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1978年的爱国海归廖秋忠



廖秋忠（1946年1月14日－1991年10月27日）被“保钓”改变了命运，1978年，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海归中国大陆，成为中国社科院第一个语言学博士。廖博士是台湾嘉义人，早年曾先后就读于东海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后赴美国留学，留学期间他曾参加保钓运动。到中国大陆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1990年出任《国外语言学》杂志主编。他还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台湾同学会会长，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1年因肝硬化腹水在北京逝世。

1978年后，廖秋忠与吕叔湘先生一起培养“文革”后招收的研究生，在中国开创了篇章语言学和语用学的研究。为了节省时间从事专业研究，他甚至连理发等待的时间都不愿意花，一直由妻子詹志芳给他理发。

根据詹志芳大姐的回忆文章，1973年考大学时，首先要推荐，其次才是考试。詹志芳当年在农村，可能当时已经有病，腰老是痛，所以她没有其他的人能干。詹志芳真担心贫下中农不推荐她，没想到在会上，詹志芳被百分之百的举手通过。剩下的就是考试了，詹志芳的数学是满分。语文更容易，考的毛主席语录墙上就有。他们和张铁生是一届，詹志芳及其妹妹，还有谢添的女儿谢绵绵都上了大学。詹志芳同时得到了四份通知书，最后她选择了山西大学。

詹志芳的父亲规定她们，二十八岁才可以谈恋爱，等到她二十八岁再找对象已经晚了。幸亏那时的知识青年结婚都比较晚，她妈妈到处打电话请人帮忙，帮忙的人很多，可她比较难伺候。现在普遍的人相信缘份，她不相信，她要主宰自己的命运。

詹志芳已经成了大龄青年，给她帮忙的人很多，她见了不下几十个，没有一个喜欢的。她心里真正希望的是嫁一个年轻的教授，可是大学停办了好多年，教授都五六十岁了。正巧，打倒“四人帮”以后，回来了一些从台湾香港去国外留学，又很有爱国心的年轻学者，他们很多都有博士学位。可她见过几个感觉都不行。

一天，她家的一个朋友，带着她未来的丈夫到她家，还带来了他的四岁女儿。其实她早就见过他，那是在前一年政协礼堂的春节晚会上。《北京晚报》的记者还采访过这个女孩，记者问：“你叫什么名字呀？”“她说我叫大灰狼。”被登在第二天的晚报上。他长得不好看，所以也不出众，她也从没想过有一个女孩的男人会是单身。那天他来她一句话没说，甚至没有正眼看一眼。结婚以后他告诉她，他可是第一眼就认定她是他要娶的人了。

几天后，他打电话来说：“我找大小姐。”把詹志芳的妹妹逗得大笑。这是解放后基本上没人用的词，听来像是琼瑶电视剧里的语言。詹志芳去接电话，原来是他请詹志芳看歌剧《货郎与小姐》，詹志芳问他几点下班，他说他不上班，詹志芳从没听说过有可以不上班的工作。

歌剧《货郎与小姐》中有几句谁听了都不会忘的歌词，“有钱吗？”“有，有。”“有钱我就嫁给你。”“有孩子吗？”“没有，没有。”廖秋忠刚好相反，他没有钱可是有孩子。

第二次他约詹志芳去颐和园，他们从冰面上走过去，他背了一个大书包，不仅带了面包牛肉水果还有瓶装的汽水，这人真够憨的，玻璃瓶装的汽水多重呀，那是八一年，他不背在冬天的颐和园还真买不到汽水。他很细心，和司机说好几点在门口等他们。回到宾馆他向詹志芳说了他的第一次婚姻，那是一个比他大得多的女人，结过一次婚，有三个孩子。他得到博士学位以后要回国工作，他太太因为没有学位想去夏威夷念一个。

以后廖秋忠病了，詹志芳因为认识一些服务员，就请他们帮忙照顾，詹志芳看他举目无亲，就常去看望他。他的日子过得实在很凄凉，有时他起不来床，女儿就自己去餐厅吃饭，那时她不过五岁。他本来讲八月结婚，后来又提前到五月，最后提到四月。詹志芳答应他是因为那年他三十五岁，病得厉害没人照顾。

结婚时，詹志芳的妈妈爸爸想按当时的风气婚事从简，可他一定要大办，詹志芳想他是怕委屈詹志芳。来宾里有语言学界的几位名人，有吕叔湘，有朱德熙，还有专家局的领导，社科院的领导，大约有两三百人，在那次詹志芳领教了吕先生的口才，实在是好。

詹志芳想，对所有的人来说，结婚前把结婚后的事情想清楚都是不可能的。而詹志芳又没有好好想。他结婚前对詹志芳说：“对你最大的不公平就是我有孩子。”

可詹志芳并没有这样想，詹志芳不想生孩子，有个孩子正好。因为通过文化革命，詹志芳知道所有的父母都无法保护他们的孩子，不能给他们最基本的权力——上学读书。詹志芳会像领养一个战争孤儿和地震孤儿一样的养她教育她，至少要让她成为中上的人材，绝不能成为国家社会的负担。

廖秋忠是伯克利加大的语言学博士，曾经住在中国语言学泰斗赵元任家里。后来他当了北京市的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全国台联副会长，国外语言学的主编等职，开会出国忙得不可开交。詹志芳因形势比较稳定了，就生一个女儿，有了两个女儿，詹志芳非常地注意不要有偏心，不要给他的女儿造成心理伤害。他自己的女儿对詹志芳越来越好了，有一次，她甚至和詹志芳说：“妈妈，我怕你死了。”她的心里还是有不安全的感觉。

廖秋忠有许多朋友，其中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他在八一年告诉詹志芳，李远哲会拿到诺贝尔奖，果然几年后李远哲拿到了诺贝尔化学奖。

相夫教子，当然很忙。但是，做为一个女人也不能太不注意修饰。工作再好，心眼再好，丈夫不在乎，也不可以邋遢。干净整洁会打扮，这是一种教养。平常詹志芳很少化妆，因为詹志芳信不过那些化妆品。可是有宴会，詹志芳还是会花一点儿工夫的。詹志芳也喜欢穿好衣服，但詹志芳也会注意不要太脱离群众。

因为廖秋忠的原因，詹志芳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中央领导。胡锦涛、宋德福、刘延东都到过詹志芳家，他们每年春节都要家访，看着他们疲倦的样子，真的很心疼。詹志芳就对他们说不用来了，寄一张贺年卡就行了，可是他们还是来，在他们身上可以看见老传统还在。每年春节会有一位副总理请吃饭，使詹志芳记得最清楚的是习仲勋同志，因为下面工作人员的疏忽，使得他在接待一个刚从台湾回来的客人时说错话，他当着一百多人向这个客人道歉，真太令人感动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十年过去了。廖秋忠是越来越忙，常常把家丢给詹志芳一人，别人出国都赚钱，而他出国是赔钱，他为了给国家省钱总住朋友家，礼品费又少得可怜，只能自己买。

八十年代，台湾开始有人来大陆探亲，他已经快二十年没有见过他父母了。他们请过他的父母亲，可他大嫂写信说，他父亲怕冷，如果在香港见面还可以。詹志芳就和他的学生讲，让他办好在香港短期讲学，他的学生很快给他办好香港大学的三个月的讲学邀请，他完全不知是詹志芳安排的。到了香港，詹志芳就让他写信打电话给台湾，詹志芳知道他大哥一定会动心，会带他父母亲去的，果然不出詹志芳所料。他大哥带着他父母亲及小儿子到香港看他，他妈妈看见他哭了，问詹志芳为什么没来，他说一个孩子在上学，一个在幼儿园，詹志芳要照顾她们不能来。

回来后，詹志芳告诉他所有的事情都是詹志芳安排的，他非常吃惊。三个月后，他去世了。

廖秋忠的身体一直不好，詹志芳经常提醒他去看病，可他却说：“医生说我没病，你怎么老多事？”九一年七月他从香港回来，去了上海杭州，又去了青海，然后是云南。那一年特别热，他回到北京已经不舒服了，还坚持开了一个专业会。詹志芳叫他赶快去看病，他去过医院医生告诉他是胃病。“十一”休息三天他都躺在床上，“十一”过后，詹志芳又叫他去看病，拿回来的还是一些胃药。

又过了两天，他要上班，詹志芳陪他坐车。走在阳光下，詹志芳突然发现，他的脸色发黄，马上叫车陪他去所里。到了所里叫他的学生请来所医生，所医生来看了说要马上送医院，他还是把下期的杂志安排完才坐车去医院。医院马上验尿，安排第二天的B超。从医院出来，他们又去了一家中医院，开了药方。他们回到家做了饭，吃了睡下，詹志芳心里七上八下，最后还是无法休息，起来去同仁堂给他抓药，回来天都快黑了。詹志芳做好饭就给他煎药，他当天晚上就吃上了药。第二天，做了B超，报告上写着肝硬化腹水。第三天，他住进了传染病医院。詹志芳每天给两个孩子做好饭就去医院陪他。

这时，统战部、人事部、社科院、台盟、台联、台湾同学会知道他病了，都来看他，希望医院皆尽全力抢救他，可他已经没法救了。詹志芳不相信任何宗教，可詹志芳在医院第一次求助于上帝，詹志芳对上帝说：“如果你存在，请救救他，他实在太年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