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

胡哥，拜读了您在清华百年校庆上的“重要讲话”，我这个平头百姓有几句话要说。

平心而论，您这个讲话和以往的空话、大话有些不一样，您提到了一点“教育问题”，也为年轻人提了不少“希望”。

您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还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

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中国的教育，别说和“国际先进水平”的英美相比差距甚大，就是亚洲的日本韩国的排名也领先于我们。哪怕是香港大学的排名也领先于清华北大！

中国教育怎么办？

据说清华要在2050年跻身世界一流，胡哥您为此向学生们提出了希望：希望同学们“全面发展保持个性”。

不错，一流的大学都是极具个性的大学，而有个性的大学需要有个性的学者和学生。

那么胡哥，您知道什么是个性吗？

我们不必咬文嚼字，既然您讲话中提到几位了不起的“清华人”，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个性”。

梁启超，一百年前的康梁变法让中国走上了维新之路，梁启超曾说过：“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这，就叫“个性”。

可惜，当今的中国很少有人具备“独立”“自由”的个性。自49年后的60多年来，我们为什么再看不到梁启超这样的人了呢？

那我们看到了您提到的冯友兰。

这位撰写了《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和《中国哲学史》的著名学者不可谓不具个性，然而经过那场思想改造后，便宣称自己49年以前的思想是“为大地主大资产家，特别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服务的”，49年以后则是“为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而自己能参加批孔运动是一种“更大的幸福”。

于是，后来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变成了“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中国哲学史成了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

“个性”就是这样死掉的。

至于对陈岱孙、费孝通、钱钟书、吴晗、曹禺、季羡林等人的“个性”的批判，不说也罢。不错，清华也许不稀罕这些舞文弄墨的社会科学学者，清华是科学家工程师的摇篮，可是胡哥您把杨振宁李政道抬出来为清华撑门面，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胡哥，看来在清华并找不到您提倡的“个性”，为什么？

也许我忽视了您讲话中的一个前提：“在正确处理个人、集体、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保持个性”——还是那老套套：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社会，那我们的社会又要服从领导一切的党。

难怪，与清华齐名的北大虽然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闻名，可最近把“思想偏激”的学生列入了会商范围。如此扼杀思想，何来个性？要是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先生地下有知，恐怕只能仰天长叹了。

其实，中国不缺乏有个性的人，缺的是鼓励个性发展的文化和环境，缺乏容忍个性的执政党，更缺乏有个性的大学，百年清华校庆开成了一个党代会，唱主角的不是清华的校长，不是做学问的教授学者和学生而是您胡总，这样的大学何来个性？这杨的大学里又怎么会有个性的学生？

在一个容不下“思想偏激”的大学生，更容不下“特立独行”的艾未未的社会奢谈什么“保持个性”、“独立思考”、“自由探索”是不是有些立牌坊的味道了？

胡适在49年说过：“美国人来了，有面包，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无自由；他们来了，无面包，无自由。”——不幸言中了！

百年清华，有过它的辉煌，有过极具个性的大师，只是那些大师并非出自清华。清华培养的最多的是留学美国的预科生，这似乎是百年的传统——自从1985年以来，85%的清华理工科学生去了美国，而80%在海外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没有回国——清华还是保持了它一贯的“优良传统 ”。

百年清华其实也没啥了不起，人家9百年的牛津，培养了7个国家的11位国王、6位英国国王、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3位总统和首相。而人家没有举办过如此豪华的校庆，更没有把校庆办成女王的庆典，因为牛津对学术对真理的追求让她畏惧名利。

当然，百年清华也并非一无是处，清华还是出了些人才的，在我眼里，至少有两个人值得一提：一个是您胡哥，您是清华培养的地道的清华人，您有您的河蟹发展理论，您那永无表情四四方方不偏不倚不温不火不痛不痒的脸也是您的“个性”。

还有一位是蒋方舟小朋友，她的个性是值得您这个学长和前辈好好学习并思索一下的。

胡哥也许您日理万机无暇上网，我转录一封蒋同学的信和您分享：
×××××××××××××××××

蒋方舟：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


　和你的故事要从头说起，虽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开头可言。2008年，我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被清华降分录取。夏天自己拎着大包小包来学校，报道的地点已经有媒体围追堵截，要求我畅想校园生活，我那时说“记录生活的日子结束，生活开始了。”——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有“时间开始了”的自我感动劲儿。

　　如今我已大三，却还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生活。现在在学校还常常迷路，同学讨论的成绩与保研，我也大都一头雾水。嘟嘟囔囔对学校的不满却说了很多，拿人不手软，吃人不嘴短。时值百年校庆，我想说给学校的，也不是感恩与颂圣，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怨言。

　　因为身在学校，所以不能仅抱怨些片儿汤的话。白衣飘飘的年代没了，就别再紧紧拽住时间的裙角嗫嚅呻吟;学术之不知礼之不存，也已经没有再捶胸顿足的必要;大师离去，微斯人吾谁与归。大势如此，学院当然不能幸免，所以也别再长歌当哭了罢。

　　然而，除去以上这些，我对大学仍有抱怨，仍有不满，仍有震恐，仍有大惊小怪，仍有不情之请。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喜欢拽着人聊政治。当然，大部分情况是我支离破碎地复述着我在网上看到、饭局上听到的只言片语，骇人听闻。我的同学们总是左顾右盼坐立难安，一副盼着人把他们解救走的样子，实在被逼急才敷衍笑道：“中国就是这样的。”

　　我那时还觉得奇怪，二十出头正是对政治敏感的时期，即使是纯生理上也应有些喷张和兴奋，可他们是如此漠然或畏葸。那时，常常涌到我嘴边的话是：“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现在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漠然，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

　　陈冠中的小说《盛世》里有个叫做韦国的青年人，理想是进入中宣部，因为“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我是学法律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

　　韦国加入读书会，组织同学有系统的驳斥网上反动言论，举报反动网站，举报“危险”教授。是年青一代的美丽领袖。

　　韦国说：“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 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我身边就有韦国这样的年轻人，越是高等的院校，就越多的如斯荒谬。这也不难理解，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天真与成熟、愚昧与清醒、单纯与复杂、糊涂与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辨哪种更可怕。

　　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们就在那里。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百年校庆快到了，学校里大兴土木黄沙飞扬，新的大楼和建筑一天天显现规模，学术成果在日夜赶工，我刚路过操场，看到四千人规模的团体操在训练彩排。

　　百年建筑清华学堂去年年底在修缮过程中被烧，现在仍罩着绿色的大罩子，依稀只能看见脚手架。忽然想到，文革时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损毁的建筑，也早就被修复痊愈了吧。记忆失，而永远不会复得。回顾既往岁月，将会把历史理直、理顺，甚至磨灭，下一个百年，又不知后人会怎样回忆起现世。

　　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往小了说，“母校就是你每天骂八百遍，但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往大了说，“为何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么，就此搁笔，是动情是矫情，就听收信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