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新近辞世的钱伟长教授，又一次激起公众对大师的尊崇，以及对“三钱”这样近乎传奇的已逝学统的缅怀。然而，钱伟长人格之伟大和余绪之悠长，并不是着名科学家和优秀校长这样的描述所能概括的。人们或许会好奇，作为1931年毕业的“老清华”、曾在清华大学工作多年的钱伟长，为什么在80年代义无反顾地去了上海？他与清华大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恩怨荣辱，是一段怎样的历史？
　　清华大学的办学特色和传统，通才教育、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这“三大支柱”，是由老校长梅贻琦校长奠定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移植苏联模式的院系调整中，“旧清华”作为“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的典型，成为被批判改造的重点。曾拥有理、工、文、法、医五个学院的研究型大学，最终被改造为包括机械制造、动力机械、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筑、电机工程7系18专业的“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纳入培养“专才”的轨道。
　　1952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1956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亲历了这一过程，他坚持通才教育、教授治校的传统，成为对大学的学术性、精英性价值最后的维护者，与蒋南翔在办学方针上发生尖锐冲突。他反对按照苏联模式培养现成工程师的目标，认为必然导致课时过多，专业过细，负担过重，以及基础不牢，能力不强，就业不易，效率不高的弊端。在通才教育已经被批判否定之后，在整风运动中，他支援学生要求理工合校的签名。他批评院系调整、教师工作量等一系列的改革，无非就是“行政办法”。“学校领导不以学术来讲话，而以某个人是否有群众基础来讲话；我们应该找有学术水平的人讲话，不要找不学无术的人哇哇地叫，今后如不再严格地处理学术水平问题，教学工作无法提高……从群众基础上、能说会道上来提级是不对的。助教开课起过一定作用，但不足以作为经验”。他批评“外行领导”、不尊重老教授、政治化和行政化等问题，反对通过苏联专家培养年轻教师来代替老教授，认为“清华对老教授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只是陷在事务工作里。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这几年来就是掛个空名，从未过问系的教学。”“有人说，现在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样是很危险的。”
　　结果众所周知，在反右运动中，钱伟长成为清华大学最着名的大右派，被撤销一切职务，停止一切工作，教授职务从一级降为三级，其罪名是反对学习苏联，反对院系调整。当年的批判文章称“1949年和1952年期间，他曾经以种种手法抗拒院系调整，使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工作推迟；1952年到1956年间，他表面上拥护教学改革，但背后却散佈不满意的言论。”1956年后，以“反教条主义”为口实，公开反对学习苏联“否定我们教学改革的成绩，企图拔掉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旗帜”。
　　划为右派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后下放至农村、工厂，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在此后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中，清华大学成为越来越耀眼的政治明星，而梅贻琦、钱伟长等的名字则销声匿迹。
　　值得认识和关注的是1979年夏天，在中共中央宣佈对包括钱伟长在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5名党外人士一律予以改正之后，清华大学却拒不落实这一政策，居然拖延、阻挠达三年之久，直到1983年1月，才给予钱伟长一纸“改正书”。
　　当我们纪念缅怀学术大师时，正视这一段清华之耻，或许会领悟学统的回归和重建会是一个多么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引文见《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钱伟长的反动言论摘要》，载于《北京市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北京出版社，1957年10月。)
　　[1] 李酉山：《钱伟长要把高等教育拉回殖民地教育的老路》，《北京日报》，1957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