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可是在今天，当中国国力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确定，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已经在不远的未来可以实现的时候，倒是有不少知识界的人士想把中国给卖了。不知九泉下的汪精卫老兄会不会苦笑，会不会起来再当一次刺客，刺杀一下这帮不知好歹的人士？

要知道今天的这些所谓精英，不光以卖国为耻，还要创造出“爱国贼”这样的名词。这种事情，倒是连汪精卫们也不大看得起了。

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名妓女李香君和董小宛，和号称四君子中的两位侯方域和冒辟疆，上演了乱世佳人的爱情故事。其实还有一位名妓女，叫做柳如是，嫁了复社的60岁的老翁钱谦益。钱谦益是当时明末的文坛领袖，出任了南明的礼部尚书。当清军破城的时候，柳如是提议说：“国破家亡，俺们跳河死了算了！”

结果钱谦益这位本来最有责任，以一死而报君王的重臣，沉思半响，说道：“这水太冻了，实在跳不下去。”于是烟花女子柳如是说，俺自己跳了。但是跳水自尽的她被一把给拖了回来。然后钱谦益就带领着满朝文武，冒着倾盆大雨，不怕冻地出城向清军主帅多铎投降了。

当时清朝的规矩，就是朝廷的正职必须由八旗的满族、蒙古族、和汉军旗人的官员担任，投降的南明官员只能担任副职，因此明朝的礼部尚书，就成了清朝的礼部侍郎。这个行为，被当时人讥笑为两朝领袖，算是“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不过后来在柳如是的劝说下，他辞了清朝的官以后，偷偷的和自己的学生们，比如说顾炎武和郑成功联络，并倾尽家财暗暗资助反清义军，还策划了南北明军会师长江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后来在郑成功成功沿着长江打到南京，得不到当地乡绅的支持而失败。

当然在钱谦益的这些行动中，柳如是起的作用非常大。根据历史学家陈寅恪的考证，其实当时柳如是和复社的另外一位才子，后来抗清而死的陈子龙是情侣，但由于陈子龙的原配夫人，不接受这位重情义的妓女而作罢。大概只有这位风尘女子算是继承了梁红玉的衣钵，是值得后人钦佩的人物。

复社后来在顺治年间，因为部分成员坚持抗清，而在9年（公元1652年）被迫解散。在复社中间，出现了对后来中国思想界影响非常大的两位先驱人物，一个是顾炎武，一个是黄宗羲。

这两位大思想家，加上王夫之，应该算是当时的知识界对理学和心学泛滥的一次深刻的文化反思。首先是在政治思想上，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民本思想。黄宗羲提出了政府官员，就是儒家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应该“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样的现代意识的民主思想，要远远超越了法国的大思想家卢梭。

而这种“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提法，算是打破了孔子政治学说中，对君臣这个社会等级制度的基本肯定，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突破。

在对理学和心学的批判上，顾炎武反对一心向佛的心学的玄虚，提倡用实学代替理学。不拘于读史学经，而在于客观的调查研究，倒是和英国的大思想家培根有共通之处。

顾炎武的思想，算是继承了南宋的浙东学派。当时和主流的朱熹的程朱理学，以及次主流的陆象山的心学（后来在明朝的王阳明集大成）竞争的这个学派当中，比较著名的是永嘉学派的思想。当时永嘉，就是现在浙江东部的温州一带，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对外贸易异常活跃。因为这种经济情况而产生的儒家学者们，他们要求的是儒家学者钻研经世致用，改变儒家传统的重农轻商，而采取工商并重，并要求厉治强兵，抗击外敌。

这个统称为浙东学派的思潮中，还包括和永嘉学派相近的永康学派，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例如南宋的爱国诗人陈亮，是这一个思潮的领袖。在这个学派的思潮中，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反对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这种不近人情的高道德标准，提出了“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观点。

其实反过头去看朱熹的理学，可以发现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理学中的义和利之辩，虽然继承了汉朝大思想家董仲舒的“正其意不谋其利”，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确并没有实践的可能。当年在董仲舒时代，儒生还是一个人数非常小的精英团体，是完全可以被政府行政部门完全吸收。而由于这个时候的儒生，其大量的比重是来源于豪门精英，因此在经济生活上无需要对“利”太过着重。

但是在宋朝以后，一方面是科举制的程序化，另一方面是活字印刷术的普及，导致的教育成本大幅度降低。这个新的局面，就是俺们今天看到的，大学毕业生多了，找工作难了。而在宋朝的时候，就是儒生多了，要考过科举的机会小了。就算是通过考试，能够找到政府工作这个公务员职务的人也不多。

因此有不少儒生，包括有功名在身的人士，不少最后是去经商了。尤其是南宋时期，大概活跃在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们，不少都是有功名身份的。对这些经商的人士们，你要求人家不要讲究利润，要在签每个商业合同的时候，义字当头，君子趋于义，小人趋于利，未免太不现实了。

而在南宋发生的这一个变化，就是这些有功名在身的士人，又成了成功的商人，产生了地方上的士绅阶层。这个阶层的人们，文化上受到人们的尊敬，经济上因为银子多，就更受到人们的崇拜，自然就成为了地方上的主导力量。

这种因为基层民众的教育水平提高，客观上就增加了地方上自我管制的能力，而同时就降低了政府，尤其是地方一级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重要性。这样的结果，就是政府部门在地方上，其实已经基本不参与当地事务，只要朝廷的税收拿得上来，地方治安又没有太多问题，那么大部分的地方事务，都由这些亦儒亦商的地方士绅们给包办了。

这时候的中国，出现的情况就是，上面一层是貌似中央集权的政府，负担着国家政治统一上的任务，而保持了对社会其他领域的强势主导地位。但是又由于知识人士的大规模出现，地方自我管制能力提高，地方政府对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倒是没有太多的干预。因此中国出现了政治统一、经济区域和文化多元的现象。

另外两个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一个就是从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由孝文帝颁布的均田制，经历了300年，从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朝和唐朝，终于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在两税法的实行下，给废止了。

其实当初均田制的出台，主要是为中央政府提供足够的自耕农人数，一方面保证国家税收的来源，和军队人丁来源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止地方豪门望族，在土地兼并下，同时拉起可以和中央政府对抗的豪强地方武装。

而在唐朝，由于科举制的制定，和唐太宗李世民的重新修订氏族志，从汉朝以来就不断坐大的贵族豪门望族，逐渐式微。而实际上的土地逐渐集中和兼并，在缺乏大族影响力的情况下，对朝廷的威胁大大降低，使得均田制的被放弃成为可行。

而伴随着土地兼并的出现，在唐末黄巢大乱之后的割据局面到宋朝的开始，并没有造成以往那样大规模的人口衰减。这就形成了宋朝时代的一个社会特征，就是大规模城市化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