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声明一点：此文旨在揭露国民党蒋氏政权的真面目，并未否定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的抗战历史。

现在许多人只要一听到诸如“国民党不抗日”、“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等等说法，很多人要为国民党蒋氏政权鸣冤叫屈，大呼：中共冤枉蒋总裁！蒋介石是抗战第一人云云。这些人认为这都是中共的欺骗宣传，中国大陆 “红旗下长大”长大的几代人中毒太深。如果有人认为三四十年代G**的舆论也能一手遮天，那就太说不过去了，当年国民党“不抗日”的帽子是他给自己带上去的，并没有人强迫。以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门一开，大批的青年学生就从全国各地奔向延安，用现代的语言叫“用脚投票”。
下面细数蒋氏政权的抗战理论和“战绩”，看看当时国民党是如何落了个“不抗日”的骂名的。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伤感的歌声催人泪下。首开记录，使全国上下痛切体会到南京当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误国的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春以来，日本在东北地区相继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并公开在沈阳街头搞军事演习，其侵吞东北的野心昭然若揭。
可是，蒋介石想的却是：”今日中国唯一之敌人为赤匪。”(6月5日在南京立法院讲话)”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G**利用……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7月蒋给张学良电)因此，7月24日蒋发表《告国民书》称：”排日运动，荼毒国家，并损坏政府而已。”取缔了在南京等地举行的抗日集会。
然而，日本的侵略步伐并不因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而稍缓。老蒋自己不抵抗，就只能依赖国联了。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发了铣电，声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9月12日，事变前夕，蒋介石特地前往石家庄召见张学良，当面指示：”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
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完全将东北军置于束手就戳的地步。9月18日，柳条湖一带日军炸毁南满铁路的轰响刚过，南京军委会立即电示东北军当局，称：”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阵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令。切切此令。”致使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坐以待旦，静候日军演习结束。
为了表示不抵抗之意，不仅张学良早就下令收缴军械入库，辽宁政府更于凌晨3时打开沈阳城门，以至于日军于破晓时分从洞开的城门堂而皇之入城。甚至当日军向北大营发起进攻时，荣臻还命令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鼓吹“以公理对强权”，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使得日军在短短的4个多月中，侵占了东三省全境，32年3月1日，满洲国粉墨登场。
而蒋介石满怀期望的“国联”调停，最后却弄出一个《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该报告书纵容侵略，反对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主张东北实行自治，由国际共管。名义上虽属于中国，中国却不准在东北驻军。即使这样的调停最终也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而不了了之。

当时，中国军队在东北地区占有明显的优势，在人数上8倍于日军。如果国民党当局全力支持东北军抗日，区区2万多日军是不难对付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方势力的一场军事冒险，正是国民党奉行的不抵抗主义使日本侵略者侥幸获胜。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宝孝良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就透露：“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军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利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控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无比愤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声名狼藉。张学良首当其冲，得了个“不抵抗将军”的美称；蒋介石难辞其咎，被迫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

国民党再次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出其不抗日的真面目是在次年发生的”一二八”事变。
32年初，日本又在上海滋事，军队和装备源源不断运往上海，准备挑起战端。驻沪的十九路军积极布防，准备自卫。全国舆论也一致主张抵抗，而国民党政府却仍无抵抗决心。此时蒋介石名虽下野，实际上仍然操纵着大计。一二八前夕，何应钦于1月24日赶到上海，要求十九路军按日方无理要求，后撤三十公里，且担心十九路军“行动越轨”急于下令该军换防调离。1月28日夜，日军向闸北驻军发动突然袭击，驻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经过一昼夜的战斗，日军屡攻屡败，付出了伤亡800人的代价，被迫缩回租界。

淞沪战起，上海各界民众和国内外同胞冲破南京当局的种种限制，热情支援前线，各种战地服务队亲临前线，50多支义勇军共2万左右活跃在前线和后方协同作战。相反的是，十九路军不仅未得到军政部一枪一弹的补给，反而欠发十九路军军饷600余万达8个月之久，甚至要将国内外同胞的捐款抵充军饷。

十九路军一再要求国民党政府增援，驻守京沪、京杭线的国民党军官兵也纷纷要求赴沪参战。何应钦却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直至最后，仅有张治中获蒋介石批准于2月16日率领第5军投入战斗。2月21日军政部更通令各部队：”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致使京沪、沪杭线上国民党军6个师任凭十九路军苦战而坐视不救。

淞沪战争中，国民党海军更置身事外。驻沪海军居然按蒋介石授意，与日军达成互不侵犯条约：”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岂非咄咄怪事。使得日军的兵力和物资源源输沪，畅通无阻。

十九路军等部以装备简陋的7万之师，抗击优势配备的8万之敌达33天，迫使日军三易主帅。中国军人的爱国激情、牺牲精神和英勇战斗，在国际上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一位美国军官观战后评论：”果使中国军队一心一德，坚持到底，则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
3月初，十九路军终因后援不继，退守待援。蒋介石的希望仍然寄托于国联的调处，极力谋求对日妥协。3月2日，趁两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国民党当局赶紧接受了停战条件，最后以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告终。从此上海成了不驻中国军队、不准有抗日组织和抗日活动，由英美法等列强共管的自由市。而违令抗日的十九路军被强令离开京沪，成为蒋介石整肃的对象，种下了以后福建事变的前因。

《淞沪协定》签字后，激起全国上下愤慨莫名。当天上海的《时事新报》评道：“国民主战而政府不战，国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国民力援十九路军，而政府坐误戎机，国民纷纷组织义勇军，置身火线，而政府拥兵200万，参战者不过四十分之一，国民反对议和而政府毅然签字，则一切责任，显然独在当局……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

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连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依据遭人唾弃。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王造时撰文指出：“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
第三次是国民党当局自己不愿抗日，也不准别人抗日，以重兵压境破坏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

33年日本侵略之势直逼华北。热河之战，又以国民党当局妥协，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告终。5月，停战协定还在谈判时，日军侵占了察东多伦等地，全省危急。以冯玉祥为首一批爱国将领，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毅然与中共合作，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5月26日正式宣告成立，通电全国，誓师抗战。
6月21日方振武、吉鸿昌受命指挥北征军出发，义旗所指，所向披靡，出师后10天之内，连克察东3城。尤其是7月7日开始的多伦之战，吉鸿昌亲率敢死队，袒臂冲锋，血战5昼夜，伤亡官兵1600余，终于收复了察东重镇多伦。
抗日同盟军以新组的军队，残破的枪械，一举收复察东4县。捷报传来，全国振奋。

正当抗日同盟军为收复失地而浴血奋战时，蒋介石、汪精卫却在加紧策划扼杀抗日同盟军。他们一方面进行造谣中伤，诬蔑冯玉祥联俄投共，一方面调兵遣将，用武力胁迫。到7月底，共调集16个整师，与日伪对抗日同盟军形成夹攻之势。他们封锁平绥路，切断同盟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给同盟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他们还派出大批特务，在同盟军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和暗杀破坏工作。最终，冯玉祥不忍自相残杀，忍痛于8月撤销同盟军，部队接受改编。
一度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被国民党当局扑灭了。冯玉祥重回泰山闭门读书，吉鸿昌、方振武先后被蒋介石杀害。
同时期签订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从此华北门户洞开，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各阶层人民，包括国民党爱国人士群起反对，谴责蒋介石当局卖国行为。天津《益世报》愤怒呼号：如此卖国协定“中国竟肯签字，竟敢签字！”
事不过三。到如此地步，国民党当局还能不落下“不抗日”的骂名，真要成为天下奇迹了。他们杀“人权保障同盟”杨杏佛在先，囚禁“七君子”在后。1935年老同盟会员续范亭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不抗日，在南京中山陵剖腹明志，震动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到此就完全破产了。
从1931年到1937年，许多国民党将士为了抵御暴日的侵略，浴血奋战。1932年淞沪抗战，1933年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1936年绥远抗战，以及马占山、李杜等东北义勇军，却终不能洗脱国民党不抗日的恶名，盖因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之故也！
蒋介石居然认为：“若与日战，5日即可亡国。”而满清遗老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就说得更明白了：“不用说东北军队，就是全国军队也难以打垮日本。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来了外患，都是在战争中打亡国的，没有谈判亡国的。”

呜呼，且不论“落后就要挨打”的正确性有多少，到了中国的腐朽分子那里，更变成为”落后只能挨打”了。从李鸿章下来，这倒是一脉相承的。想李鸿章以年迈之躯，不辞劳苦，孜孜为国与列强讨价还价，终不免以丧权辱国而载史册。后来的当政者，慎之！慎之！

由此看来，说国民党在1937年以前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并没有冤枉了它。有人认为”不抵抗”不该是恶名，而应该是美名。恶名也罢，美名也罢，总还是国民党自己挣来的，怨不得人家说它。
1937年前后，面对全国各阶层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怒潮和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国民党当局被迫改弦更张，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但是说国民党奉行的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大体上并没有冤枉它。

在七七事变后的一年多一点时间内，国民党的抗战还是比较积极的。对此，G**并没有一笔抹杀。《毛泽东选集》总应该看过吧？其中是这样写的：“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论联合政府》，毛选）”抗战以来全国军队的英勇牺牲，我们是十分敬佩的，但是需要从血战中得出一定的教训。”(《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因此毛泽东又指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从参战的成份说来则是片面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几个月来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此外，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的仗，军事术语叫做 \'单纯防御 \'。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

在这一阶段，国民党的问题虽然不在于不抗日，而在于片面抗日，但是国民党的失策造成的影响是及其恶劣的。

首先，国民党自己不发动群众，实行全民抗战，更害怕GCD发动群众，因而压制群众的抗日。1938年6月，国民党西安当局逮捕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总队长。38年8月，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下令解散“民先队”、“青年救国团”等群众救亡团体，把要求抗日的民众推向GCD那边。
其次，“单纯防御”而不是机动作战使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优势火力下损失惨重。有时一天之内，竟有10团官兵葬身于日军的炮火之中，由此在国民党军队中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失败情绪。而单纯的横向防御，往往一点遭突破后便引起全线崩溃，且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以至一溃千里。原先预设的二线阵地往往不起作用，如淞沪会战中，张治中率部花费数年功夫兴建的吴福线国防工事未经使用便放弃了。1937年11月，抗战正式爆发后不过几个月时间，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