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二

这个局面在共产党统一了中国之后有所改变。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算是既有汉朝起于关中地区的先例，又有宋朝之后，新政权兴盛于东北的传统。而这个新政权，算是一个对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的反叛，把工业化、现代化定位于国家的首要目标。

但是出于经济上被封锁，真正意义的对外贸易，尤其是沿海的开放，是1978年以后才出现的事情。不过再一次重沿海，轻内地，改革先从南方，然后在从东南，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就重新印证了中国宋朝以来，对中国的南北和东西的地区差异定性的基本模式：那就是南方的、东部的、海洋的，自然就代表着先进的和前瞻的。而北方的、西部的、内陆的，自然就代表着落后的和保守的。

这种文化上的定位，当然也通过南方和东南的高速经济发展，而得到进一步印证。这个认识，基本上就是N年前出台的一部叫做《河殇》的戏里表露出来。南方所代表的所谓“文化先进”，又因为香港这个东方明珠的加入，而得到更多的支持。

当然如果你把文化的视角放大一点，那么这个北方的、内陆的、黄河的、被人家文化“精英们”开了追悼会要埋掉的，和那个南方的、沿海的、大洋的、被人家吹捧的蓝色文明，哪些是本土的、传统的，哪些又是舶来品、西方传入的？

然后把西方中心论者们，比如说黑格尔和马克斯-韦伯，将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定义，拿出来对照一下，是不是和俺说的这个中国的南北文化定义，惊人的相似？

这种将现代化定义为西方化和非中国化的西方中心论，要确立的就是西方文明和它的载体国家，所代表的就是中国发展的未来。他们的价值体系就是中国应该跟从的价值体系。而他们的主张，就理所当然占据着真理和道德的高地。

而这种西方中心论的中国当地的买办化发展，就是体现在中国的南方文化上面。那就是中国的南方因为最接近西方的文化体系，因此就是最有前途，和最具备中国内部话语权的地方。

因此不难理解，在80年代，广东方言用词，什么“的士”啊、“巴士”啊，就在大陆的内陆地区流行一时了。而俺们也知道，这些新奇的广东方言，只不过是英文的土俗话的一个符号代换。

这种中国内部的文化亚体系在软实力上的分布，和这种分布带来的中国内部政治权力的分配，再加入沿海经济体系和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利益共同关联，就可以理解中国各种政策争论背后的大格局了。

因此当外部势力，利用这种经济上的共同联系，再加上文化影响力的施加，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中国中央政府的内部路线之争，从而达到对中国政府政策行为的制约。那么最好的切入点应该在哪里呢?

看一看美国总统奥巴马，到中国去访问，他特别关照的是哪些媒体和哪些人，答案就出来了。

当然只是简单地把南方文化理解成西方文化的中国代入，也是不完全正确。因为西方文化的传播，在香港这个中国最西化的地方，也是不得不进行中国式（这里是广东式）的特色处理，从而产生一种不完全中、也不完全西的非中非西的混合体系。

也不能否认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舶来品的本土化。这些传进来的西方文化，不论是从体的角度，就是说价值体系的载体—宗教信仰、政治制度和道德修养，还是从用的角度，就是说技术层面的载体—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和行为规则，都必须经历一个本土消化的过程。

你消化得了，自然就是十全大补，身体健康。你消化不了，自然是坏了肚子，营养不良。

尤其是如果你对这套中国南方文化背后承载的西方文化体系，和这个体系制定的现有国际社会所有的规则，采取的是“破帽遮颜过闹市”，夹着尾巴做好人的态度，那么这个转变的好处也是存在的。

看一下俺们东亚的邻居们，从日本到南韩，都是这么一条路子。这条路子，就是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下，给你留一个位子。你还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俱乐部分赃体系的红利，当然和人家老会员比起来，你的红包自然要小一号。而在承担俱乐部的义务上面，要你出血的时候，你自然就要出多一点血。

日本签署的广场协定，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而对中国要求的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均沾人士”，和舆论鼓噪的“与国际接轨”也是这个意思。

在这样一种加入什么什么“伟光正”的东东的思维下，对一个只想在现有国际体系下，分一杯残羹的国家和民族来讲，当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日本人现在的困惑在于，俺们脱亚入欧了，荣誉“白人”了，then what？）。可是对于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不关是自己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如果拒绝拉美化的道路的话，都不可能兼容于这个现存国际体系，那么必须依赖于自己的一套文化载体包含的价值体系，来讨价还价，重新定义和修改这个当前的不平等的国际次序，建构一个更加平等和公平的世界格局。

有朋友把2008年以后的世界权利重新分配，称为第二个“雅尔塔协定”。但是中国人需要明白的是，如果中国不考虑到整个国际次序的公平性，只是把自己做为列强的一员，那么这种权利博弈，并不符合中国未来的利益，也不能兼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



图一 1945年雅尔塔协定中，美国、苏联和英国瓜分世界

其实中国关于未来国际次序的见解，在1949年的时候已经成熟。那就是未来的国际次序不可能只是由少数大国说了算，应该采取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方法，寻求参与的国家，不论大小、不管强弱，都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然后通过大家协商和妥协的方法，达到最后的结果。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中国自身内部的文化整合，就必须进行。这个整合的中国新文化，必须能够为中国人在制定国际新次序上面，可以坚守和提供自己的价值体系建议，而不是成为唯唯诺诺，对西方文化体系开出来的清单，全盘签收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