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到达保定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妈的脸上没有了刚上车时看到的轻松，显得有些紧张。孩子从大人的表情上捕捉信息，妈绷紧的脸让我感到不安。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呢。

        1947 年妈在家乡看到共产党培训工作人员的广告，用现在的话就是“招工广告”。共产党预计到建立政权后需要文秘人员，那时就开始招收有文化的年轻人了。妈报了名，在山西接受培训后分配到石家庄。算来离开故乡整整 20 年了。

       姥姥本来一直跟大姨住在北京。大姨是中学校长，是文革初期最早受冲击的对象。红卫兵抄大姨家时的口号就有“赶走地主婆！”，大姨家的小表姐比我大两岁，趁抄家时的混乱把姥姥送到了北京站，红卫兵发觉后追到北京站。“糊涂反被糊涂救”，姥姥不认字，小表姐不知道去保定要到广州方向候车，把姥姥领到了东北方向候车室。姥姥捡了一条命。

        保定这个名字这么多年不见经传默默无闻。终于出了个喊“我爸是李刚”的人，但保定还是被“李刚”代替并埋没了。保定是文化古城，当时是河北省的省会。由于文革期间武斗严重，省政府从保定搬到了石家庄。

        保定站检票口处，三轮车车夫像夹道欢迎一样站在两边拼命喊，恨不能用手拉客人坐自己的车。石家庄文革一开始三轮车就被当作“剥削他人劳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取消了。文革已经开始一年了，保定的三轮车还在转动。石家庄 -- 保定之间 131 公里，文革表象竟如此不同。

        我拽着妈的衣襟走出人群。不知为什么，那时已经没有公共汽车了，我们只能坐三轮车。妈和姐坐在三轮车座位上，我坐在妈膝盖上。装替换衣服的包裹放在脚边，姐抱着从石家庄带了的锅碗，饭勺的长把儿从包袱皮一角伸出来，晃在姐脸前。

        妈的老家在保定南刘各庄。位置就在保定南郊，河北大学后面。三轮车在一个大院前停下来，院子里有一排北房开着三个门，从门的间隔上可以看出中间的房子大，两边的小。

       妈敲了西边小屋的门。

       “谁？”是姥姥的声音。听到姥姥的保定音，心一下踏实了许多。

       “是我”妈回答。

      “你是谁？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姥姥警觉地问。

      “妈，快开门吧”妈有些不耐烦了。

       我和姐始终没有出声。

        姥姥开了门，黑暗中看到自己的女儿和女儿身边站着的两个孩子。姥姥惊讶地倒退了两步，小脚差点支撑不住身子。

       什么都不用说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前世到底作了什么孽了啊”，姥姥重复着遇到不幸时爱说的口头禅。

       “又说这个”妈不服地埋怨说。

        在姥姥看来现世的一切不幸都是对前世所作坏事的报应，因此不幸也是天经地义的，只能忍耐。为了来世的幸福要积德行善勤奋节俭。姥姥视奢侈为罪过，我大奶奶请她看过一次梅兰芳的演出，当她听说那张票是四口之家一个月的饭钱时，说了好几遍“作孽呀、作孽”。姥姥不明白，眼前这场灾难正是她勤俭积累成富农带来的结果。

        一间小屋，炕占了一半。屋里没有家具，靠墙边有一个能装两桶水的小水缸，还有一个用木板搭的小架子，上面放着小锅、几个盘碗。 15 瓦的灯炮闪着昏暗的光很像姥姥。

       妈说要整理东西，让我们先睡。一下来了三个人铺的东西不够，炕很硬。我想尽量给大人让出些地方，使劲贴墙躺着。

         听呼吸，姥姥和姐都入睡了。妈还不来睡，我轻轻抬起头看妈在干什么。 

        妈用报纸挡住灯光，大半个屋子黑了。报纸开缝处射出的光线照在妈的脸上。妈看着镜子用手指梳着自己的头发。三天来，妈是第一次这样慢慢地看自己的头发。不、也许我们姐俩睡下后妈也这样看过。

        憔悴的面孔、坑坑洼洼没有型的头发、呆板的眼神，浮在 15 瓦昏黄色的灯光里，很可怕。

        妈那年 37 岁。妈眉目清秀，一直是我心中的自豪，现在真地被变成鬼了。那晚恐惧加悲伤，我第一次失眠。

        第二天早上，妈叫醒我：“新力快起来，小妮等着你去玩儿呢。”

       等我去玩儿？这里没人认识我，谁会找我玩儿？我抬头看了一下，屋子中间站着一个比我还小的小姑娘，心想：她要是知道我出身不好肯定不会跟我玩儿， 那还不如开始就别理我 。我把脑袋又放回到枕头上接着睡。

        在妈的催促下，我不情愿地跟小妮出了门。我跟着她走出村子，来到菜地。好像村里人们都知道我家回来了。一个摘菜的阿姨随手递给我一个茄子，我第一次吃生茄子。

       那天，我还没睡醒的时候，姐就跟村里亲戚的孩子们玩儿去了。

       “南刘各庄”听上去是“刘”姓多的村庄，其实“金”姓很多。出了门不是“表姨”就是“表舅”。到了谁家总会抓点儿什么吃的给你，实在没有什么，也会给你炒点儿黄豆。

        农村的文革和城里不一样。城里人只革命不干活也有工资，农民不下地干活，恶果马上就反应在饭桌上。农村的革命是在晚上进行的，姥姥被人叫去开过会，左胸前还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小白牌。姥爷活着的时候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小气鬼，外号“金猪头”。过年时没有吃过猪肉，跑好几家肉店挑个最便宜的猪头买来给全家过年。就这样供三男三女上了学，还攒了个富农出身。

         虽然姥姥戴的小白牌一时让我不安，但每天有人来把姥姥的小水缸添满，还有七大姑八大姨的来给姥姥送菜，出了门有小孩跟我玩儿，那不安很快就忘到脑后了。

         我和姐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很少回家。屋子太小，要坐得上炕，站着碍大人的事。特别是不愿意听姥姥整天叹气。姥姥那么喜欢我们姊妹，可来了以后还没有笑过。

        但是姥姥没有忘记我们姊妹爱吃她作的手擀面，每天肯定给我们作一顿。中午作是麻酱面，晚上作是热汤面，面汤里还洒上几滴香油，那时已经是相当好吃的东西了。

        姐再不用惦记着做饭时间、也不用管妹妹在哪儿了，整天跟村里的孩子跑得很远；我也不用听姐的指使，自由自在地跟小孩们转来转去。姐俩就这样实现了各自曾经向往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还没过上一个礼拜，一天中午妈到外边找到我说：

       “新力，走，跟妈妈回石家庄去”

       晴天霹雳！我脑子里一下闪现出石家庄的一幕幕，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让我回那里才是真正的“下放” !

        “我想一直住在姥姥家”我央求道。

         “姥姥现在照顾不过来你们俩。听话，跟妈走。”

          妈一说“听话”就是让我必须服从的意思。

         村支书是妈的远房表哥，非常讲原则。他认为妈的单位做法过激，不应该下放。妈再三央求收留我们，他反倒开了拒绝接收的证明，让妈快回去原单位去，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