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万家

记得我和李玉是坐火车去的郑州。为了节省旅馆费用，来去都是坐夜车，在郑州待了两天，只住了一个晚上的旅馆，有两个晚上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李玉的《记事本》上说：“1985年8月10日，会见郑州市市长刘源。在他的安排下，会见市重工局技改科科长、电子仪表工业公司经理、无线电总厂总工、晶体管厂厂长。下午访问中原国际经济贸易公司……”

我们大概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和刘源第一次见面，是在1971年，他和平平来承德看望刘涛。当时他刚二十岁，一个帅气的大男孩。文革开始那年，他应该是老初二，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却从此没有书读了。后来和当时大多数中学生一样，下乡当了“知青”，记得是在山西雁北。刘源非常好学，来承德作客时，拿起书桌上一本《古文观止》，读起来爱不释手。有看不懂的地方，就虚心求教。我的古文底子，得益于中学时的一位语文老师。他是给上海卢湾区其他中学语文老师讲解古文的太上老师。在课文以外，他要求我们每天另外抄写一篇古文，有诸子百家，也有明清笔记。所以解答刘源的问题，我游刃有余。至今我还记得他读懂一些名篇时的那种欣喜的目光。

我不仅给他讲古文，也向他介绍我读过的那些“内部书”：讲《第三帝国的兴亡》，把纳粹的“元首崇拜”和文革中的“毛崇拜”加以比较；讲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说政治需要有人做“挡箭牌”和“垃圾桶”；介绍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论》，讲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和政治家的视野；讲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解释什么叫异化；特别是我讲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说到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被斯大林整肃的优秀人物，后来给他们平反的理由就是横加在他们头上的那些荒谬的“罪名”……

当时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不会超过20年，你父亲的问题一定能平反，因为横加在他头上的这些“罪名”，太荒谬了。

可以想见他当时那种惊喜的目光。记得他当时说：“原来你是这样的！和杨小二说的，完全是两回事。”

我好奇起来：杨小二？他说的是哪回事？

杨小二，是杨尚昆家的老二，大名叫杨绍明，就是后来爱给邓小平照相的那位。当时他在承德附近的张三营插队。有一次回北京探亲，途径承德，顺便来看望刘涛。小二个子不高，却长得很宽。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书生模样。我们就见过这一次面，他却把我的一句挖苦话，当作了经典。

他说起自己在文革中屡遭批斗，尽管他事事表现积极、处处紧跟，还是得不到信任，加入不了组织（指“入党”），很是苦恼。我当时说了一句：“紧跟？那也得合情合理。”

他当时如获至宝，自言自语重复了好几遍：“对，紧跟、合情合理……”

回到北京以后，他在干部子弟圈子里到处宣讲“合情合理紧跟”的处世理论，我还成了这一理论的发明人。唉，人哪，都是按自己的水准来理解别人的话语，没法跟这种人生气。我说起这句话出台的前因后果，大家哈哈一笑。

刘涛和我分手之后，这些弟妹和她也疏于往来。他们却和我还继续保持一种友情。当时刘源说了一句很贴心的话：“我们是站在你一边的！”

他和我通过几封信，还只身再次来承德。我当时对宗教问题很感兴趣，看了大量的书，写了一篇关于宗教史的文章，有许多说不上精辟，但却很独特的观点。当时我们讨论这些话题，相当投机。可惜，这篇文章没有保留下来。后来我在海外接触过一些宗教界的人士，偶尔谈到其中的一些看法，他们就说我有“悟性”。在一次晤谈之后，一位“大师”对他的弟子们说：“万先生前世，就是一位高僧。”

哪里是什么前世。本来，文革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已恍如隔世了。不过，看到重庆山城铺天盖地的红海洋，又有一种噩梦重临的感觉。

我和刘源后来在北京还见过面，记得是在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大家很兴奋，说要庆祝一下。我在北京的便宜坊请他吃烤鸭。那一餐，花了七元钱，和当时九分钱吃一碗阳春面来比，算是挥霍了一次。烤鸭的香脆和面酱、葱丝、薄饼的绝妙搭配，固然不错；但让我至今想起来还口水直流的，是一盘芙蓉鸡片。后来我还专门看了一些烹调书，想复制这道佳肴，都不成功。怎么也做不出来当年那种雪白、粉嫩、鲜美、滑溜的感觉来。

后来就是恢复高考，他上了大学，学的是历史。再后来是到他父亲含冤离世的伤心地——河南，从基层做起。他很努力，一路升官，都是老百姓把他选上来的。

打字机这样的事，当时对他来说，是阳春白雪、锦上添花的项目；他需要的是下里巴人、雪中送炭。记得当时他恳切地问我：“能不能弄到化肥？这方面我们缺口很大……”

化肥，我无能为力。生意没有谈成，聊天却聊得很开心。记得他当时讲了中共政权的“隔代遗传、弱化继承”的现象。大意是说，中共的一、三、五代，比较优秀，并且强势。二、四代相对平庸、比较弱势。当时他说的第一代，是指创党的李大钊、陈独秀、包括毛、刘这样的知识分子；第二代是指打土豪、分田地，参加工农红军以后才扫盲识字的一代；第三代是指抗战时大批到延安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多是大学生。第四代是指大军南下时席卷进来的土改干部，文化层次又相对低一些；第五代则是指解放后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了。在潜意识里，他是把自己算作第五代的。隔代遗传，他们应该是有所作为的。

你别说，二十多年前的这些说法，略加修正，和今天的政治现实，确有相合之处。毛、刘、周，包括邓，算是第一代，其强势毋庸置疑。第二代应该是华、胡、赵，弱到没有一个能做完自己的任期。第三代江，还是有一些建树的，提出了“三个代表”、“让资本家入党”什么的。到第四代，我的那位老同学，其弱势，就情有可原了。如果他能平安做完任期，就算是创造奇迹了。

刘和席，应该是中共的第五代了。他们有差不多的共同经历，包括有相似的父辈受冤屈的家庭背景。他们会强势地有所作为吗？我们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