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似乎对诺贝尔奖本身和中国政府都是个讽刺。诺贝尔评委会明知中国一直梦寐以求一个纯正的诺贝尔奖来印证建国60多年的宏伟成就，但一直不愿慷慨相赐。或许中国在科技界还真不够资格，具有西方惯性思维的诺贝尔评委会这次却临时来个雪中送炭，奖励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囚于斯的纯正国人，中国得到了第一个如愿以偿。有人说，上次诺贝尔奖励达赖是为了中国分裂，这次奖刘晓波是为了搞乱全中国，遏制中国发展的威胁。这其实只是对中国人和中国政府思考能力的一次考验。

中西方的思维是有鸿沟的，但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也的确存在。对一个和自己思维惯性不同的势力，且这种势力日新月异不断膨大，可以理解西方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不安，倾向于定之为邪恶势力，因为一个庞然大物持续坐大，未来对他们的利益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冲突。如果能通过任何方式遏制这种力量，或许让它调整方向朝有益于自己利益的方向发展，当然会是事半功倍的一招。当年苏联和西方冷战正酣的时期，对待如日中天的苏联，诺委会也是接二连三地给他们的异己人士和解散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颁发和平奖，苏联解体后，那里的一切忽然好像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不再博得西方的关注。现在的中西方冷战似乎又被挑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诺委会就及时调转目标，频频向中国的反对势力“献花”。

或许诺委会的确高举人类普世价值的旗帜，由衷地释放给中国的是善意的鞭策。无论诺委会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都是一种中国进一步大规模发展壮大的催化剂。中国完全可以大智若愚地让刘晓波领取其反党所赢得的奖励。共产党完全可以悄然稳妥地开始一次飞跃性的改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民主往往也会出现扯皮内耗等决策上的低效率，对一个国家的延续性发展不一定是最佳模式。但针对国情适当实施民主即便是党内民主无疑可以提升政府的效率，降低官僚腐败，维护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和保障，增进公民的创业的积极性，是保证国家民族崛起和长远强盛的真正方略，改革调整后的中国或许更加豪迈和强盛，发而更会出现不以诺委会或西方意志所转移的强国结局。若西方势力今天真是居心叵测，到那时候即便受不得也唯有望洋兴叹的份了。

不知是否有确切证据表明刘晓波被囚是因外国势力的资助从事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不管刘晓波是否因为爱国才采取了曲线联合直线救国的斗争方式，如果共产党的未来发展方略正确，它就不怕任何颠覆势力，并且任何内外势力也颠覆不了的，诸如刘晓波或其他民运类救国志士也就失去了反抗的理由和动力了。现阶段对所有的主观爱国或客观爱国的仁人志士无论其智慧高低都应该予以包容和善待。

历史早已验证了中国人的足智多谋，只是在不良的体制下和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人的智慧发挥受到压制，中国才短时期内变得缺乏创意，出现贫穷落后并饱受了外来势力的欺凌。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是抛头颅洒热血为了拯救民族利益应运而生的，现在是个庞大的中国人民集团，因此也拥有近乎所有的中国人智慧的团体，一党专制完全有可能实现民族复兴和长期昌盛。所以共产党领导的30年改革开放开创了世界经济奇迹，让贫穷积弱的中国摇身跨入经济强国。这种奇迹还是在共产党体制中种种腐败和积瘤的环境下取得的，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年共产党的执政效率更高，更廉洁，更关乎民意，社会更公正，贪污更少，人民更少有顾虑地积极创业致富，30年的中国奇迹和发展效率岂不是更加撼天动地？

共产党自己打下的江山，自然不愿意拱手将政权交给其它政治实体。但要永远一党执政，大力推行党内民主是利党利国利民的唯一举措。可以理解共产党意识到民主的重要性，只是在推进民主的进程上蹑手蹑脚步蹒跚缓行，单怕在全党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冒然实施民主导致失控或丧失政权的结局。随着民主力度的递增，只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稳健发展和长远强盛，共产党即便失去政权也应在所不辞，毕竟建党的由衷本来就是为了民族的富强。目前的紧要措施应该是提高党员素质，真正实行党内监督，实施新闻媒体自由独立，保证有意义的群众监督。群众选举基层领导干部，基层党员选举上层党政领导。提高公民教育和明辨是非的能力，稀释和边缘化邪恶和策反势力。这方面可以像西方或美国，只要不犯法，不暴力，任由公民去大鸣大放大字报，赋予他们宗教和信仰自由。倡导百家争鸣海纳百川的局面，让人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机会，思想不再受禁锢，敢思敢想敢干，才有更充裕的民族和国家全方位发展的方略和计策，才会有各个领域的诺贝尔奖大丰收，遍地的诸如孔子，孟子，老子，孙子，墨子，荀子等大思想家和巨匠。大辩论结晶的真理智慧和能量才会保证长远的繁荣强盛政通人和。只要共产党政府与时俱进，天下为民，顺应而不遏制民族的历史和思想发展潮流，高姿态地开明接纳和自信应对，这样才不担心像当年推翻失信于民的国民党那样再被下一次新兴力量所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