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相比于丈夫蒋经国，蒋方良的一生则显得有些神秘。台湾《中国时报》昨日刊登的一则书摘，披露了她鲜为人知的一些生活细节。

　　隐藏了乡愁的俄罗斯妈妈

　　因为俄罗斯人，我与蒋家结缘数十年；也因为俄罗斯人，我始终不习惯称芬娜为蒋方良。在艾斯尼等俄国同胞眼中，她是典型天真又热情的俄国女孩，但他们多少也好奇为何她会嫁给蒋经国？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配合身分而穿凿附会，许多信息都说芬娜的父母是沙俄贵族，但据艾斯尼的说法，从芬娜的姓氏判断，她的原生家庭应该与贵族无关，而是一般的农民或工人。

　　因为这层缘故，加上当时时局动荡不安，俄罗斯人并不看好蒋中正的国民党政权，所以即使她嫁给蒋经国，俄罗斯人仍将她视为沦落异乡的同胞之一，对于蒋经国亦然，众人平起平坐，喝酒、跳舞毫无禁忌。

　　当然，俄罗斯人对蒋方良的态度逐渐随着蒋经国的官职升迁而改变，但最让俄罗斯人吃惊的是，蒋方良中国化得太过彻底了，说着一口流利的国语、穿着旗袍，而且为了丈夫的职务放弃个人的社交和生活圈，甚至将自己隐形于官邸当中。

　　曾经有俄罗斯人找上蒋方良，希望能透过蒋经国的关系寻些方便，但她总是当下拒绝：“我不插手尼古拉的事。”

　　艾斯尼看着芬娜收藏起内心的热情，也曾慨叹：“她是个称职的中国媳妇，却不是称职的俄罗斯妈妈。”因为艾斯尼每回见到孝文、孝武、孝勇三兄弟，都会故意以俄语与他们交谈，但三兄弟全无法对答，艾斯尼不禁感叹：“芬娜至少应该教会他们说自己的母语啊！”

　　蒋经国与俄罗斯人的交往也十分微妙，他的威严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建立，后来俄罗斯人与他的互动似乎显得不再那么自在。

　　我常在想，蒋经国夫妇之所以和我成为好友，除了人亲土亲，多半还因为当年他在俄罗斯尝尽酸甜苦辣，曾被当作人质、被下放，因此看到我这个置身于俄国咖啡厅的台湾人，难免兴起“护着自己人”的念头。

　　有一次，他前来明星为芬娜买俄罗斯软糖和麸皮面包，还未开口，一位柜台小姐(即后来与我结婚的黄碧霞女士)已经先行准备好芬娜喜欢的口味，蒋经国喜出望外，用俄语问一旁的艾斯尼：“这位小姐这么能干，你一个月付她多少薪水？”

　　“三百块。”艾斯尼不假思索地说。

　　“你一个月领多少薪资？”蒋经国又转头用国语问小姐，对方小声地回答说是一百八十块。

　　“你说三百就应该付三百，为何她说是一百八十块呢？当老板的人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否则员工怎么信服呢？”蒋经国很不开心地质疑艾斯尼，艾斯尼的耳朵红得差点烧起来。

　　我见状赶紧放下工作，上前解释：“通常从早上九点上班到六点，月薪是三百块，但这位小姐上班的时间是九点到下午三点，所以是一百八十。”蒋经国这才恍然大悟，并向艾斯尼道歉，但离去时仍不忘对艾斯尼说：“往后也要拜托你好好对待我们国家的人。”

　　那天开始，艾斯尼对蒋经国大为改观，认定他是个亲民爱民的官员，对他也更加敬重，每次遇到政府官员来明星总要大力称许蒋经国，同时也勉励对方要戮力工作。虽然现今各界对蒋经国的评价不一，但这一段小小的插曲，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深。

　　尼古拉、芬娜与明星咖啡

　　谢祝芬

　　“明星”的俄罗斯新年盛会，芬娜(蒋方良)和尼古拉(蒋经国)也一定不会缺席。

　　每到元月十三日，一大早厨师便开始准备火鸡、牛排、烤乳猪、各式糕点和饮料等等，晚间九点送走其他客人，热闹的俄罗斯之夜才正要开始。当晚所有与会的俄罗斯人都会穿着传统服饰，聚集在ASTORIA二楼进行祷告和守岁，待午夜十二点钟声一响，众人不约而同举杯大喊“那达”，互相恭贺新年快乐。

　　喜尝家乡味道

　　“明星”还叫做ASTORIA的年代，店里聚集的不只是俄罗斯男士，许多俄罗斯女士也经常到此小聚以聊慰乡愁，其中身分最特殊的要算是前第一夫人蒋方良。

　　在ASTORIA，蒋方良不叫蒋方良，而叫做芬娜；蒋经国不叫蒋经国，而叫做尼古拉。

　　早在ASTORIA开幕之前，芬娜、尼古拉就和艾斯尼等俄国人有所往来；ASTORIA开幕不久，芬娜也在尼古拉的陪同下来到店里。看得出来，刚迁到台湾不久的芬娜因为尝到家乡味而显得相当兴奋，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灿烂笑容。

　　但坐在尼古拉身旁，她始终只是静静地笑着，只是喝着咖啡，听着夫婿与俄国友人闲话家常，偶尔需要参与意见时，才会开口加入话题。

　　那时简锦锥才十八、九岁，刚与俄罗斯人相处不久，听不懂俄国话，加上对于政治不熟悉，因此第一次与尼古拉面对面时，并不知来者是何方神圣。反倒是细心的芬娜见他在一旁鸭子听雷，特地用宁波口音的国语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做Archie！”阿锥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前这位俄国女士的中文竟然如此流利。

　　“不！我是问你的中文名字。”芬娜看出他的惊讶，轻轻地笑了。

　　“喔……我叫做简锦锥！”两人第一次对谈仅止于此，但阿锥已对这位俄国女士留下深刻印象。

50年代，蒋方良带着女儿参加台俄籍友人的Party

　　踏着阳光走来

　　这对客人离去后，从艾斯尼口中得知，他们是蒋家的长男和长媳，阿锥有点愣住。回想刚刚尼古拉和芬娜平易近人的举止，着实与自己想象中的第一家庭成员有些落差；第二次再见面，阿锥战战兢兢，不时提醒自己要好好招待两位贵客。

　　但芬娜一见到他，先行打招呼，然后告诉身旁的尼古拉：“他叫做简锦锥。他们告诉我，这位年轻人帮了俄国人许多忙。”

　　尼古拉听完，也像遇见老朋友般向他点头问好，然后爽朗地问：“我们以后叫你小简，好吗？”

　　从此，阿锥成了尼古拉和芬娜口中的小简，看惯了其他俄国人与他们自在的相处，也逐渐习惯将他们当成一般客人。日子一久，阿锥只记得他们是尼古拉和芬娜，而忘了他们是蒋介石的长子和长媳。

　　可能是因为ASTORIA让芬娜有回娘家的感觉，也可能是店里的轻松氛围让她可以暂时卸下第一家庭的光环和旁人的目光，往后的日子，芬娜成了ASTORIA的常客；有时是由尼古拉陪同参加俄罗斯或飞虎队友人聚会，有时是自己带着四个孩子来喝罗宋汤或吃西点，有时只是在门市外带最爱吃的俄罗斯软糖、麸皮面包和火腿。

　　即使身上穿的全是从中国带来的旧衣裳、旧洋装，但每当走进ASTORIA，芬娜都像是踏着阳光走来，笑容灿烂夺目，脚步轻盈愉快。

　　俄国新年盛会

　　ASTORIA的俄罗斯新年盛会，芬娜和尼古拉也一定不会缺席。每到元月十三日，一大早厨师便开始准备火鸡、牛排、烤乳猪、各式糕点和饮料等等，晚间九点送走其他客人，热闹的俄罗斯之夜才正要开始。

　　当晚所有与会的俄罗斯人都会穿着传统服饰，聚集在ASTORIA二楼进行祷告和守岁，待午夜十二点钟声一响，众人不约而同举杯大喊“那达”，互相恭贺新年快乐。

　　饮酒作乐不忘重温家乡旧梦，现场常有人即兴以口琴或其他乐器吹奏俄罗斯民谣，欢乐的气氛吸引宾客随音乐起舞；音乐达到高潮时，也常有人乘兴跳起俄罗斯传统舞蹈。

　　有几次，尼古拉饮了几杯伏特加，酒酣耳热之际跳起俄罗斯舞蹈，利落的舞姿赢得掌声连连，满脸笑意的芬娜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俄罗斯民谣，两人展现的热情与活泼，与其他年轻小夫妻没有两样。

　　如此光景维持了七、八年，随着尼古拉担任的官职越形重要，两人到ASTORIA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一九五九年左右，时任青年救国团团长的尼古拉下令“不可奢华”，芬娜写了一封俄文信到ASTORIA，薄薄一封信笺、写着短短几行字：“因为先生有要职在身，往后无法再参加私人聚会。”字里行间载满芬娜想要成为中国媳妇的决心。

　　此后，夫妇俩再也没有出席任何一次的新年盛会，偶尔来到明星也只是吃吃点心、喝喝咖啡，甚少再参加私人派对。

蒋经国与蒋方良在台湾

　　欢笑日子远了

　　但私底下，芬娜夫妇与阿锥的交情越来越好。当时尼古拉一家子住在长安东路十八号(四条通)，与他、艾斯尼住的林森北路(七条通)相隔不远，彼此逐渐发展为家庭朋友，“小简”也逐渐成为蒋家人口中的“老简”；虽然少在ASTORIA碰面，一群人偶尔仍会互相串门子，或一同去看看电影。

　　兴致来时，芬娜还会带着长孙女蒋友梅和阿锥的一对儿女前往碧潭划船。

　　一九六九年，尼古拉升任为行政院副院长的官职，全家搬离四条通的日式宿舍，迁入大直的七海寓所。丈夫显赫的官职宛如一条无形的裹脚布，紧紧捆绑了芬娜的双脚，将她的生活圈限制得更加狭小。

　　自此她不曾在ASTORIA出现，无法抵挡对家乡味的思念时，只能派司机老胡来带回几包俄罗斯软糖或面包。那时艾斯尼已经病重，多数俄国人也已经远离，阿锥成了少数几个能以俄语和她沟通的人之一。

　　阿锥心想：“这样也好，她好不容易习惯寂寞，再踏进ASTORIA只会勾起那段青春旧梦，勾起离乡背井的心酸。”只是很奇怪的，每次望着老胡带着面包、开着座车离去，阿锥心底总有个小小的声音在叹息，叹息着那个有着阳光般笑容的芬娜不会再回来了，那些开怀畅饮、共同欢笑的日子也不会再回来了……。

　　( 简锦锥 摘刊自圆神三月出版新书《武昌街一段七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