间，用手转玉米，两腮鼓鼓的，她的嘴俨然成了脱粒机，已经在给第3根脱粒了。……第二天早上，小芳满脸神秘地小声在我耳边说：祥梅的屎里都是玉米粒，呜呵呵呵。

    你找笑料，也不能到那么枝梢末节的地方去呀。好在她只闷灯乐，不到处去讲，不会惹是非。

      小芳好像对我那个带锁的小木箱感兴趣。听她讲明原因以后，我把里面装的衣服掏出来放在旅行包里，扔在空床上，另一把钥匙给了她。

      一天睡前纳凉的时候，她从小木箱里拿出个搪瓷碗，用小一点儿的碗当盖子扣在上面。一掀开上面的小碗，一股煮肉特有的香味儿扑鼻而来。再细看，没错，是肉！

     每天付出那么多体力，每天能摄取到的油水只有中午炒茄子上偶尔遇到的棉籽油黑片。这种供求的失衡，逼身体上所有的细胞向嘴索求营养。

     供销社有肉食加工部，杀猪的时候很少，偶尔杀一头猪，老早就被公社食堂和其他部门预定了，没见卖过。偶尔的偶尔杀驴，驴肉用大锅煮了切开卖。小芳的二队就在青年点旁边，她总是比我出工晚，回来得早，有时间搞小动作。

     肉在当时是奢侈品，青年点虽然没有“不许买肉吃”的规定，但那是与“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格格不入的行为，没有人敢干。也许男生有人偷着买，女生绝对没有。

     小芳那天搞到的是驴肉。“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的比喻说明驴肉是世上最高贵的食品，那一定是食用驴。我们吃的是拉过车，耕过地，再也干不动活，被卖到供销社的老驴。

     我俩嚼着硬驴肉，小芳说：“咱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一定会变成长脸”。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她故意拉长下巴，作个鬼脸说“吃驴肉了呗”。

        那是我第一次吃驴肉，后来还吃过煮驴肉的汤做的粉芡肠，粉芡肠里偶尔才能见到点碎肉渣。我的小木箱成了两人的食品箱，里面藏过酥糖、点心，还藏过一次红葡萄酒。

      小芳比我大4岁，细心稳重，时常能感到她对我的关怀。一天晚饭后我想爸，躲到院外的田边哭。等我回来时发现小芳到处找我，看了她说“你到哪儿去了？”时的着急又高兴的表情后，我再也没有出去哭过。

      但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依然是我心中的疙瘩，终于有一天我问她：还记得你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吗？你为什么那么说呢？

 “哎呀，这还用问啊。你想：爸妈都活着却跟姐的单位下乡，那不是家庭有问题是什么？我爸单位的青年点就在石家庄边儿上，那里的知青都住在家里，早上骑车去，晚上回来，跟上班似的。我不去，还不是为了躲开我爸的影响吗！”

       小芳的姐姐是汽车发动机厂的厂医，医务室也是工人们的聊天室，也是厂里的“情报中心”。小芳早就从姐姐那里听说我了。“黑”孩子之间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规矩”---彼此不问对方的家庭，除非她/他自己说。小芳我俩也不问对方家庭的具体情况，从闲谈中知道她父亲曾经是无锡武装部部长，她大伯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她姐姐原来是军医，转业到了发动机厂，总之，她比我“红”的成份多很多。

      是什么让小芳一开始就信任我的呢？是被人给打上的“阶级烙印”。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中学跨班级跨年级已经有好几个这样有“烙印”的好朋友了。

       中国1956年就已经完成了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公有制。那以后出生的人有阶级意识吗？如果说有的话，也不过是高级干部与一般职员，市民与农民的等级而已。为什么非要把毛泽东在1937年讲的“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搬出来，硬给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打上黑色的“烙印”呢？



   (6)“太阳”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