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师东兵

第七章 我过高地估计了江青的作用

政治上，完全地把 “ 宝 ” 押在一个人身上，往往带有一定的冒险，聪明的政治家善于化险为夷，就在于他在关键时刻留下了一手或者是 “ 狡兔三窟 ” 。单纯的孤注一掷，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肯定是要导致失败的。这是张春桥在狱中反省时得出的结论。不过，他并不对过去的选择而懊悔。他只是说： “ 如果一定要我说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我过高地估计了江青的能力和作用。再嘛。就是 ……”

张春桥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总结什么经验教训．他觉得现在还远远地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邓小平站出来后．他就觉得自己和江青这些人的问题一定会有重大转化。尽管这种变化是逐渐的，缓慢的，但是一定是明显的。现在看来，自己的这种分析也灵验了。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批判自己的时候，那句所谓的伪造的毛泽东的临终嘱咐 “ 按既定方针办 ” 的指示不多讨论了。看来华国锋等人也已经觉察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玩弄的骗局太露骨了，已经是破绽百出了。

本来 “ 按既定方针办 ” 和 “ 照过去的方针办 ” 并没有多大的区别，都要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方针行事，其含义和用心都是一样的。但是，华国锋为了把自己和毛泽东的继承者们统统打下去，故意玩弄了一个政治游戏，在某些枝节问题上作起文章来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九月十二日左右，许多省市和大军区的领导人纷纷打电话给江青、张春桥、华国锋等人。询问毛泽东在临终的时候有什么指示或嘱咐。如果要按实际情况说，显然还不到时候。张春桥对江青建议： “ 我们还是选择一句或几句能够关联全局的话，作为毛主席的政治遗嘱或临终嘱咐，也作为鼓舞和指示我们继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的动力。 ”

江青抽出了毛泽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那句指示： “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

张春桥摇摇头，说： “ 这句话不能作为主席的遗嘱来对待。因为主席讲的这句话在主席生前已经发表，而且家喻户晓了。我们应该选一句或几句距离主席逝世很近，而且是主席没有公开过的指示来作为嘱咐。这样的话，能够有效地概括了毛主席的思想和意图。 ”

江青曾经提出了华国锋所讲的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给他所写的 “ 照过去的方针办 ” 的指示，说： “ 这句话是毛主席的手迹，可以作为最后的绝笔来对待。 ”

张春桥说： “ 这是主席最后的手迹，但不是绝笔。绝笔是主席对最后一次文件的签字。再说， ‘ 照过去方针办 ’ ，是主席针对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具体内容讲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同志汇报了国内的形势。他说，国内的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大好。毛主席针对着他所说的这几个不大好的省市情况写了两句话： ‘ 慢慢来，不要焦 ( 着 ) 急 ’ ； ‘ 照过去方针办 ’ 。这就说明了让他解决这几个省市的问题时。还是依照我们过去的方针行事。这不能说明了全部的问题。再说。如果把详细经过讲出来，也不能说这就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呀。这和主席的逝世还有近半年的时间呢。 ”

这样一说，江青也认为张春桥讲的很有道理。她想了想说： “ 毛主席在今年七月间曾经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过 ‘ 要注意国内的问题 ’ ，并且还说： ‘ 按既定的方针办 ’ 。主席讲的时候，国锋和你们都在场。今年七月下旬，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接见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代表时，华国锋亲自把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作了传达，我看就把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作为他的临终嘱咐是完全可以的。这就是要我们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

这样，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在张春桥亲自审定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里，就这样指出： “ 毛主席嘱咐我们： ‘ 按既定方针办 ’ 。这就是要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各项政策办，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 ”

这样一件非常明显的事情，怎么能说我们是伪造毛泽东的指示呢？张春桥想起来，依然愤愤然地走来走去，真想和华国锋、叶剑英这些人来个大辩论。可惜，现在自己是根本没有发言的机会，只得任凭这些人造谣撞骗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幕幕看来平常、实际上充满杀机的场面，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啊！可惜自己提醒过江青，江青却熟视无睹，认为他们根本不敢把自己怎么样，掉以轻心，最后来了个陷身囹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该怎么办呢？

张春桥记得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上午，他和江青通电话的时候，他还提醒她： “ 我重新看了一下赫鲁晓夫搞掉马林科夫等人的材料，非常触目惊心。我感到现在我们中央的局势和苏联那时的情景有许多非常相似之处。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突然袭击，我觉得你也应该有所防范，华国锋这个人的变化反差太大。你应该看到这一点。 ”

江青不紧不慢地说： “ 我看也不必草木皆兵。华国锋没有多大的胆子，他如果造反，老娘一声臭骂就得叫他放下屠刀。他才来中央几天呢？刚刚担任了中央最高领导权的职务不久。他难道还不满足吗？我是考虑下一步的中央全会上，我们如何把绝大多数的同志发动起来，通过我们需要决议 ……”

“ 他能让你等到开中央全会的时候吗？ ”

“ 他不是已经同意了吗？我们要坚持这一点。政治局常委会上应该二比一。别忘了叶剑英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毛主席早就让他请了病假了，也就是说无论中央和军委的工作都不需要他来参与，应该让陈锡联同志取代他的职务嘛。这可是主席决定的。 ”

“ 可事实上他已经公开活动了，是以副主席的身份出席中央的许多会议的。 ”

“ 我已经让华国锋阻止他的活动。今后的中央会议可以不通知他参加。否则就是背叛毛主席的指示。我倒要看一看他华国锋到底有多大的胆子！ ”

现在她可是真正看到了。华国锋这个本来并没有多大能量的人物，就是因为一朝有了权力。所以就在一个夜晚变得强大起来。他把毛泽东的整个部署和力量翻了个底朝天，而且这一切居然还是在毛泽东的旗号下进行的。可是经受过文化大革命考验和锻炼的中国的革命造反派们却看不到一点动静，这确实是令张春桥所奇怪的。原来估计得好好的事情．几乎连半点实现的可能都没有了。往事，像潮水般地涌了上来 ……

一九六二年，张春桥经过了一系列的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后，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宣传部部长，同时还兼任着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他很大的程度上是在为柯庆施从事中央最高层的斗争服务，充当参谋。他从柯庆施的言行和来往的信件中竭力要准确地掌握毛泽东的意图。这时江青不断地来往于上海和苏州、杭州之问，来往都是柯庆施亲自派人接送，处处显示着神秘色彩。其实，张春桥完全了解江青在三十年代的许多情况，但是并不了解她在中央的地位和作用。有一次他和柯庆施闲谈时，提到了江青，脱口而出： “ 江青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电影明星，我看过她主演的电影，演技是非常成功的。 ”

“ 你认识她吗？ ” 柯庆施说道， “ 她现在可是很重要的人物，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专门给主席负责调查、了解基层的情况，特别是文化上的动态，在主席那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次主席开玩笑地对我说： ‘ 江青是我的顾问，我对文艺领域的情况都是她在给我出谋划策。她可是一个文艺通，当年在你现在的这个管辖地搞地下工作，是支持鲁迅的，把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全都吃透了。你这里可是要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文艺和文化工作，这里曾是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大染缸，没有坚强的党性和坚定的立场，是建立不起我们的文化队伍来的， ’ 你可不能小看她的作用。 ”

张春桥记下了柯庆施的这番忠告。从此，对她的到来就更加留意了。

一次，江青在和柯庆施谈话时，张春桥在场，江青随口问道： “ 你对最近文艺领域里的情况有什么看法？ ”

“ 很不满意。 ” 张春桥似乎是在随便发表意见， “ 就说六二年文艺界的活动吧，没有几个真正能贯彻主席的方针和政策的，他们的土规定和土框框太多了，动不动就是文艺界特殊，实际上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三月三日至廿六日，周扬在广州举行了全国话剧歌剧创作的座谈会，陶铸同志也出席了这个会议，可见规格是不低的。有人在会上说什么反右倾使作家 ‘ 受了精神的虐待 ’ ， ‘ 心情不舒畅 ” ， ‘ 强笑为欢 ” ，要求给作家 ‘ 创作自由 ’ 。田汉在开幕词中号召大家 ‘ 出气 ’‘ 要好好地倒倒苦水 ’ 。你想想，这样下去，我们的文艺战线能出好作品吗？ ”

江青的眼睛一下子亮了，问道： “ 你看过周扬他们搞的那些书吗？什么《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关于创造人物的几个问题》等等，这些东西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 ” 不等张春桥答话，她就接着说， “ 今年五月廿三日周扬这些人打着纪念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年的旗号，发表什么《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章，提出了 ‘ 为全体人民服务 ’ 的口号，连主席经常讲的 ‘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 的口号都不要了，还叫什么纪念主席的《讲话》呢？现在呀，怪东西可多呢。都是生着法儿要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刘少奇有个估计你知道吗？他说今年的国民经济还没有开始好转，在五月十一日的指示里说： ‘ 目前经济形势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总的讲，没有大好形势。 ’ 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

张春桥说： “ 文艺这块阵地和其他的领域都是一样的。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要去占领。占领和反占领的斗争，将会是很尖竦亩氛 ? ！ ?

“ 讲得好， ” 江青拍着手说， “ 你的这个观点和我们的毛主席是一样的。他呀 ……”

江青激动了，临告别的时候，第一次主动伸过手去，和他摇晃了几下。

张春桥在这个难忘的一九六二年里，注意到了国内发生的这些情况：

五月，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亲自传达邓小平关于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的指示，并说： “ 县以下基本上采取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办法，先把几个标兵一树，错的风一吹，基本上都错了，留个尾巴干什么？ ” 同时，中宣部搞了一个《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选编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说： “ 提出以毛泽东思想统帅教材本身就是对编写工作乱贴标签，是庸俗化和简单化的表现。 ”

张春桥把这两个材料用弯笔勾划后批给柯庆施阅读，说： “ 可否针锋相对？ ”

六月廿四日。新华社发布消息： “ 蒋匪帮在美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下从年初就准备要反攻大陆，已经派出了好几股部队在福建沿海一带登陆。全国人民必须做好准备，彻底消灭一切来犯敌人 ……” 张春桥在这个消息，附了一段话转给柯庆施，这段话是： “ 我已经看到了一些材料，国内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其他的反革命分子，一定会和蒋匪帮里应外合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江青来沪时的提醒，要强调一下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了，防止敌人的变天和复辟，不然就会犯错误。 ”

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给中央机关下放干部做报告时，说： “ 现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相当多是不巩固的。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至干部要求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现在有些地方集体经济已经解散了，已经包产到户了。这还是一部分，全国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解散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虽然还没有散。但也准备散。这就是说集体经济有危机，有散的危机、瓦解的危机。 ” 张春桥在这个报告上批道： “ 这不是要变天吗？如果不顶住，怎么得了！ ”

于此同时，习仲勋等人主持写出了一本小说《刘志丹》，在《工人日报》上开始连载。中宣部认为这个小说 “ 写得非常好，开辟了写革命传统的先河。 ” 周扬还指示夏衍设法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公开放映。康生到了上海后，给张春桥透露： “ 《刘志丹》有问题，是为高岗翻案的。习仲勋这个人你们可得注意，他原本就是高岗的党羽。 ”

到了八月六日至八月下旬，江青给张春桥透露的情况终于实现了。这个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和城市等方面的问题，但是主持会议的毛泽东一开始就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的问题。这位气魄宏大的政治家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里一下子就控制住了对自己不利的局势，使它扭向了另一个课题，他劈头就问： “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人讲没有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 ” 接着他话锋一转，问道： “ 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有搞好，有许多工作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可是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

在人们的思想急转弯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 现在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同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是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如果承认国内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进人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 ”

接着。毛泽东狠狠地批判了党内的所谓 “ 黑暗风 ” 、 “ 单干风 ” 、 “ 翻案风 ” 。

当时，为了充分地展开讨论，会议分了六个大组和若干个小组，并成立了中心小组，由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各地区第一书记和中央各口负责人组成。八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再次讲话，说了几个关键的问题，他说道： “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你们搞单干，单干就要造成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了。建议中心组那五个人来，邓子恢、王稼祥、康生、吴冷西、胡绳。邓子恢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就没法子唱了。所以，我主张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要讲一片黑暗。一九六零年以来，不讲光明了，于是一片黑暗，好像不单干就不能增产粮食，这个任务提的很明确，于是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都出现了。一边富裕，另一边如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贫困。赫鲁晓夫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庄，我们的这些人就敢事实上解散人民公社。我可以大胆地讲，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

这个讲话，为一九六二年九月廿四日至廿七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定下了基调。随着毛泽东 “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 的号召，一场大规模的新的斗争又开始了。

张春桥对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是作了很多的研究的，他认为： “ 毛主席的这个理论和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关系到我们的党和国家能不能避免苏联出现的教训的问题。不然的话，就真的要出现把国民党请回来，把蒋介石请回来的问题。 ”

柯庆施果断地说： “ 好，今后上海的意识形态由你把关，不管别人怎样，我们这里是要坚决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荣辱成败都和毛主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

这年秋天，江青以到上海看病为名，再次和柯庆施、张春桥、魏文伯等上海的领导人广泛举行了座谈，她故意地问： “ 你们现在看了京剧有什么感想呀？ ”

柯庆施回答： “ 我现在已经不看京剧了，全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占领了，没有什么意思。现在就连年轻人也不看京剧了。我看这个剧种已经快死了。但是我原来可是喜爱看京剧的呀，问题是让他们给毁了。 ”

“ 不能让它死掉呀，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剧种，但是现在让文化部和中宣部的那些老爷们给弄坏了。 ” 江青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比划着说， “ 现在我们该救救京剧了。怎么救？就是要演现代戏，革命的现代戏。我很赞成你们这里的宣传部长的一句话：就是要占领阵地。你们看现在到处都是要和我们较量的人，地富反坏右、蒋介石反动派，都是要反攻反共，我们不和他们斗一斗行吗？你们别以为共产党内就没有这些要复辟的人，照样有！人家搞什么《谢瑶环》、《李慧娘》这样的鬼戏、坏戏，还有《海瑞罢官》也出来了。他们要于什么？还是要和我们争夺阵地嘛。医生让我锻炼一下听觉，看看戏，可是我在剧院里看到这些心里就难过。我们没有自己的剧目，没有自己的观众就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你们考虑吧！ ”

这下，张春桥也坐不住了，他看准了，也下了决心：跟着江青干，首先从文艺领域里打开缺口，进行一场反击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战斗。

那天，他没有等柯庆施招呼，就抢先表了态，果断地说： “ 江青同志，我早就觉得，你和鲁迅一样，在我们今天的文化战线上是一面旗帜。我敢说，我们党内还没有像你这样既熟悉文艺战线上的情况，又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理论干部。今后，柯老和我都决心在你的领导下，为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作一番改天换地的事业。你可要及时地给我们指示和毛主席的新的精神呀。 ”

一九六三年，在江青督促下，文化部党组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起草了《关于停演 ‘ 鬼戏 ’ 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于三月廿九日，批转了他们的报告，强调： “ 在停演 ‘ 鬼戏 ’ 和 ‘ 迷信戏 ’ 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文化部门，还应大抓戏曲改革工作，这样，才能在戏曲中认真实行 ‘ 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 和 ‘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 的方针。 ”

江青不失时机地在柯庆施的具体安排下，和张春桥组织余铭璜用 “ 梁璧辉 ” 的名义写了《 ‘ 有鬼无害 ’ 论》，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的《文汇报》上发表，公开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剧本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从而打开了戏曲走向政治的序幕。

紧接着，张春桥开始和江青正式联合，以抓革命现代戏为名，进行起一场来势凶猛的所谓大革命的准备来 ……

就在张春桥坐在牢房里，静静地回忆过去的往事时，江青和张春桥最早的一个对头彭真，悄悄地来到北京，和邓小平密商起如何对付已在监狱中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和实际上是他们同伙和另外一些人的具体策略来。

彭真深有感触地说： “ 江青、张春桥这伙人是我党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危害性最大的一个集团。他们和林彪一样，都是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利用了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在党和国家一切正常的秩序与正确的原则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形成的。他们结成了反革命的帮派体系，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和错误，他们存在的条件就是毛泽东那套斗争的理论和政策，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我们和他们的清算，要用法律的手段和党内斗争的手段同步进行。这伙人，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造反派的典型代表，他们推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左的路线，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残酷地镇压群众，在党中央里大搞宗派的活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如果我们不用法律的程序审判他们，许多是非还是难以澄清的。 ”

邓小平听了彭真的慷慨陈词，不住地点头： “ 应该这样，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个过程。四人帮已经成了纸老虎了，但是正如你所说的，他们赖以存在的那个基础还在，那套左的东西还在。这些东西不彻底消除，就还会再出新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王洪文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一步一步地来，最后要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 ……”

是的，在张春桥回忆和总结经验的时候，他的那些对手们也在总结着经验和教训，这场斗争并没因为他们的入狱而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