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要被剃光头送到苏北去敲石子吗？”

    “啥，送到东北去配伤兵？侬帮我寻个有钱的好共党做老公好伐？”

    1951年11月25日，上海会乐里的50多名妓女告别了“华灯起、车声声”的“夜生活”，坐上大汽车和其他执照妓女以及流莺们被送进了位于通州路418号的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然而，换了“新天地”后，离“如梦初醒”依旧隔着漫漫长夜。

    照张爱玲的讲法，天下凡女人便是同行。于是这改造，便成了脱胎换骨的一个轮回——妓女们在疾病、金钱、情欲和伦理中挣扎翻滚，期盼着超升。

改造？先治性病！

    行动第二天，许多上海报纸都引述了一个叫吴彩凤妓女的反应，据说她站在闸北分局的一张凳子上宣布说：“姐妹们，我们解放了，我们新生了！……今天，是我们最可纪念、最感到光荣的一天。”

    然而在这等豪情背后，妓女们的眼中心中实际上满是恐惧。第一批被收容的501人有一半人患有性病，90%的人有心脏病、斑秃癣等疾病，大多数都有毒瘾。于是体检这样的善举，竟然成了她们的第一场噩梦。“军队在朝鲜失利，伤兵等着要输血，政府要抽我们的血！”也不知是谁在教养所散布起这一谣言。结果没过几天，抽血的大夫来了后，妓女们又吵又闹，有的把瓶子也摔了。后来大夫和干部一块儿来了，说凡有梅毒的一律住院治疗。妓女们这才相信，共产党是真的要救我们。

    上海市政府调配各性病诊所的医资，在教养所安装了医疗设备，住院费用由政府支付。，甚至还从抗美援朝的解放军那边调拨过来一批紧缺的青霉素。

钞票？自己去赚！

    1948年，一项对上海市500名妓女的调查数据显示：56%的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主要因为这一职业比起她们所能从事的其它职业来，收入更加丰润一些，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更有近四分之一的人表示想找一个有钱的丈夫。

    马克思曾经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妓女称之为“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一部分”。不容质疑，一张张需要吃饭的嘴巴成了妓女改造的首要问题。没有了相好，她们加入了劳动妇女的队伍。教养所根据收容妓女的健康状况、劳动力强弱和特长等，按照“粗工易学”的原则，组织她们参加各种劳动生产。鸿兴织造厂运来了40部闲置织袜机，次年又增加了两部弹棉机，后来还增添了手套工场。

男人？远嫁新疆！

    从良对于多数妓女来说是一个黯淡的未来。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本质不过是成为商人购买的另一宗可以永久使用的性商品。

    妓院被冲掉时，已经有一部分妓女回乡或嫁人，也有老鸨带着妓女去了香港。没有着落的妓女，则被“剃光头”，“共妻”等传言吓得魂不附体。一些胆子大的“秋仪”（苏童小说《红粉》的女主角）就在被卡车拉去“训练营”的途中逃跑了。被关进去的尤物们有的对着镜子痴痴地照，把头发梳了又梳；有的把窄窄的旗袍硬套在胖墩墩的身子上，扭动着屁股；她们聚在一起最多的话题就是谈男人，有时谈着谈着，竟尖叫起来：“么男人，闷死我了！”

    在长达两年的无性生活过后，1953年，教养所开始陆续释放改造好的妓女，标准是政治表现好；疾病痊愈，无恶习；有技术，社会上能接收。在上海没有亲戚的，送回老家；有亲人的，分配到城镇工厂；“剩女”们则由工作人员陪着，送到甘肃、宁夏和新疆的国营农场，因为“那里没有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于是，背井离乡的女人们便回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家庭关系中，并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

原址：通州路418号

    1947年4月，上海市社会局在通州路418号创办上海救济院习艺所，收容“黄牛”、扒手及操不正当职业的游民，实施感化教育。上海解放后，有关部门先后接收处接管原习艺所，相继改名为上海市劳动生产教养所、难民收容所、上海市第二劳动生产教养所。1951年11月，撤销第二劳动生产教养所，改为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妇女劳动教养所建所后，拆除旧有危险房屋，新建宿舍与医务室等处，翻修部分残破房舍作为劳动生产用房。1958年2月，新艺工厂并入妇女劳动教养所，定名为新艺工厂。如今这一片已经林立着高层和多层新建筑，老工厂的痕迹已经一点也没有了。

往事

四马路，老上海的“红粉街”

    书香四溢的福州路以前叫四马路。老四马路，原名“布道街”，得名于工部局董事、传教士麦杜斯基督教讲经布道的场所。四马路在第二跑马场建成后逐渐成为老上海的“红粉街”。当时那儿东段集中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时报、华美报馆一些新闻出版业，也有药店、旅社、澡堂、戏院，但最多的却是集中在西段的妓院。叫的出名字的有久安里、清和里、尚仁里等等，最出名的是会乐里（原址现为莱福士广场在云南中路上的边门）。

    在1925至1948年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会乐里整个弄堂几乎看不到一个小孩，即使有也是老鸨从外面买来的小女孩。每幢房子的门口都挂着一盏门灯，后来也有改为霓虹灯的，其形状有圆有方，还有八角形的，上面写着妓女的名字，入夜灯光齐明，藉以招徕嫖客。

    汪伪统治时期，这里的嫖客几乎都是日伪军大小头目。抗战胜利后，会乐里又成了国民党接收大员寻欢作乐的场所。据《时事新报》1946年1月17日一篇报道记载：“那时节，会乐里大弄口耸立着巨型彩牌，蒋主席大幅画像的四周，装着无数电灯，光耀夺目，与弄内‘红、玉、香、琴’之类的艳名广告灯互相争辉。吉普车与流线型汽车代替了过去弄堂里的三轮车与自备包车。”这番灯红酒绿被描写得活灵活现，更为有趣的是，四马路上，在文化人和妓女之间存在的一种“共生”关系。

    每年，上海都要在报纸上公开评选上海皇后、名花、状元、花国大总统。参选的交际花们最需要记者在报纸上吹捧。于是当这个龌鹾的“皮肉红包”一塞，就催生了一批“红粉文人”。他们成天泡在四马路上的娱乐场子里，和那些“长毛状元”、“女校书”打得火热。捧红了花魁，自己也乐得一些回扣。而女人呢，选秀成功了就可以当明星、傍上高官和大款，最不济的也可以在自家的窑子里做做“花魁”，升职发财。这俩行当就这么一搭一档，配合交关默契。

    至于“布道街”是怎么更名为“福州路”，这说来还有一个香艳的故事。1864年，这条从外滩至西藏中路全长1453米的大路辟筑成功。工部局一位名叫马大提的英国董事来中国时，曾在福州登岸，遇见一美貌女子，便强娶为妾。在董事会商议为延伸后的布道街取路名时，马太提居然提议以其妾之出生地命名。在董事会一干人惊艳羡色的啼嘘声里，“布道街”从此更名为“福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