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大哥大姐说，古代史不可以看得太多，分析时事的话，读近代史就足够了。我却觉得的，我们普通的人所得到的信息已经因为时代的需要，而支离破碎。我们所用的哲学工具，又因为智力精力所限制，而做不到“窥一斑而见全豹”，而更可能以偏概全。

    那么，我辈只能寄希望在事物的来龙去脉的发展中找到更加全面的线索。然后从中求解。那么，且让我们倚门回首。


 　 试看基督教在欧洲和中国的不同境遇。
　  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在罗马附属地产生。最初，基督教只是被罗马征服的一个小民族以色列犹太教的一个变种。最初受到正统犹太教和罗马政权的双重打压。然而，接下来的三百年，基督教迅猛发展，反客为主，而一跃取代了罗马帝国的多神教，而成为国教。

　　与此伴随的是罗马帝国彻底结束了其民主制度，而转为了专制。随之，欧洲也进入了教会统治下漫长黑暗时期。

　　基督教的成功和专制制度的最终确立算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较之先前的多神教，基督教的教义和组织形式都更符合专制统治者的利益。
　　顺便说一句，目前华人教会里摇身变成了传教士的前民yun人士常说，民主起源于基督教。听来不禁莞尔。
　　顺便还要说一句，教会一度拥有西欧三分之一的土地，这一现象曾屡遭中外革命小将们的口诛笔伐。然而，在那个诸侯长期混战的时代，民众可以依附于因神圣不可侵犯而相对稳定的教产托身续命，其影响是积极的。或许，这本身也和这个制度的存在互为因果。


   无独有偶，七世纪，穆罕默德开传伊斯兰教，区区数十年该教便以压倒性的胜利战胜原本传统深厚的多神教。这一过程，伴随的，是阿拉伯半岛的统一。这一次是:统一的政权，需要统一的信仰；帝国扩展，也需要为之服务的独一的真神。

　　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早期的迅猛发展，前者被统治者“因势利导”，而后者则“应时而生”。也许，所谓时势，正是“精神现象”离不开其“物质基础”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或许由于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这两个成功，西方人得出结论说，单神教取代多神教乃是历史的必然。然而西方人的理论，脱离了其产生的背景，到了中国却往往水土不服。


　　现在回过头看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不同于早期基督教在罗马的倍受打压，七世纪基督教正式到中国，一开始便受到非凡礼遇。贞观九年，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亲率仪仗迎接景教主教阿罗本于长安郊外，并与准其在自己的藏经楼翻译圣经。太宗之后，唐高宗仍尊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唐玄宗曾命自己的五个兄弟到景教寺中设立神坛，并自己也曾在兴庆宫中做礼拜。

 　　唐的统治者们自然不是笃信景教，所谓“礼遇”不过是“统而治之”的手段。然而，比起基督教早期在罗马帝国的遭遇，华夏文明摆出极其自信而宽容的态度，接待了基督教这一分支，容其，甚至鼓励其发展。

 　　然而，渔阳鼙鼓，大唐转入衰落。内忧外患的政权开始肃清意识形态。公元九世纪，大名鼎鼎的三武灭佛之唐武宗版上演了。武宗的主要目标是灭佛，不幸被牵连的景教却应声倒地，并且从此一蹶不振了，然后销声匿迹了。同是外来宗教，佛教越灭越勇，并且彻底融入华夏文明的一部分。而景教却如此来势汹汹却去也匆匆。

  　基督徒朋友说，那是因为景教，只是基督教一个分支，并没有得到神的祝福，故此。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拜偶像的道，佛，以及认为默罕默德比耶稣牛的伊斯兰教早就被神化骨扬灰了。

　 也有人说，景教驻中国办事处距离本部太遥远，导致技术支持不够。故此中国市场开发未果。然而，遥想当年在罗马和阿拉伯半岛，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只有区区几个信徒，些许星星之火，却迅速以干柴烈火之势燎原，而且一烧就是上千年，到现在还余威尚存。而业已发展得更加成熟的基督教神学，却并没有借着唐王朝的支持，而生根发芽。

     我常遇到的基督教徒这样劝我：我本来也不信，可是现在出国一看，欧洲，美国都这么发达，可见有上帝保佑。
      我并不反感别人的宗教。人的经历，智力，需求各不同。人生苦短，各自须寻各自门。
          我却也不禁想，这基督徒如果生在几百年前，对比中华的富庶文明和西方的穷困落后和战乱，不知是否会弃他的神如烂鞋。  或者生在一千多年前，看到阿拉伯帝国在西欧扩张中的所向披靡，是否会转而匍匐在阿拉的脚下。又或者，他认为，历史就在现在停止了。国家民族的涨落消亡，不会再进行了么。
     且不说，幸与不幸的是，时代继往开来，生死存亡的较量无穷尽。
     且让我们通过这段大唐景教的往事，遥想那个时代，基于物质，文化等诸方位的强大的优势，中华文明表现出的兼容并包的气魄。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