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中午，杜修贤跟随周恩来总理来到村里的公共食堂。社员们已经提前吃完饭走了，空荡荡的食堂里给总理准备的餐桌上有一碗猪肉和一盘炒鸡蛋。但周恩来没有吃，而是让工作人员把肉和鸡蛋都端走了。

为了摸清食堂真正的伙食情况，第二天周恩来没有事先通知就直接来到了食堂。可事不凑巧，社员们已吃完饭离开了。但炊事员慌忙盖锅盖的动作还是被周恩来发现了，他直接走到锅前，不顾炊事员和公社干部的劝阻，盛了一些锅里剩下的玉米糊糊吃。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周恩来会趁大家不注意，悄悄地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有一次，大家又发现总理不见了，连忙分头去找。杜修贤凭着自己对总理的理解，在一家烟囱冒烟的人家找到了周恩来。原来，当时大家都在食堂吃饭，很少有人家烟囱冒烟的，周恩来于是前去走访。

杜修贤看到总理正在和这家的老汉聊天，就紧走了两步，摆好架势给他们拍照。周恩来见了却摆摆手说：“别跟着我，你那个‘咔嚓’把人家吓住了。”

杜修贤只好暂时放下照相机，走开一些，但他仍没有放过抓拍的时机。

周恩来随老汉进了屋，揭开他家冒着热气的锅盖看，屋里光线不好，锅里像是在烧开水。盖上锅盖后，他看见地上有榆树叶子，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再一次掀开锅盖，仔细观看，竟发现锅里是榆树叶子和粮食混合的稀糊糊！

这不明摆着社员在食堂吃不饱吗？

“这吃不饱的食堂要它干什么？”出门后，周恩来自言自语，声音还不小。

很快，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社员代表会议。会上，周总理亲切地询问到会的12名社员代表有关食堂的问题。虽然农民们看到周恩来衣着朴素，但是他们还是把周恩来当作“大官”，不敢随意讲话。你推推我，我看看你，没有人说话。

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在周恩来的再三鼓励下，一个蹲在他身边的农民终于打破了沉寂。这位朴实而直率名叫“二廷”的农民站直了身子直着嗓子说：在食堂吃不饱！

随后，二廷又像竹筒倒豆子似的说出了原委。原来，在当时的困难时期，本来每天的定量就少，司务长和炊事员以及他们的亲戚多吃一点儿，干部又多吃一点儿，到了社员吃饭时就只有每人三四两了。这对于每天参加重体力劳动的农民来讲，填饱肚子是根本不可能的。

见二廷开了头，其他社员也纷纷倒出自己的苦水，会场里说食堂不好的声音多了起来。本来一个征求意见会，转眼间成了诉苦大会，一些社员说到激动处竟然泪水涟涟。周恩来的心收紧了，直往下沉。种地的社员们在食堂挨了饿，可他却一直被蒙在鼓里。杜修贤看到此时的周恩来脸上只有愧疚。

他诚恳地对大家说：“乡亲们，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让大家挨饿了。食堂办不好，就不办。”

半信半疑的二廷追问周恩来是否在糊弄他们。周总理告诉他“不是！”

此时，二廷又冒出了一句令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的话来：“你要是糊弄我们，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

这句话不仅使社员们惊呆了，就连周恩来这样在国际上堪称能言善辩的杰出外交家也一时语塞，会场又重新陷入了沉寂。

半晌，周恩来一拍桌子，大声对二廷说：“好！你说为什么两年连我也会饿死？”

“说就说，我们吃不饱，没劲干活，地里打不上粮，没有粮食往上交。一年不交，有国库，两年不交，还有国库，三年不交，国库还有吗？当总理也要吃饭，国库没粮，你能不挨饿？”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二廷一口气说了一大堆。

对于二廷的直言不讳，周恩来丝毫没有怪罪，他反倒感谢二廷讲了真话。饱含热泪的四目相对，总理的手和二廷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总理和农民的心也紧紧贴在了一起。

第二天清晨，周恩来径直来到了二廷的家。当得知二廷的妻子没了，他只身带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很清苦。周恩来提出来帮他带最小的女儿，养大后再给他送回来。面对总理的关怀，二廷这个粗犷的庄稼汉子落泪了。他知道总理比他还累，还辛苦，他又怎么忍心增加总理的负担呢？二廷没有同意。

在伯延调查的4天中，周恩来先后召开了7次会议，与会者有干部、社员、农机站和修配厂的工作人员，调查范围非常广泛，了解到了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经过详细的调查，周总理还获悉了吃食堂的另一个弊端：在食堂吃饭，大家有一种不吃白不吃的心理，收成好的时候不知道节省，遇到灾荒年景时收成减少了，却没有存粮。看来，农村办公共食堂的问题是该解决了。

5月6日，临离开伯延的时候，周恩来亲口告诉大家：伯延解散食堂！并通知食堂给社员发口粮，到10日之前要将农民生活基本安排妥当。社员们沸腾了，他们欢呼着，纷纷和总理握手。有一个老汉口呼“周大人”，双膝跪地，给周总理磕了一个响头。

本应把这一场景摄入镜头的杜修贤，当时却被老汉这一出乎意外的举动惊呆了，他说什么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情景出现，他手里的相机失去了作用，作为摄影记者，他自感失职。

因为有会议正等着周恩来，所以他没有留下来和这个老汉仔细谈一谈，但周恩来责成秘书留下了解真实情况。

周恩来结束了考察。次日凌晨3点，整夜未眠的周恩来与在上海的毛泽东通了电话，把调查的结果对毛泽东进行了口头汇报。后来，周恩来又进行了总结，给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所有这一切，都为第二年年初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提供了最直接的一手材料。

摘自《政坛高层珍贵影像：最后的传奇》
作者：杜修贤
摄影：刘丽峰 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