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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主任人选风波

　　1973 年12 月22 日，中国“文革”史上又一重大事件：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个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军令如山，奉命对调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在命令发出的当天即走马上任。当时中共“九大”刚召开4 个月，雷厉风行进行的这次重大军界人事调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会议。12 月20 日，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当时也参加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和接见活动。这是他第一次晋见毛泽东主席，因而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毛泽东坐在书房的中央，左首坐着朱德，右首坐着刚复出参加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周恩来、江青等几位政治局委员，依次站在毛泽东的右后侧。王海容站在毛泽东的左后侧，她是给毛泽东当“翻译”：把方言译成普通话。46 位高级将领受到了接见。将要调动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坐在面对毛泽东的前排。

　　轮到接见田维新时，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说：“这是田维新。”毛泽东问：‘田维新同志，你是哪儿的人啊？"

　　田维新回答：“山东东阿人。”毛泽东又问：“曹植埋在什么地方啊？"

　　“鱼山。”田维新一面回答，一面想，主席是有准备的。

　　毛泽东又问：“左边有个湖，是什么湖？"

　　田维新想了想，说：“不是湖，是条河，黄河，从西南流向东北。”

　　毛泽东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不，那是湖！"

　　“湖？”田维新想了一下，说：‘嗯，要说湖，那离鱼山还远，是东平湖。”

　　“噢，那就对罗！”毛泽东考问完毕，话锋一转，说：“总政治部就交你负责了！"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以北京军区司令员的身份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总政主任一职实际空缺。毛泽东对田维新考问了一番后，向田维新面交重任了。听到毛泽东的话，田维新毫无思想准备，感到很突然。不过他还是很快作出了反应：德生同志走了，总政就我一个副主任了，让我继续留在总政工作是需要的，请主席派主任。”

　　“不，就是你负责了！”毛泽东以十分明确的口气说。第二天上午，会议分组讨论。田维新分在周恩来所在的那个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有纪登奎与北京、南京、沈阳三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以及唐文生、王海容和毛远新等。

　　讨论结束时，当时主管组织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问周恩来：命令怎么写？周恩来指指田维新：“你问田维新。”说完就走了。

　　纪登奎拉住正要起身离开会议室的田维新说：“老田，我没干过军队，不知道命令怎么写？"

　　田维新说：“我也没有经历过调动八个大军区司令员的事。”

　　“那，明天上午，河北厅议。”纪登奎说。

　　次日上午，纪登奎、郭玉锋（中央组织部长）、田维新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草拟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纪登奎见田维新进来，就对郭玉锋说：“玉锋，咱老田当主任了，你给他找一个副主任吧。就一块写在这个命令上。”

　　郭玉锋愣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才说：“副主任得主任找啊。”

　　田维新马上插嘴说：“不要写，我哪能当主任呢？"

　　田维新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说这个话，并不是故作谦虚，而是感到自己确实难以胜任。”

　　这天下午，政治局开会讨论任免事项。尽管毛泽东事先已经表态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都在会上一度支持田维新任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一伙却坚决反对，并推出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人选。此事只好搁置起来。1975 年1 月5 日，中共中央过（1975 ) 1 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是怎样认识田维新的，江青又为什么如此忌恨田维新呢？

　　
一份报告和一个任命

　　1967 年，中央文革提出了“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口号，军队领导机关开始成为造反派冲击的目标。军队领导干部成了造反派斗争的对象。武汉“七二O ”事件后，沈阳地区的造反派贴出了“打倒东北的陈再道”的口号，并抄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家。中央采取紧急措施，把陈锡联接到北京。曾绍山政委因重病住进了野战医院。田维新以军区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军区文革工作。

　　造反派见沈阳军区主官走了，便组织队伍包围了军区机关大楼。军区机关有的干部主张调部队强行突破包围圈。田维新认为这样做容易酿成武装冲突，会授人以口实。他主张进行必要的准备，对机要部门加强保卫工作后，组织宣传队，敞开大门向造反派进行宣传说理，说服造反派撤走包围圈，让军区机关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

　　敞开大门后，田维新带头向造反派作宣传说服教育工作。他对造反派说：称们是造反派，我们也是造反派；你们是徒手的造反派，我们是拿枪的造反派；你们是新造反派，我们是老造反派；早在几十年前我们就开始造反了。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现在你们造反，要造谁的反？你们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造谁的反！’我们老造反派跟随毛主席造反多年，最赞成这句口号。不过你们要有证据。只要你们拿出证据，证明谁在反对毛主席，我们就与你们一起造他的反。如果你们没有证据，那可不能乱造一气。军区现在执行战备任务，要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环境，如果因为你们的包围而造成军区指挥机关贻误战机，这种后果你们肯定不想见到吧？"

　　田维新还动员军区机关各部部长、副部长亲自向造反派做宣传说服工作，终于消除了对立，撤走了包围圈，军区机关恢复了正常。

　　沈阳军区把这一做法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毛泽东看后很赞赏，说：“看来还是得见群众，从沈阳的情况看，群众还是通情达理的。”毛泽东问周思来：“谁在沈阳军区主持文革工作？”周恩来回答不知道”。又问陈锡联，陈回答说：“田维新。”从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知道了沈阳军区有个田维新。1969 年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 周年纪念，北京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田维新率领沈阳军区代表团进京观礼。抵京后，他被任命为解放军国庆观礼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对外称带队人。国庆节后，观礼团继续在京参观。10 月12 日上午，负责观礼团后勤工作的一位总部机关干部一见到田维新就改变了称呼，一个劲地叫“首长”。田维新对他说：您别开玩笑了，您是总部机关的干部，我是军区的，我怎么能当你的首长呢？”对方回答：“不，您就是我们的首长了。我已经见到命令，您是总政治部的副主任了。”

　　“您别开玩笑了。”田维新一点不相信这出乎意外的消息，他立即要通了沈阳军区的电话，果然，军区已接到命令。说实在的，在那种微妙的年代里，田维新自己很不愿意到总部机关工作，尤其是被正当权的林彪彻底“砸烂”的总政治部。但是，正当他准备返回沈阳时，却被当时的“军委办事组”召见了。“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办公。田维新来到办事组时，另一位同时任命的副主任黄志勇已经在先了。办事组组长及组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坐在那里。

　　邱会作认识田维新。田维新在16 军任副政委时，邱会作曾以总后勤部部长的身份前去检查工作。一见田维新进来，邱会作便上前打招呼，并把他介绍给黄、吴、李以及黄志勇。田黄两人是初次见面，又将一起共事，所以两人握手时都很热情。邱会作打趣说：看你们俩的亲热样，以后能合作好。”田维新还想找个借口溜回沈阳，他对邱会作说：我要回去交待一下工作。”

　　“给我要陈胖子，”邱会作没有正面回答田维新，而是命令办公室主任接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邱会作拿起话筒对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陈胖子，田维新不回去了，你给他派个秘书、警卫、司机、厨师来。”放下电话，邱会作对黄志勇和田维新说：‘限你们在三个月内组起总政治部班子。”林彪一伙在“文革”初期砸烂总政治部后，以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取代了总政的工作。现在任命了两位副主任，打算重组总政机关工作。田维新找不到任何借口，只好走马上任。
　　
　　
怪事接连不断

　　作为总政副主任，田维新上任后接到的第一个批件，竟是让他们两位副主任确定李德生是当总政第一副主任还是主任。田维新正是从这一奇怪的批件中觉察到其中的不正常之处。总政治部重组工作开始后，急需解决的是确定一位主任。毛泽东有意让李德生出任总政主任。李德生在安徽的支左工作和对地方事件的处理方式，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以黄永胜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却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建议12 军军长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或第一副主任。”毛泽东批了两个字：同意。黄永胜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自己出了一个难题，不料难题又要由他自己来解决，你提了两个方案，毛泽东同意了，你看着办吧。黄永胜又耍了个小聪明，他在报告上批示：“清黄、田两位办。”企图把责任推给新上任的两位副主任。

　　接到上任后的第一份批件，黄志勇和田维新可慎重了。凭多年的工作经验，田维新从这份报告的内容和批示中，看到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几个人和毛泽东之间在干部人选上有不一致之处。但是，自己刚到总政治部工作，情况很不熟悉，不能贸然行事。他主张把批件退回军委办事组，等有明确的指示后再办。1969 年12 月10 日，李德生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正式下达。12 月26 日，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通知，通告总政治部正式开始办公。李德生到任后也进入了军委办事组。总政开始办公后，怪事仍然不断。1971 年夏，李德生去东欧访问期间，总政的另一个副主任拿着一张条子来找田维新说：‘田副主任，黄总长给我一个条，你看一下。”田维新接过条子一看，是海军一个干部写的，条子说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蒋润观“不是咱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当保卫部长”。怎么样，换一个吧。”等田维新看完条子，那位副主任便叮了一句。

　　“说蒋润观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有什么证据吗？”田维新不打算轻易表态。黄总长给的条子，还有什么好怀疑的，马上换人。”那位副主任紧逼了一句。黄永胜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林彪手下的第一红人，炙手可热，抬出黄永胜这块牌子，是可以吓一吓人的。生任出访了，等他回来再说吧。”田维新也抬出一个过硬的理由。主任不在家，副主任哪能随便处理二级部的主要干部问题。这一下对方没词了。李德生回来后，对方不再提此事，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蒋润观却因此上了一道政治保险杠。“九一三”事件后，有人提出蒋润观是林彪线上的人，应予以停职审查，田维新把上面发生的那一件事一说，蒋润观与林彪集团的关系便得到了洗脱，他仍然当他的保卫部部长。
　　　　

“我的名字不想改”

　　田维新到总政工作不久，不仅得罪了黄永胜，而且得罪了江青。事情起于1970 年底，田维新去首都体育馆参加一个大会。大会开幕前，田维新与国家体委主任王猛等一批部级干部坐在贵宾室里休息。不一会，江青来了。这天她春风满面，兴致不错。她见这么多部长早早地到了，便故作亲热，一个个地打招呼，轮到田维新时，她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呀？”“总政治部的”。田维新回答。“叫什么名字呀？”“田维新。”“哪儿人？”“山东东阿人。”谁知道江青一听田维新说东阿，就来事了，说：哪不念e ，念a （音啊）。”这是田维新第一次见江青。他本来对江青就没有多少好感，看到江青以教师爷的口吻教训人，不仅顶了一句：“我知道那个字的普通话念a ，我说的是方言，是我们当地的传统说法。”江青一见田维新当众与她顶嘴，立即把脸沉了下来，一摔大衣，走了。

　　1971 年初的一天，又是开大会，那个年代大会特别多。田维新早早地到会就坐了。江青走进主席台，一眼便瞄见了个儿高高的田维新，便故意找岔。隔着老远大声喊：‘田维新同志，你的名字要改一改。”田维新想，江青你这不是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吗？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他把头一低，实行“鸵鸟政策”，没有理她。又过了两个月，一天，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周恩来主持会议，早早地坐在屏风后面的沙发上批阅文件。田维新列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他坐在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的后面，便于首长有事时招呼商量。列席的同志常常戏称自己为“后座议员”。每逢政治局开会，江青总是到得最晚，这次也不例外。江青一落座，就又向田维新发难了。她拿腔拿调地说：‘田维新同志，我看你的名字还是要改一改，因为我手里有田维新的材料，有好几个田维新。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田维新的，我看你的名字还是改一改为好。”田维新想，江青这个话，暗含陷害之意。今天政治局的同志都在场，正好可以说明我不改名字的理由，这等于在政治局备了案，可以使江青以后不再纠缠。想到这里，田维新下决心利用正式开会的几分钟，把这个问题说明白：杠青同志，你有田维新的材料，是有几个田维新，你是不好识别。但是，我的名字我不能改。因为我的名字有纪念意义，我原名田俊卿，参加革命后改名为田冲。从太行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毕业后，我到山西做秘密工作。接头的同志说，我的名字易于暴露身份，需要改一下。恢复原来的名字就太保守了，考虑到取一个不革命也不落后的名字，就来个维新吧。”说到这里，田维新顿了一顿，稍稍提高了一点嗓门，说：我这个名字用了三十多年了，已经叫响了，不改了！”山东是出梁山好汉的地方，田维新尽管长期做思想政治工作，但是他这几句话活脱脱显示出梁山好汉的刚烈个性。李先念听田维新这么一说，接过了话茬：“田维新同志，你这个名字的道道还不少哩！”江青一听，气得鼓鼓的，想发作又发作不起来。周恩来见状招呼说：“开会了，开会了！’才把这场风波压了下去。

支持李德生，取消“革委会”

　　1970 年7 月上旬，周恩来召见总政副主任黄志勇、田维新以及歌唱家马玉涛等人谈话。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也在座。韩念龙汇报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朝鲜，金日成主席为西哈努克亲王举办专场音乐会，以及在举行宴会时搞席间乐等情况。听完介绍后，周恩来问在座的总政干部：“总政文工团能不能搞席间乐咧？”田维新回答：“不行，文工团不在北京。”“文革”初，总政被“砸烂”后，总政文工团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了。周恩来说：“把文工团找回来，外事需要。”

　　这“外事需要”四个字非常策略。在外交工作逐步恢复的时候，周恩来以“外事需要”对付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左”文艺路线，堵住了他们的口。总政借周恩来的指示为尚方宝剑，不仅恢复了总政文工团，各大军区、各军、兵种文工团，而且组织了一次全军文艺调演，恢复了军队的文艺工作。江青对此又是恼火，又是无可奈何。

　　“文革”初期，总政治部的直属单位，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总政文工团等，都成立了“革委会”。1971 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总政在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考虑取消直属单位的“革委会”。因为“革委会”把持大权，被“打倒”的老干部解放不出来。而且，如果谁夺权谁来掌权，就会把军队搞乱。鉴于上述理由，李德生与田维新商量，在总政直属单位恢复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取消“革委会”。该派厂长的派厂长，该派馆长的派馆长，该派团长的派团长。李德生与田维新在商量时考虑到这个问题说大也比较大，取消“革委会”，“文革”以来尚无先例，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不小。

　　说不大也不算很大，总政直属机构的设置，干部配备，总政治部有权决定。如果写个报告给中央军委，再一转政治局，被江青一伙知道了，保证办不成。可要是不报，就这么悄悄地办了，也不合适。最后考虑，先打电话给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报告一下，看看叶的意见。叶在电话中很爽快地同意了。总政便陆续取消了各直属单位的“革委会”，全军各大单位一见总政带头，也都各自不约而同地取消了下属机构的“革委会”。江青知道这事后，问：“有现成的革委会，你们为什么取消了？”田维新没有理她，她也没有办法，不过江青给田维新又记了一笔帐。

　　1973 年8 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后的一天，田维新去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一个会议。散会后，王洪文把已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及总政副主任田维新留了下来。王洪文说：“关于民兵指挥部的问题，你们总政态度不明朗，《解放军报》 也很少宣传。”王洪文在上海武斗起家，上海市“革委会”成立以后，王洪文在张春桥的支持下，搞了一个上海民兵指挥部，以取代上海警备司令部和地方上的人民武装部对民兵工作的管理和领导。李德生说：民兵历来都是由军区、武装部来管的。要不让他们管，另外成立指挥部，这里牵涉到一个体制问题，体制问题要慎重。”田维新接着说：现在军区和武装部管理民兵，战时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平时管治安，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军区和武装部有一套现成的组织班子和干部队伍，有工作经验，也没有出什么大问题，一下子要改过来，要慎重。”王洪文一听他们两人都反对，便抬出了大帽子：‘毛主席不是说了，民兵也要改造’，我们认为要改造民兵工作，民兵指挥部是最好的形式。同志，这是个新生事物，对新生事物要敏感。”田维新一听王洪文扣大帽子，也火了起来：“王副主席，你和李副主席谈吧，我家里有一大堆事，有文件要处理，先走了。”说完不等王洪文同意，抬腿就走。李德生见田维新要走，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了。”说着也站起来走了。王洪文虽然身为副主席，但他毕竟年轻，资格嫩，哪里留得住两位老将军，只好在心中记上一笔帐，有机会再算。机会很快就来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江青一伙又向总政领导人算开了旧帐。

与江青的突然袭击作斗争

　　这年的1 月27 日，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中央委员读书班学员。读书班内有军队干部，因而田维新也参加了读书班的组织工作，并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接见活动。这次接见活动由周恩来主持，邓小平、江青等15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参加。姚文元作报告。正当姚文元口若悬河，大谈理论之时，江青突然打断姚文元的报告，指着坐在台下右侧的田维新说：“现在我们正在考教授，你田维新不是教授，是总政副主任，也差不多，我们现在要考考你。”江青一口气向田维新问了5 个问题。如〈共产党宣言》 是哪一年发表的，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等等。前面四个问题田维新都答上来了。最后一个问题是金田起义发生在哪一年，田维新一时卡住了，答不上来。周恩来见状提醒说：“不是1851 年吗？”江青一见周恩来提示田维新，便转移了目标，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周恩来：“你不要代他回答。”这才结束了考问。

　　多年以后，田维新谈起这段往事，深情地说：“总理这一提醒，给我解了围。还打断了江青整人的思路。所以我现在对金田起义的时间记得特牢。要不是总理悉心保护，我早给江青整下去了。”事实确实如此。就在这次接见活动中，周恩来两次保护了田维新。姚文元见江青不吭声了，又继续开讲。过了不一会儿，江青又向田维新发起了突然袭击：‘田维新，你包庇黄吴李邱。”黄吴李邱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田维新立即否认说：“我没有包庇黄吴李邱。”“你有！”江青声嘶力竭地说：“你批准烧毁了黄吴李邱的黑材料。”“没有”，田维新语气坚定地说：我没有批准烧毁黄吴李邱的黑材料！"

　　这件公案有一个背景：1969 年初冬，总政治部刚开始重新办公，军委办事组政工组的一个人起草了一份报告，建议把“凡是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统统烧毁”。军委办事组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请黄、田副主任审批。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以及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都在报告的批示下签了名。这个时候，总政治部刚刚开始办公。军委办事组政工组马上就要撤销，这份报告是政工组行将撤销时起草的最后一份重要报告。显然是军委办事组那几个人授意起草的。有人拿着报告来到田维新的办公室，要他签字同意。田维新刚上任不久，他反复地将报告看了几遍，觉得这里面有名堂，可一时又猜不透这名堂在什么地方。他对来人说：我考虑了很久，这份报告不好批。”有什么不好批的，”来人沉下脸说，“你签个字就行了。”但是，田维新也有点倔脾气。既然发现了有不妥之处，他就不会随意放弃自己的看法。他沉思良久，在报告上批道：“凡属以上材料，仍应按已有规定办理。”后来，黄永胜在报告上批：‘是哪家的材料送回哪家处理。”总部保卫部根据黄永胜的批示，将黄永胜等人的一些材料分送有关部门自行处理了。“九一三”事件后，此事曾成为总政治部清查工作的一大重点。当时总政党委曾就这一问题的清查结果给中央写过一份报告，并处理了有关责任者。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见江青与田维新当众顶上了牛，便对江青说：“关于烧黑材料的问题，总政有个报告，你看了吗？”见江青不吭声，周恩来又指着江青放在桌上的黑皮包问：“你把总政的报告）带来了吗？”江青被这么一问，便不吭声了。田维新这才过了关。

　　谈起这些往事，田维新等许多老将军对周恩来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在批林批孔期间，田维新被江青诬为“林彪反党集团的大爪牙”，并遭到了批判，停止工作达数月之久。王洪文还指示总政个别人，诬蔑田维新是林彪的“大爪牙”，要求免去田的职务。毛泽东看了报告后指出：这是分裂党的行为。这才制止了江青、王洪文的迫害行动。经过历史风雨的冲洗，江青一伙泼在田维新将军身上的污水已经冲洗得干干净净。1986 年2 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为田维新作了结论，推倒了加给他的诬蔑不实之词。1986 车2 月18 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批准总政原副主任田维新离职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