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 “重庆模式” 与纳粹“红歌”

以联系群众、唱红打黑为实质和核心，动员群众、全市上下一心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来统筹城乡发展，来鞭策公有经济、民营经济、三资经济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以国有经济“驾辕”，来建设“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等等，这就是“重庆模式”。这一模式，就是具有重庆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而不是不可持续的片面发展模式，就是行之有效的“两手抓，两手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不是经济上坡、道德滑坡的发展模式，就是越发展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稳固、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和尊严指数越高而不是越发展党和国家“为人作嫁”的危险性越高、人民群众的痛苦指数和卑贱指数越高的发展模式。

根据媒体报道，重庆市委宣传部近日通知强调，将选出的36首初评入围的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歌曲，作为红歌传唱曲目，要求全市的所有媒体高密度宣传推广、还要通过多种方式，组织老百姓学唱；通知还要求，重庆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发挥重庆群众红歌传唱活动优势和“唱读讲传”活动特色功能，把36首初选入围新歌作为全市社区红歌赛、 “天天红歌会”及重要节目演出等活动，以进一步掀起重庆市红歌传唱热潮。

据悉，36首初选歌曲的组织者为中宣部，通过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共同举办了“唱响中国 --- 群众最喜爱的新创作歌曲”征集评选活动，目的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客观地说，这36首歌并没有包括文革期间“毛泽东时代”的歌，那种个人崇拜甚至是暴力的歌曲。而是被称为时代主旋律的歌唱党、歌唱祖国的歌曲，但还是带有“毛文化”时代的传统，没有给公众在音乐、文化方面的自由选择。36首歌还是有共产党倡导的意识形态，以此来控制公众或青少年，不让他们有更多的选择。这种限制只有在极权社会才有。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力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无所不管，从报纸到杂志，从广播到电影，刊登什么播放什么，什么时间段等，都由宣传部决定。

纳粹政权指定“政治学习”的“红歌”作品：《不要相信狐狸，不要相信犹太人》（Trau keinem Fuchs auf grüner Heid und keinem Jud bei seinem Eid – Ein Bilderbuch für Groß und Klein ，1936, Elvira Bauer）和《毒蘑菇》（Der Giftpilz ，1938, Ernst Hiemer und „Fips“)

宣传的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手里。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而且，许多广播节目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从这个角度而言，纳粹政权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当时，没有哪个国家有德国那么密集的无线电覆盖度。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堂堂第三帝国的教化和宣传部就如黑帮一样偷偷行事，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