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师东兵

第八章 张春桥在仰望长天 

饭送来了，张春桥站在那里纹丝未动，甚至连身子都没有转过来看一看。连续两天。他几乎都没有动筷子，只是少量地喝了点水。他站在窗口仰望长天，静静地沉思，不时地叹气、摇头。从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以后，他就预料到还会有新的升级。已经快一年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清查、大搜捕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不知有多少坚持毛泽东革命路线的群众在遭受迫害、被整被斗，这可真是要人头落地呀！张春桥煞有介事地连声感叹，在没有人的时候，警卫人员从窥望镜里清楚地看到他在抹眼泪。 

“张春桥，你得吃饭呀，就是犯了杀头的罪，该吃饭的时候也得吃饭嘛。”监管他的警卫干部劝导道，“党的十一大已经开过了，他们一宣布开除了党籍，我看问题也该解决了。老这么批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呀。你呀，有什么错给中央写个检查不就行了嘛，何必这么死犟着呢。”

张春桥喘了口粗气说：“你不懂！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不是那么简单！”

“可现在党中央并没有让你死，而是让你活呀，而且希望你活得更好些。”

“年轻人，你别看他们的表面，他们从心里恨不得让我早早死了呢。”

“那你不吃饭，万一死了不是正好遂了人家的心愿吗？”

“好，有你的这句话，我还真要好好地吃饭呢。我不会死的，起码我不会自杀，我宁可让他们把我枪毙，死在他们的枪口下，也不会自己倒下，更不会向他们投降。道理很简单，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毛泽东的党员。现在的党已经变质了，和他们划清界限，是我的光荣和骄傲。”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十一大召开后，他反复阅读华国锋的那篇政治报告，琢磨里面的词句和内容。三万来字的报告，有一多半的篇幅在数列自己和江青等人的罪状。其余也是在布置如何整垮和肃清自己的什么流毒和影响，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华国锋大言不惭地把同自己和江青等人的斗争，说成是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看来他还没有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好，那就看你如何解释是谁协助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林彪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吧！因为在这个报告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根本不提了。反而发动这场伟大的斗争被说成是犯了滔天大罪……

“四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同林彪反党集团相勾结，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大以来，‘四人帮’反对十大路线，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

呸！你华国锋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我张春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协助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呢？ 

张春桥从被捕的那天起。他的脑海里总是在思索着文化大革命的那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几乎每一场斗争，每一个交锋，都牢牢地印在了他的记忆中……

从一九六三年起，经过两年多和张春桥的共同抓现代戏的斗争和实践，江青对他已经完全信任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开幕，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提法：“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我们的现代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江青对柯庆施和张春桥的感激是难以形容的。这一场政治戏。标志着江青就要出山了呀。特别是柯庆施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逝世后，江青就把对上海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张春桥身上了。她握着张春桥的手说：“记住，我们还有大战呢。抓《智取威虎山》、《海港》等京剧革命，只是我们开了个头儿，还要有更大的进攻呢。柯老离开了我们，我就全靠你了。”

张春桥说：“你放心，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辜负你和主席对我的期望。我一定要对得住主席和您对我的相信。有什么样的任务你尽管吩咐，就是掉了我的脑袋，我也要坚决地完成。”

“弄不好，还是真有掉脑袋的危险呢。”江青说，“我是早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就连搞这现代戏，都像是掘了人家的祖坟似的，何况是朝他们开几炮呢？”

朝他们开几炮，指的是组织批判吴晗所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此，江青几次来往上海、杭州和北京，秘密地在组织姚文元和张春桥写这篇文章。 

一九六五年四月廿七日，江青再次来到上海，为了隐蔽她的真实行动，她特地让张春桥为她召开了《智取威虎山》的座谈会。她发表了一篇颇为内行的讲话： 

“原来剧团的那一套组织，完全是适应演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因为从小演员就学习那些东西，所以必须加以改造。去年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我心里有本帐，当时我们把这些意见顶回去了，因为拿这些话来反对革命是不对的。至少是给我们泄气。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自开水可以造茶、造酒。”江青讲到这里，动了感情，“去年三块样板没有打好，我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是坚决地支持我们革命的。看老戏，群众有的中途就跑了。《红色风暴》这个戏老实说写得并不好，可在看这个戏的时候，演到烈士就义，群众坐着不动。在唱《国际歌》的时候，我站起来，大家也站了起来，这就说明了群众是欢迎现代戏的……”

张春桥十分注意地听着她的讲话，感觉到她对柯庆施真是从心里尊敬和感激。他断定她是一个重感情、重革命事业的人。 

“《海港的早晨》是个好戏，但是，后来搞成了中间人物转变的戏，走了弯路。《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反面人物的戏更多了，座山雕的亮相很长，音乐气氛很强，下面的人物反而没有。整个戏的思想性不够高，艺术的现实生活基础不够，戏中看不出当时全国的形势……”

听到这里，张春桥吓了一跳：这个人物可是哄她不得，对艺术精湛得如同炉火纯青，在这个问题上她可是不讲情，自己费了很大的努力，被她几句话就给轻轻地否定了。在她休息的时候，他小声地对江青说：“我搞戏剧艺术不行，搞政治还可以。”

江青睁大了眼睛：“我们搞现代戏就是搞政治呀。不抓改革的样板，能把他们都赶下去吗”他们已经占领了我们的舞台快十七年了。”接着她继续在讲，“根据我两年来的经验，京剧艺术，主要靠音乐来塑造人物形象，不是靠舞蹈。中国的京剧舞蹈，没有上升为自己的语汇。语汇就是若干动作，表达一个意思，像电影的近景、中景、远景，所谓蒙太奇，即结构。这些，我们都好好地研究，在现代戏中搞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毛主席看了《智取威虎山》后，说杨子荣的形象不记得了，只记得座山雕。我听了很难过，对座山雕用了很多手法，如站立两厢，请三爷开山，点将，坐帐，这么长时间，有几分钟呀，要砍掉！”

张春桥有点后悔不迭，不该说这些非常外行的话。不过，他很快就用他自己的勤备学习，补上了这一课。他修改的《智取威虎山》里的若干唱段，博得了江青的好多称赞。他的脑子很好使，经过几天的思考，就根据江青排戏、抓戏的特点总结出了她创作现代戏的三条经验：在所有的剧中人物里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突中出主要英雄人物。 

江青叫好了：“对，这就是我的经验。你看吴晗的《海瑞罢官》主题多明确，就是要突出海瑞这个人，所有的人物都是给人家垫底的。这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了。我们的《红灯记》到深圳去演出，是让香港人看看我们是把京剧救活了呢还是毁了。国民党是把京剧毁了，他们毁了多少人哪！现在的香港也是这样。《红灯记》在深圳演出的时候，杜近芳在台下哭了，她不是为内容，而是被观众对革命现代戏欢迎的热情感动得哭了……”她当着许多人的面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说，“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座谈会一结束，江青就和张春桥、姚文元赶回锦江饭店研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连张春桥都没想到江青竟有如此多的精力。江青说：“为了保密嘛，就是不让文化部或北京那些人知道我们的动向，防止他们来扼杀这篇文章。那些家伙，可鬼着呢。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在北京，连中央办公厅的主任都敢对主席搞窃听，在主席的驻地办公室里安放录音设备，你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张春桥这时隐隐感受到了这里面的政治内容。特别是江青再三再四地警告他要保密，要提防文化部，警惕宣传部，不要让北京知道，等等。他就感觉到这里面存在着极大的政治含义。这时的张春桥，没有任何的畏惧的胆怯，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他刘姚文元说过这样的几句话：“人一生能有几次搏？只要有意义，就要慷慨激昂，在历史上能够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就是死了他是值得的。我这一生，能够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能够和江青同志联系在一起。就是粉身碎骨也是值得！”

这种带有酒醉的话，往往把姚文元弄得莫名其妙！他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危险和难堪，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批判一个小小的北京市副市长，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风险可谈！当江青再三地对他和张春桥说：“我们的对手可是老奸巨滑呢，在中央这些人弄得毛主席都不好讲话了，主席就是召开一个会议，没有某些阎王爷的点头，也是很难的。不是没有人敢讲话，就是这个会议根本开不下去。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形成了很深很深的独立王国。如果主席不断然采取措施，我们这个国家可是有变质的危险。”

这话，对姚文元来说可是觉得有故弄玄虚了。他既不相信自己的这篇文章会有多么大的作用，也不相信中国会有什么人胆敢反对毛泽东的主张。但是他听了江青这番半真半假的宣传，认为这是极而言之的话。政治家总是要从最坏的方面来作一些必要的准备的。 

对姚文元来说，写这样的文章，无疑会增加极大的知名度，对一个文艺评论家来说，这都是完全有必要的。他也愿意做这种得罪人的事情，因为这个党中央主席直接抓的战斗，他还有什么可畏惧或者选择的呢？ 

在起草这篇《评新编历史剧》的文章时，张春桥特意按照江青的意思，在最后一部分加上了这样几句话：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力，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请他明确回答：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江青说：“好，我就要用这样的‘炸弹’来炸开独立王国的盖子，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和本事来对抗我们的行动。他不是不让批判吴晗吗？我偏偏要批，而且要挖到他们的要害处批，看看究竟是谁厉害！”

这话鼓舞得张春桥和姚文元心花怒放，简直是坐立不安了。 

这篇文章送到毛泽东手里后，他连续看了三、四遍，对江青和张春桥说：“这篇文章只要发出来，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真正解决战斗的东西还在后头呢。我还有九篇文章准备发表。现在有人来说好话，不希望我的九篇文章发表。我已经让了步，答应这九篇文章在我死后再发表。看来人一输了理就怕人揭。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真正有力量的是最后这两段，写得好！我们现在是老太太纺线，慢慢地上劲嘛。”

张春桥问毛泽东：“那九篇文章是什么意思？”

“批判胡服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文章。”毛泽东随口答道。 

“胡服是谁？”张春桥问道。但毛泽东却把话开了说：“你可以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三天把上海的文化界的头面人士请来，让他们看看这篇文章，征求一下意见，也算是摸摸底，听听他们的反映，检验一下队伍嘛。”

“引蛇出洞，掀起讨论。”江青补充了一句。 

张春桥把这几句话记了下来，完全照计划行事。正像他们估计到的那样，当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十多人看了《评新编历史剧》后，都对文章的后一部分提出了反对意见。 

周谷城是姚文元的老对手，他曾经就“什么是时代精神”问题和姚文元展开过论战，一看文章就气呼呼地说：“又是从政治上谈论问题！这样下去，谁还敢和他姚文元论战？《海瑞罢官》是一出戏，我们就应该就戏本身展开讨论，指出得失，怎么拉扯到什么‘退田’、‘自由地’和‘平冤狱’的头上来上。这叫置人于死地嘛，哪里还叫什么争鸣！”

“这出戏可以争论，但是不能像姚文元这样地提出问题，而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这里的口气充满了学阀味道，不好！”

“我们不赞成这样的争鸣和讨论，如果是这样我们谁也不敢讲话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张春桥对姚文元说：“不要理睬他们，文章发表出来再说，估计要有一场恶性战，我们要准备和他们展开一场大论战。注意搜集材料，搞好动态，关于吴晗和海瑞的材料也要准备充分些。谁露头，我们就记下来，慢慢地解决问题。”

张春还没有想到，这次露头的人很多，而真正站出来的是彭真。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震动了整个学术界，震动了整个上层领域，震动了中央的各级领导人。几乎所有的知情人在问：“姚文元的文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信号？”

面对杂乱和纷纷然的局面，张春桥在江青的支持下，面见毛泽东的时候，提出了几条：“据不精确的统计，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反应十分强烈。除西藏外，全国各地给文汇报的来信来稿多达一万多件，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现在最奇怪的是三件事情：第一，《北京日报》社的社长范谨和沙英，几次给《文汇报》打电话，询问姚文元文章的背景，问有没有什么中央领导人的支持；第二，北京各报刊都不刊登姚文元的文章；第三，主席指示出了姚文元文章的小册子，十二月廿四日印出来后，我们派人再三征求北京新华书店要定多少数，他们拒不回答。根据这三条，可以看出：北京是有一只黑手在操纵着这件事情，他们是在有计划、有组织地抵制我们的行动。这只黑手不是一般的人，一般的黑手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你说得很好！”看得出来，毛泽东胸中是有数的。但是他并不明说，他像教师默默地暗考小学生那样地考试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领导人，在张春桥面前，他说了几句心里话：“我早就说过北京的权力不在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那里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独立王国，如果连小小的彭真都对付不了，那么更大的角色怎么办？你害怕吗？”

张春桥大声回答：“跟着毛主席还有什么害怕的？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一块疤，我本来就没有想到革命会有什么安全。就是敌人暗杀了我，我也没有可遗憾的，只要是为毛主席而献身的，我就有无限的勇气！”

毛泽东说：“好啊，有这种勇气就可以过得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我们所有的共产党的干部，都要准备过好社会主义的大关。过不了这一关，就会变成蜕化变节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我和刘少奇曾经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可以和平过去，我说还要准备武力解决问题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就可能要复辟。像北京这样的情况，还不等于资本主义复辟了吗？现在我们的文化战线还不是修正主义在掌权吗？我们和他们的斗争不是什么可以和平共处的问题，而是谁要战胜谁的问题。你们可以看到，现在我的话北京并不听，我的许多指示在北京执行不下去。江青为了我是受了不少气的，我对她说：‘生什么气，和他们斗嘛，无非不过到了选举的时候，人家不投你的票，或者说像勃列日涅夫那样把赫鲁晓夫赶下台，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下台就下台，重新上井冈山搞革命嘛。’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干斗争的。我这个人，一天不和资产阶级斗争就觉得很空虚，就觉得不过瘾。你张春桥有这样的感觉吗？”

张春桥果断地说：“反正我这一辈子跟定主席了。生是主席的兵，死是主席的鬼。文化上江青是我们的旗手，我们跟着她冲锋陷阵，一定要和修正主义斗到底！， 

“好，为你的勇气，干一杯！”毛泽东叫江青找来茅台活，果真和张春桥碰了三杯。 

江青说：“主席这几年很少喝酒了，像这样和你在一起碰杯，罕见呀！”

张春桥这时才真正感觉到，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时代就要来到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很简单：“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张春桥看到这个文件时，并没有想到这个文件即将会成为一场重大政治风暴的爆发点，他依然一字一句地琢磨了这个文件的提法：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位同志。会上讨论的问题，以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关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看到这时，张春桥有一种上级似乎在束缚手脚或控制局面的味道，从这空空洞洞的泛科学泛议论里，感受到要收的意思。他想了想，继续往下看：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通过这场斗争和其他一系列工作(例如提倡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工农兵学哲学等)不仅进一步打破旧知识分子，实际上剥削阶级对学术文化的垄断地位，而且要从此进入一个在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首先是从他们中间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开始，并且随着工农群众文化的普及提高而向前发展。正因如此，应当足够地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批评者作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选场斗争坚持下去……”

“你看了这个文件，有什么感想？”张春桥问姚文元。 

“混战一场，没有主题和主攻方向，完全是乱七八糟。”

“英雄所见略同。”张春桥哈哈地笑道，“这和主席讲的思想完全不一样。你再看看这份文件里方针这一节，完全是话中有话。另有所指。”

姚文元给他念了起来： 

“(二)方针：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驳倒和摧毁它们。学术争论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情短时间内是不容易完全弄清楚的。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出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必须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推向前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并且真正把极少数坚持不改，死抱住错误反动观点不放的人孤立起来，逐步地摧毁反动的学术观点……”

“这里有钉子。”张春桥大声地说，“什么‘不要像学阀一样地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些话，完全是针对着我们的。好像我们是在借毛主席的‘势’来对他们。我敢肯定，起草这个文件的人是要在我们这里作文章的。”

姚文元说：“我也有这样的看法。这个文件刚刚传达下去，就有人攻击我们的文章是‘学阀’了。这对刚刚转向正道的斗争是泼了冷水的。”

张春桥果断地说：“我看要报告江青同志，看看江青同志和毛主席对这个文件的态度如何。反正我们是要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来办事的。”

江青听了张春桥的报告，微微一笑，拉长音调说：“我可以告诉你，毛主席根本没有同意这个提纲。这个提纲的基本调子是要保护吴晗。你听听这段话：‘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做，都比较有利。对于像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都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 这些话都是????！我们这次同吴晗的斗争不是一般的争论，而是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意义，我想你们是可以看到的。”

张春桥说：“你看，今后批判一些人物，要经过他们的批准了。《汇报提纲》说得清楚：‘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过去参加演坏戏的演员，不要叫他们在这次争论中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他们的错误可以在另外的场合解决。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的报刊，原则上都可以发表讨论文章和摘要、简介，但要注意质量，注意简单明了。’搞了这么多的框框，实际上是限制我们的批判和斗争。”

“这个提纲的第三部分即队伍问题，是一个要害，也就是他们要抓我们的队伍了。”江青冷冷地，“提纲说得很清楚：‘五人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抓革命的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革命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这是在有意地提高资产阶级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我们要提高警惕。”

江青几乎是念一句批一句，把整个汇报提纲批了个一塌糊涂。最后，江青亮出了底牌，说：“春桥同志，你可以针对这个提纲写个意见或看法，我去报告主席，对这个东西我是不能放过的。我问主席怎么办？主席说，让它嚣张一个月，看看各地的动态再说。你在帮我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机要的同时，把这个工作抓一抓。”

张春桥完全明白了。这个时候的工作，都是毛泽东授意江青来亲自抓带有全局性指导的文件的。 

到了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张春桥到杭州见到毛泽东后，就更加证实了他的判断。毛泽东当时就说：“什么彭真的五人小组，统统解散！我现在就是依靠地方诸侯打北京。汇报提纲要成立五人小组下的学术批判办公室，决不允许他们胡搞。我要通知陈伯达等人过来，你们负责起草文件，撤销这个提纲的文件。这个文件起草小组你要参加，今后中央在文化上的重大活动你都要参加。你是听我的人，是我这个中央的人，不是他们的人。就凭这一点，我是不会忘记你的。”

听到这里时，张春桥感动得哭了……

张春桥想到这里，又忍不住掉下眼泪。他抬头望了囚窗外那漆黑的夜空，重新翻阅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看到那段可笑而可气的话，不禁给他念出了声： 

“同志们！‘四人帮’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由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传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荣旗帜，‘四人帮’就特别地装扮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拥护者，打着这个伟大理论的旗号来篡改这个伟大理论，为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服务。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张春桥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