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1966 年 5 月，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被任命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在文革”初期，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示下，傅崇碧保护了大批高级领导干部及专家、学者。但傅崇碧也由此引起了林彪、江青一伙人的不满。

　　保护叶帅和小平的子女

　　“文革”初期，林彪听说叶剑英的两个孩子和邓小平的一个孩子在北京卫戍区部队当兵，要派人把他们抓起来。傅崇碧闻讯后，马上先派人通知他们离开了。 1968 年 3 月，中央文革小组要谢富治去抓叶剑英、邓小平的孩子。但谢富治这个人很滑，自己不愿去，而是让傅崇碧去执行。傅崇碧表示，这需要先给叶帅打个电话，报告他老人家。谢富治坚决不同意。傅崇碧坚持说：“你不让打电话我不派人去。”谢富治嘱托说：“你不去，可不要走漏了风声。”最后还是谢富治派人去抓，结果扑了个空。

　　奉周恩来之命秘密转移一批老干部

　　“文革”爆发后，周恩来及时地将一批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他们之中有谭启龙、江华、杨尚奎、刘俊秀、李井泉、宋任穷、张体学、张平化、叶飞、江渭清、欧阳钦、黄火青、曾希圣、程子华等。他们被分别安排在中直招待所和京西宾馆住下，周恩来专门指派有关人员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他们的住处是保密的，一般人不知道。但中央文革一伙人故意将他们的住处透露给造反派，使他们经常受到造反派的冲击。

　　 8 月 25 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在京西宾馆门前吵嚷着要揪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他住在京西宾馆六楼东头的一个套间。造反派这次是有备而来，仗着人多，混乱中有些造反派从警卫战士的头顶越过，冲破警戒线，直奔六楼东头宋任穷的房间，剩下的一部分继续与警卫部队纠缠。造反派冲进宋任穷的房间后揪着他就往阳台上拖，个别人还在混乱中对宋任穷拳打脚踢。他们拿出绳子，准备把宋任穷从阳台上吊下去，强行揪走。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指示傅崇碧，要他火速赶到京西宾馆保护宋任穷。傅崇碧带了两个加强连急速赶到京西宾馆，正赶上造反派往宋任穷的身上系绳子。傅崇碧立即指挥警卫部队夺回了宋任穷。

　　第二天凌晨，周恩来找东北造反派谈话，严厉批评他们冲击京西宾馆揪斗宋任穷的行为。深夜，周恩来把傅崇碧找来，不无担心地说：“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一定要保护好，不能让人揪走。现在他们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办法把他们转移到一个秘密、安全的地方。”傅崇碧思索片刻，说：“东高地有卫戍区两个团，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那个地方比较僻静，也比较安全，把他们转移到那里，您看行吗？”周恩来果断地说：“我看可以，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行动要快。”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傅崇碧亲自指挥转移这些老同志，秘密地来到了东高地。造反派见这些老干部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到中央文革小组去告状。

　　一天晚上，傅崇碧被紧急召到钓鱼台一栋灰色的小楼。这里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会议室。傅崇碧进门一看，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在，周恩来也在场。

　　“你到底把那些人藏到哪里去了？”傅崇碧还没坐下，陈伯达就首先发难。“哪些人？”傅崇碧故作糊涂。江青生气地拍着桌子质问道：“傅崇碧，你不要装糊涂，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摆老资格的老革命都到哪里去了？”傅崇碧偷偷地看了周恩来一眼。周恩来不动声色地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我怎么知道到哪里去了？你们又没有把人交给我们。”傅崇碧反问道。“你是卫戍司令，你怎么能说是不知道？”姚文元也在起哄。“他们又不是我们卫戍区管的，我怎么知道。”

　　正在这时，工作人员进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叫傅崇碧司令员马上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去。毛泽东的电话解了傅崇碧的围，也解了周恩来的围。傅崇碧立刻从钓鱼台来到了中南海。吃过饭后，毛泽东与傅崇碧聊起北京的情况。

　　毛泽东问：“砸烂‘猪头’（指朱德）的大字报还有没有”傅崇碧说：“有。”毛泽东说：“这不好！朱毛不能分开，没有猪（朱），哪有毛。”傅崇碧接着说：“总理讲了，现在那些省委书记、老部长被搞得没有办法了，造反派要抓他们。总理要我们把他们保护起来。”毛泽东说：“总理做得好，你们也做得好。好人搞坏了，坏人搞死了，这样搞不好。”傅崇碧说：“我还没有交待清楚，他们还会追问我。”毛泽东说：“不要紧，再要找你追查，你就说我叫你办的。”毛泽东这样一讲，傅崇碧就有了尚方宝剑，不怕了。毛泽东讲完后，快到凌晨 4 点了。告辞出来后，傅崇碧径直回家了。

　　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到毛主席处问傅崇碧走了没有，毛主席处说傅走了。他们又打电话到卫戍区也没找到傅，到北京市革委会也没找到傅，最后打了傅崇碧家的电话，要他赶快来。傅崇碧马上又到钓鱼台。江青、康生都还在，周恩来也在。

　　江青首先问：“从毛主席那里出来，为什么不来这里？”傅崇碧说：“没有叫我回来嘛！”江青又问：“你把那些人藏到哪里去了，你还没交待清楚，你赶快交待。”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傅崇碧心里有了底，只是喝水抽烟。康生站起来了，说：“你这个人不老实，你为什么不交待，讲清楚？”傅崇碧火了：“你们去问毛主席。”江青、康生听到这里便说：“你怎么不早些讲。”傅崇碧说：“我说上面让这么做的，你们不让我讲话。你们去问主席去，主席叫我这么办的。”见毛泽东干预了，江青、康生再也不敢讲了，对傅崇碧态度就好了，还说：“不要讲了，这个问题搞清楚了。”

　　二度出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林彪企图拉拢傅崇碧，傅婉言拒绝，得罪了林彪。

　　 1968 年 3 月 24 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林彪宣布了中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撤销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的职务、撤销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职务的决定。其实在两天前，傅崇碧已被弄到沈阳，名义上担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实际上是被监控起来。此后，傅崇碧在沈阳、辽源被监禁长达 7 年之久。夫人黎虹和子女都被专案组赶到了沈阳，改了名，编了号。儿子傅欣也被解除军职勒令回家。就这样，傅崇碧一家被清理出北京，北京户口也没了。

　　“九·一三”事件后，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得到解放。 1973 年的一天，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讲：“杨、余、傅都要翻案，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 1974 年秋，周恩来专程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泽东问：“杨成武和余立金都出来了，为什么傅崇碧还没有出来？”后来毛泽东从长沙回到北京，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毛泽东发了火，说：“傅崇碧在什么地方？你们说在北京，在北京我要见他。”这样，江青等人才派了飞机匆忙去东北接傅崇碧。

　　一到北京，叶剑英、聂荣臻老帅派人来看他，并给他打招呼：“只带耳朵不带嘴。”第四天下午，周恩来派人把傅崇碧接到了 305 医院。周恩来一见到傅崇碧，就紧紧握住他的手，使劲地摇，说：“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1975 年 4 月，中央军委任命傅崇碧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为陈锡联，第一政委纪登奎，第二政委秦基伟。纪登奎、秦基伟和傅崇碧 3 个人主持日常工作。陈锡联因为在中央军委工作，不常在军区。

　　被正式任命前，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找傅崇碧谈话。周恩来对傅崇碧说：“有人不欢迎你在北京工作，要你到广州或者成都、昆明去。”周恩来接着说：“你就在北京，把你的卫戍区工作再搞起来吧。”

　　 1975 年初，江青在京西宾馆接见来京开会的各省市负责人时，通知傅崇碧参加。江青和与会者一一握手。走到傅崇碧跟前时，江青说：“我们是老相识了。你回北京是我和主席说的。”显然，江青是想让傅崇碧说些感谢她的话。但傅崇碧没有说，只是说：“感谢毛主席！感谢党！”江青一听，握着傅崇碧的手一下甩开了，很不高兴地走了。

　　 1977 年 9 月 12 日，粉碎“四人帮”一年后，中央军委任命傅崇碧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就这样，相隔 11 年之后，傅崇碧二度出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他也是建国后惟一两次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将军。

右起：邓小平、秦基伟、袁升平、傅崇碧

 　　晚年生活

　　 1985年6月，年届古稀的傅崇碧主动提出退出领导岗位。

　　 2001 年“七一”前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老将军委托儿子傅欣专程从北京赶到成都，将自己的积蓄 20 万元捐献给四川省的“希望工程”，在他的家乡、革命老区通江县建一所希望小学，以表达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家乡人民和家乡教育事业的深情厚谊。

　　“将军在生活上十分节俭，从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他最爱吃的菜就是地瓜、土豆，尽量从工资中节省下钱来。”傅崇碧将军的秘书姚志利十分动情地向记者谈起老将军的生活。“本来，父亲那次想亲自将这笔钱送到家乡人民的手中，但因年事已高，加之身体状况欠佳，医生坚决反对才未成行。父亲十分遗憾。”将军的儿子傅欣说，“他一再叮嘱要把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千万不要搞什么树碑立传。”

　　傅崇碧自 1935 年初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离开家乡之后，再也没有回到过生长养育了自己的乡土。 60 年代初期，他因公到重庆，成都军区的领导同志中有不少自己的老战友，他们热情地欢迎傅崇碧到家乡看一看，走一走，傅崇碧当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当地政府为欢迎他回去，还特地为他准备了医生和车子。这时，有人告诉傅崇碧，通江县政府门口等他的人成百上千，想向他打听同他一起参军的亲人的下落，其中有些还是多年翘盼儿孙胜利归来的孤寡老人。那一刻，傅崇碧的心情非常沉重—“多少优秀儿女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告别父母，离别家乡，从此一去不还，永远地长眠他乡，而带他们上火线的我却活下来了。我该如何面对成千上万死者的亲属父老？”傅崇碧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自己内心复杂的感情，因此尽管非常想念故乡的父老乡亲，但还是没有成行。

　　小傅崇碧 6 岁的黎虹，自老伴进医院康复楼来，一直陪伴照顾。二人自延安“抗大”相识，相濡以沫六十余年。傅崇碧笑言，自己是先结婚后才懂得恋爱。“我们是经组织介绍认识的，那时候不会谈恋爱，也没时间谈感情上的事，各自忙自己的工作。当时，‘抗大’总校分开，我要分到二分校，如果不结婚黎虹就不能到前方去。”就这样，临走之前，他们在组织的催促下结婚了。“婚礼只请几位领导吃了个便饭，喝了杯喜酒。在晋东南农村，两床被子往一块一抱，就算结婚了。”

　　一儿三女都事业有成，没有因出身名门而高高在上或借势谋利，相反在“文革”中一同无辜地受到牵连，家被抄，当兵的被清出部队，上学的被勒令退学，都改名换姓，下放农村，连北京户口也被吊销了。值得欣慰的是，而今子女们不断弘扬父辈的革命精神，在各自的岗位做贡献。 1978 年，女儿黎燕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军事医学科学院从事自己热爱的医学事业。学历低、起步晚等客观现实，使她更为发奋努力，进取向上。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得到了国家、社会的认可，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三项，还被评为“中国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并出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傅崇碧的晚年生活很平民化，散步、看报、收听新闻、接受按摩、休息，最大的爱好是钓鱼，多次获过北京市老年协会组织的钓鱼大赛一等奖。“扪心自问，我的一生无愧无悔，更无他求。现在，尽管时有病痛，但我的一天都过得非常充实，精神愉快。应该说这是革命生涯对我个人生命的馈赠。”

　　北京军区原政治委员傅崇碧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03 年 1 月 17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87 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