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不应该是板着脸，向大众训话，也不应该是孤芳自赏，自说自话，在不被大众理解时摆出曲高和寡，隔岸观火的居高临下。艺术要为人民服务，就是要用艺术去冲击公众的惯性思维，引领公众的审美取向，和公众一起，构建社会共识的美德。愚以为，要遵循上述宗旨，艺术家就必须亲临大众，最好能和大众一起进行创作，这是让大众理解艺术家创作企图的最佳方式。

后现代艺术，常常把着眼点放在打破事物界线上，成功的先例从杜尚开始，把现成物做为作品，直接地搬进美术馆的展厅，然后是博伊斯，成功地打破了艺术和生活界限，他调动全城人民在德国的卡赛尔市种植了七千棵橡树，成为艺术家引导公众加强环保意识的首例。还有激浪派的艺术家们，把艺术，音乐，表演等形式结合在一起，以嬉笑怒骂的外在形式，揭示了许多严肃得要死的生命价值观念。

延顺上述艺术家和艺术派别的思路，我策划了一场艺术和文学，尤其是新时代的网络文学相结合的艺术家与公众的对话，对话的着重点是以讨论中国女权和女权意识为主，兼谈其他一些和此主题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问题。

我以调侃的方式，在北美网站《文学城》里，用抢人眼球的标题，例如《资深外嫁女的国男情节》，《性生活问题》，《我是流氓我怕谁》等等阐述了我对海外华人普遍关心的问题的看法和对长时间远离故土生活的情节和心态。热点的话题一下子纠结了许多网上读者的眼球和心灵。

实际上，我的真正策划是在那篇《资深外嫁女的国男情节》引起轰动之后才开始的，我把握住轰动效应的优势，用挑战的方式嘲讽了某些“外嫁女”只关心自己眼皮底下的生活，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胜过其它一切，导致头脑麻木，精神空虚，有人甚至人格分裂。

我的挑战引起了一场热战，在热战的过程中，有一贯支持我的，有一贯反对我的，有先反对后支持的，有先支持后反对的，也有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我时而调侃，时而严肃，一会儿讲女权，一会儿讲艺术，使我那些本来挂在网上无人问津的评论文章一下子成了热点话题。我许多年前的油画作品也被人挖掘出来，进行展示或评价。

我是这场观念艺术的策划者，但是和我一起参加讨论的公众也是这个作品的共创者——正如博伊斯在stadt Verwaltung,Verwaldung (德语，不要官僚，要种树)号召下，鼓励全城人民种植了七千棵橡树的行为艺术，博伊斯是策划者，植树的市民是参与者。和《七千颗橡树》不同的是，我在讨论的整个过程中没有暴露我的意图，这是不得以的选择，因为我要探讨艺术要以怎么样的方式才能最有效地触动受众的心灵——艺术家自己的人格，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公众已经熟悉并接受了的中介，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以及作品的展出场地等等，是怎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受众对艺术作品的接受程度，而且我希望在讨论的过程中，研究出不同职业，受教育程度，不同性格的人，对什么样的心理暗示最为敏感。

我把我生命历程中某些阶段的私生活和我个人的生活现状毫无保留地展示给公众，是为了能和公众一起，探讨出美与丑，荣与辱的衡量标准。 我觉得当今中国道德沦丧的最大根源已经不是在于贫穷，而是在于对美与丑，荣与辱的标准还停留在原始和低级的阶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