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成熟、冷静、颇有作为的政治家们在治理天下的同时都很注意约束自己的身边人。治天下与治左右看似不能类比，实则关系甚大。田家英生前就曾经直言犯上的指出毛泽东的缺点包括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可惜的是，田家英的这一震古烁今的意见未能受到毛泽东的重视，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巨大错误中纵容左右一些佞幸为乱政坛终于成为毛泽东一生的“圣德之累”以致遗玷青史。事实上，延至近现代治左右已经不再是政治家的专利，而是一切握有实权的领导者都需要注意的“大节”，今天，我们党大力提倡廉政、打击腐败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提出领导干部必须约束、管理好自己的身边工作人员，谨防他们利用领导人的旗号四处招摇生事。可是，当我们考诸历史时，发现我们的前辈中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坚持把这一点善始善终的毕竟属于少数，其间连开国十大将之首的粟裕也不能免俗，一样在“治左右”的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1955年的一天，彭德怀办公室秘书请当时担任副总参谋长的陈赓立刻去彭总那里一次。彭紧急约见陈赓所为只有一事，那就是在彭德怀审批的公文中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失误，而就在这份具有失误的报告上竟然有陈赓的签署。彭德怀认为以陈赓的精敏当不致于出现这类低级错误。彭德怀批评人素来算得上激烈，秘书郑文翰在日记中多次谈及此事，不但下级领导被彭训斥的只有立正的姿态（例如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就立正受训），就是同级乃至上级的领导也经常给彭批评、顶撞，即便是在彭退隐吴家花园时，还因为一些往事和难得来见他的朱德吵了起来，彭后来居然大声的说：“请总司令以后不要再来这里了。”以宽容著称的朱德也含愤而去，至死没有再登彭德怀的门。尤其这些工作上的计较，陈赓所受到的批评其严厉程度可想而知。陈赓是彭的爱将，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回忆，彭因为生活俭朴，所以有人请客多半不给面子，而能给面子的少数人中首推陈赓。但是，即便是爱将者如陈赓，一旦工作上出了纰漏在彭德怀那里一样容不得沙子。

窝了一肚子火的陈赓回到办公室叫来秘书查询，他的三位秘书任金池、徐嘉谷、王勉都予以否认曾经经手办理过这么一件事。陈赓大怒道：“未经我同意，竟敢以我的名义给彭副主席写报告，彭老总把我狠狠的训了一顿。”1958年5月27日，林彪曾经专门在会上说过这样一番话：“今后我们要继续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军队同志继续在彭老总领导下更好的团结起来。”林彪话音未落，贺龙即表态说：“林彪讲话我很同意，我们都要团结在彭总的周围。”叶剑英也跟着说：“我同意林彪同志意见，大家要在彭总的周围。”由此可见，彭德怀自从建国后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其人的威望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甚至还被一向善于吹捧毛泽东的林彪摆到了能够和毛泽东相提并论的地步，要求军队的同志团结在彭的周围，不论林彪这番话的真实用意如何，其内容毕竟反映了部分真实历史的背景。由此可想，陈赓受到彭德怀的“狠狠的一顿批评”，内中的滋味该是如何的了。陈赓后来自称这次发火是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发脾气。

可是，问了一通周围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后还是没有得出这份报告之所以签署陈赓的名义的由来。直到后来事态有些大了，有一位工作人员才站出来承认了错误。这位工作人员就是总参谋长粟裕的秘书。粟裕的这位秘书告诉陈赓，是他擅自盖了陈赓的章子送上去这份报告的。陈赓听后勃然大怒：“这么重大的事，你未经我同意，竟敢以我的名义给彭副主席写报告，你不是在骑着我的脖子上拉屎吗？”粟裕外地疗养，粟裕的几个秘书就到代总长陈赓这里请示工作，内中一位大抵自觉是总长信得过的秘书，所以不报告陈赓就径直盖了陈赓的图章。这件事的全部经过未见于任何有关粟裕的文章、书籍和回忆录，那些在互联网上喋喋不休的吹捧粟裕者更没有可能看到这个细节，可是它却实实在在的记载在官修本的《陈赓传》的第803、804页上，透过这件事得以让我们看到粟裕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的另一副面孔。

作为秘书，应该知道自己工作的原则范围。作为总长，也应该知道如何教育自己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如何在工作规避错误的出现。何以一旦粟裕外出疗养，手下人竟然未经请示擅用人家的图章呢？这种私调军令放在战争年代就是军法从事。即便是和平年代也一样不能容许。我们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件事，其目的不是因此来否定粟裕的纪律性、革命性和他赫赫的战功，而是要告诉大家一件历史的真相。我们有些人在研究党史的时候经常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走极端，一俟某人军功显赫或者政绩昭彰便千好万好，总之就是一个好，其他的都成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笔带过。网上的“挺粟”之流更加发挥这种极端的做法，把粟裕吹上了天，似乎粟裕已经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拿粟裕蒙冤这件事作为“照妖镜”，似乎粟裕白璧无瑕，从来就没有犯下过错误。这种作法不但毫无益处于勾勒粟裕的本来面目，也无益于客观公正评价粟裕的一生。我感觉倒是应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把粟裕的缺点和不足连同他的伟大成就一起摆在人们的面前，让大家做一个公平的裁决，我们经常说群众的眼镜自然是雪亮的，像祥林嫂一样把粟裕的蒙冤用填鸭的方式拼命的塞到读者的嘴巴里的做法委实不妥。

有关这一类错误粟裕本人也有过一些说法。1958年5月28日，粟裕本人作出公开检讨，具体如下：我（粟裕）到总参工作六年多了，由于身体不好， 1951、1956年各休息了一个时期，工作没有成绩，有许多错误。例如调志愿军回国这样的大事，却用总参名义发了电报。超越了职权，联系到历史上 1947年在濮阳整训，军队的军阀主义，自己有责任。”事实上，粟裕多病，聂荣臻早就在1956年的3月21日的军委第十六次会议上提出：总参要成为一个口子，粟裕有病，要由陈赓顶。

这件事之后，粟裕如何批评他的秘书，如何教育他的手下的内容已经不得而知，至少《陈赓传》中没有记载，那么粟裕的左右也就更不会轻易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来费神回忆这么一段并不光彩的往事。粟裕在治左右上虽有缺陷，可是左右却十足的对得起粟裕，我们现在从网上就能看到鞠开等人的长篇累牍的如何介绍粟裕蒙冤的全景，还有一些粟裕身边工作人员如何排斥其他领导人的谈话、回忆文章，或许从这里我们倒是能够看到当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幕的由来吧。
 
（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