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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医疗路线令我刻骨铭心

(2010-07-02 16:36:17) 下一个
毛主席的医疗路线令我刻骨铭心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今天是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发表四十五周年。因为我是毛主席医疗路线的得益者,否则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终身坚定不移地做毛主席的“粉丝”。如果教育是“道性”,那么医疗就是“德性”。如果人或者群体的“德行”不好,其它乃至全局,还能好到哪里去呢?

      我从1963年血吸虫普查,查出得了血吸虫病起到1970年为止,先后治疗过6次。我生活在上海远郊与浙江交界处一个公社小镇上,没有大江、大河,全是蜘蛛网般的小河,这样的地域是血吸虫的重灾区。在1963年的血吸虫普查中,我被诊断为血吸虫患者(家里除了幼小弟妹没有患过,其他成年人都患过,而我是患的次数最多的),普查对象是学龄儿童起到老龄人,结果普查结果得病者占普查总数三分之一还多。公社卫生院的那几十张床位怎么能对付几千病人呢?我的表哥是晚期转县医院治疗,并作了脾脏切除手术。重病人入院治疗期为3周,一般病人入院治疗期为1周。由于“锑剂”毒性比较加大,所以都需要病床的。公社利用学校寒暑期,接纳病人。我第一次治疗血吸虫病就是在自己的小学里进行的,往日是孩子一大帮,现在是病人一大帮,可以说是一种震撼,这种震撼来自于共产党、毛主席的医疗路线,是大恩大德!
 

    由于血吸虫没有消灭,这病也就无法根治。我是治疗好了再得病,先后有四次住院打针治疗,两次在家吃药治疗。四次住院治疗唯独一次是住进了公社卫生院,结果还把我分插在妇女病房,一个男孩与那些婆婆妈妈们住在一个病房。可想而知,这浩大的场面,比起大战中的战地医院毫不逊色,唯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医院才能发生,而且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我家离卫生院也不愿就是百十来米,尤其是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之后,一批批上海大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下农村,那番景象如今还都历历在目,这种震撼是刻骨铭心的!当我从内蒙兵团回上海上大学暑期回家,得知我们公社消灭了血吸虫病,而且还评为上海血防战线先进单位时,我流泪了……

 

    虽然年幼,但住院治疗多了也就知道的多了,看得也多了。比如我们江南得的血吸虫病种类是日本血吸虫(其他有埃及血吸虫、湄公血吸虫、马来血吸虫等等),家乡小河河面上也种植一种叫做“日本草”(也叫东洋草),嘿嘿,把日本血吸虫与日本草联系在一起,主要还把家乡海边打上来的日军三个师团联系起来,归纳起来,日本草与日本血吸虫都是日本军国主义为了种族灭迹犯下滔天大罪,我们金山县平民百姓死于日本屠刀达到上万人,金山卫镇在日军上滩后就杀了千余号之多,此时在病房里足以开批判小组会的。后来上海下乡医生耐心地说,这是两码之事,本地区血吸虫淞沪战争以前就有了,作为血吸虫分类,把我们这个地区的血吸虫类型也称为日本血吸虫,你们说的我没有这方面资料。得,谁也没有这方面正规说法,也只能说说而已了,批判会是开不成了……

 

    当年的医疗条件虽然还不行的,但治疗血吸虫病都是免费的。医患关系特别好,出院时都要向医生道谢告别,有的农村病者出院还下跪致谢,医生怎么承受得起呢?医生们说,要谢的是共产党、是毛主席,我们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上海的医生除了治病,还必须完成他们下生产队的“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必修课。“三同”是一种谁也回避不了形式,通过这一形式了解农村医疗、防疫、卫生习惯等现状,体验农村的疾苦。后来的“伤痕文学”都把这些描绘成为政治迫害是违背事实的,包括后来的“五七干校”除少量背负“专案”的例外,多数是属于体验生活、劳动锻炼类型的。就血吸虫病流行而言,金山县农村把这种病称为“水鼓胀病”,严重的有全家灭门,甚至全村死绝的悲惨境地。到1983年金山县宣布全县境内消灭血吸虫病。危害人民千百年的瘟疫终于消除。我的那个公社是最为严重也最早(1978年)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因此成为全市血防先进单位。接待过国际卫生组织与许多国家的医疗考察组,都让这些考察人员感动过。西德医疗考察组不仅感动,而且要赠送一套小型医院的医疗器械,好让县中心医院羡慕不已。

 

    我们公社是血吸虫病重感染区,患者达1.1万多人,占总人口的80%以上,人均治疗数几乎是1次,全县人均治疗数为0.75次。从1958年至1977年间,一个30多万人的县却有29万人次接受血吸虫病的治疗,血防经费总投入为350多万。从每年难以完成征兵计划,这就能看出灾情的严重性了。然而到70年末,征兵体检中血吸虫病已是免检项目了。

 

    1970年我中学为了在教育改革中走毛主席的“五七道路”,我有个把月学当“赤脚医生”的体验,我的师傅恰恰是我小学同桌的同学,他可是已经当了两年的赤脚医生了。我们三四个人天天跟着他转,转遍了本大队十多个小队。正赶上给猪打防疫针,忙得不亦乐乎,原来赤脚医生连家畜的病也管了。他可是拍巴掌地乐,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帮了我的大忙了。人多力量大,三天功夫全解决了。他是公社新合作医疗时培训的赤脚医生,到1969年全社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了新的医疗保障(劳保、公费、合作医疗),请注意是“保障”而不是“保险”。我们总免不了问长问短的,他告诉我们,劳保医疗费用水平是最高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年人均40~60元,公费医疗(机关与事业单位)年人均水平为30元,合作医疗的水平大概是10元,但是这10元有它自己的优势,草药许多自己种,吃药以中药为主,而且重在防病,这10元中多半用于转院治疗的费用。合作医疗1970年水平是农民每年缴纳3元,隔壁苗圃缴纳4元。在赤脚医生那里看病,农民是免费的,转公社卫生院直至上海市级医院原则上50%自费,但都不是现钱结算,都是通过转移支付来完成,用“秋后算账”是恰当的(不存在“拒之门外”的事)。所谓“秋后算账”也是很人性化的,没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可以“透支”,也没有“逼债”一说。由于特殊疾病和天灾人祸,及其家境长期贫困等,社队都酌情照顾(一笔勾销)。

 

    举两个例子。我的祖母1971年患“甲状腺癌”转上海中山医院,她参加的是街道合作医疗(性质与大队合作医疗相同),出院后与街道结算,祖母是当家人,也有支付能力,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支付了多少钱?也就是她回家一次付清了。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的舅母,雨天挑稻子摔断了大腿,后感染(浙江)平湖县医院治不了转上海华山医院,由于她感染的病毒是个先例,华山医院非常重视,建立课题小组,拿出“吃奶力气”终于治愈了,然而医疗费用高达八千多(在当时对于一个农民这可是个天文数字了),舅舅是乡下小学老师,月工资40出头点,每年向大队支付百十来元,支付三四年后(舅舅说总支付还不到500元),后来给社队酌情照顾掉了。医生乃至医院与欠帐没有多大关系,出院后三年内医生每年远涉百余里进行随访,每当与舅母说起,都让我舅母泪流满面……

 

    什么是七十年代中国达到的医疗保障呢?像我六次血吸虫病治疗分文不取;像我祖母不带钱可以看病;像我舅母没有钱照样还是可以看病,而且几乎用遍了上海华山医院国产与进口的抗生素。那么“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就是强音!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强权恰恰是划时代的进步!史无前例的!也许在西德考察组眼里,我们公社卫生院除医疗器械差,其他达到保障水准不在中等发达国家之下,那个“转移支付”老外们搞了许久才搞清楚,原来这“转移支付”是条“通天河”。“转移治病”的原则是医院治不了的也包括缺门医疗科目,转移范围直达省、市、自治区的最高级别对口医院。我的祖母癌症可以转移到上海中山医院;我的舅母可以转移到上海与平湖县医院的对口医院,上海华山医院。病人有没有钱怎么支付与医生没关系,医生就是“治病救人”。为什么七十年代初,国际红十字会与各国医疗考察组对中国医疗从怀疑到高度评价,自有她的道理。

 

    他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中国人不就是“东亚病夫”吗?最典型照片是“肚子像蛤蟆”、“四肢如麻秆”,这不就是典型“血吸虫病”的晚期患者吗?然而短短廿多年不见了,编着号的爆发性传染病基本根除了,防御免疫的针都打起来了,社社有卫生院和防疫站,队队有赤脚医生和联络员。上哪儿看病或转院,“钱不转”而“手续转”。老外看得眼睛发直,近30万的血吸虫患者不要病人一分钱,国家也只拿出了350万(人均十多元),难道这不是奇迹?!当一位“中国通”的老外提出,还有一种病叫“血丝虫病”的现在怎么样了,就是那种“大脚疯”、“橡皮退”的?解放前说他“中国通”没错,现在他应该“中国重新通”才对,“血丝虫”仅次于“血吸虫”,“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当他们问及天花、霍乱、鼠疫、血吸虫、血丝虫、钩虫、蛔虫、流脑、结核、传肝、脑炎、麻风、疟疾……他们问及越多,也正说明毛主席的医疗路线越是正确无比,“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大恩大德震撼全世界!用西方学者一句评语:“人类历史上有谁在解决社会公平、维护下层人民利益方面比毛泽东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我在本文不想评价现有的医疗问题,但也必须提出一点,钱圩人民公社卫生院现在已经成为一家私人医院了,除了门诊已经没有住院部了,令人吃惊的是这家往日“红旗医院”却成为一个“戒毒所”,用我母亲的话说,“已经没啥讲头了”,也就是彻底无语了……

 

    然而,我还是愿意说说,曾经感受与经历的毛主席“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那个火红年代。最棒的要数“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那个诗句。依旧是从前的“绿水青山”,依然是自然的“花开花落”,可在他老人家眼里就可以如此这般,随人心意翻起锦波浪流,座座青山架起彩虹般的桥。一个新时代,人人皆为舜尧,山水也焕发青春。这番壮景,也让我永世地感动着……

 

    (编辑原因:补上标题。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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