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一下无工可打了，心里倒还有些庆幸。学期考试马上就要到了，即使以后不在东亚系混下去，也不能糟踏学费，把GPA搞得不可告人。所以，我得把大块的时间花在复习考试上。要是仍然在满月红洗碗，我却是断断不会请了假专门复习的。我不会主动选择，却安于被动地接受。被动的接受给了我一种安然，自由选择却会让我烦恼。满月红关闭，我失去工作，选择的责任就不用我来担当。于是我就很心安理得。

在国内时，一直传说美国的教育很灵活，考试也很灵活，灵活得恰如通向罗马的条条道路，没有正误之分的。那时，对美国的教育和考试好向往、好羡慕。只有到了美国的学校，做着一个学生，亲历着这里的教育，才明白以前关于美国教育的一切都只是以讹传讹而已。修一门课，要通过好几个小考，一个中考，然后是期末考。考试的内容都原封不动地从书里搬来，不管是问答，还是多项选择，答案都必须不折不扣地跟书上的一致。所以，背诵和记忆仍然是考试是否成功的不二法门。在国内读本科的时候，就是被这样一种死板得犹如修道院教规的教育法则所煎熬的。但是，到了读研究生的时候，自由的阳光却一下普照学习生活。上课就在寝室里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谈似的谈经论道。每一门课，完成一篇文章即可。不料，在美国先进的教育制度之下，读着研究生，却必须像国内读本科时一样，一条一款要记得烂熟。一边诅咒着美国的教育制度，一边却不能不服从它。考试前，老师居然也像国内的常规做法，专门交待了复习重点，说是复习重点，老师却又说那只是重点，并不等于考试所覆盖的全部内容。于是，我把几乎一本书的基本内容都理成了一条条要点，从早到晚着魔似地背诵。这个时候，才知道背母语和背蕃话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背母语有很多互为联系的线索可以借助，而背蕃话却只有机械地记忆。我背了后面，忘了前面；早上记的，晚上就忘记了。那时就想，要是储存信息的芯片也可以嵌入大脑，那冷峻的人生将会变得如何的简单容易。

金羽也要面对考试，不过没有听到她抱怨。她好像还很享受似的。我问她道：“怎么就不见你有苦难感呢？我可是痛不欲生了。”她也很会安慰，说道：“刚开始都这样，有一个北大来的因为不堪忍受考试的压力，还从巴伦太因大楼上跳下来了呢。另外一个清华来的，在电脑房里熬夜，得了脑溢血马上就死了。在这里读书真的没有什么窍门，就是熬。熬不过去的时候，熬过去就是了。” “熬不过去的时候，熬过去就是了”是她的口头禅，平时听了还觉得还有几分励志的昂扬，今天听去，却觉得格外扎眼。我恨恨地说：“早知道如此，就不出国再进学堂，受这份洋罪了。”那个时候，我的头脑里浮出了桂花的形像和满月红劳作的情景。又异想天开地想，要是跟她一起开一家餐馆，与世无争地打点生命，那我就不用承受眼下的精神苦难了。

考完试的那天，我就像刑满释放一样，揉了揉眼睛，从教室里走出来。一下五月温暖夺目的阳光就把我罩住了，我心情顿时温润和光明起来。经过巴伦太因大楼的时候，那个牧师正在那里布道，我毫无牵挂地站在那里看了好久，当他拿着发皱的《圣经》，沿着围成一圈的人群作俯冲状飞跑着布道的时候，我甚至还止不住跟着大家热烈地鼓了掌。他真潇洒，按着自己的理解和信念毫无羁绊地生活，而不在乎社会和大众的许可和认同。从他的身上，可以得到另类生活的勇气。虽然我并不一定去追求另类生活，但他的另类实践让我可以在追求所谓主流生活的挫折中得到一星半点安慰。

那天晚上，金羽回家的时候，看到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准备晚餐。她会错了意，安慰道：“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即使得了C，也无所谓的。我也得过C呢。”我对他笑道：“别，别，别，不至于吧。我考得应该还不错。走，到外面吃饭去。一个学期结束，也该犒劳一下。”她睁大眼睛看着我，问道：“真的？该不是刮的东南风吧。”我拍了拍胸脯，说：“自从到了美国，还没有吃过馆子呢。今天我们就去吃一次。”她问：“到哪里吃？”我说：“天天都吃中餐，今天就吃点稀奇的吧。”她就建议道：“那就到四街那个斯里兰卡饭店去。听我的导师说，那个饭店很不错的呢。”我说：“好吧。就听你的，反正我也没有吃过。”

四街那里餐馆遍布，而且几乎都是异国情调的，五洲四海的都包括了。我们去的斯里兰卡饭店跟满月红比起来，简直不成规模，内外餐厅加起来，也就安顿下五张桌子而已。不过气氛倒也温馨，从窗帘到桌布都是红色的。一进去，一个长得像印度姑娘的女招待就迎上前来，把我们安顿到唯一还空着的一张桌子边坐下。紧接着，又拿来菜谱让我们点菜。我看了半天，不明所以。等到女招待又来的时候，我就让她推荐推荐。她就指着菜谱上一道今晚的特别菜对我说：“这道好，是今天的特别菜。很多客人都点的。”我浏览了一下说明，知道菜的原料有虾，西红柿和土豆。再瞟了一下价钱，却要十三美金，有些心痛。但又想，从来还没有作为食客到餐馆里吃过，也不能太亏了自己。反正也分不清菜的好歹，就依了招待的主意。金羽倒是自己有主张，点了另外的菜。

等了好半天，凉水都喝了一大杯，肚子也开始叫唤了，菜都不来。我有些不耐烦，对金羽说：“怎么回事，饭店不大，客人不多，不应该太忙的啊。要是满月红，菜早就上来了。”金羽说：“这说明人家的菜做得精致呗。稍安勿躁，肚子饿了，食欲就好。”就在我不答理金羽、往厨房那里不住张望的时候，女招待终于端了个托盘过来了。她把两份菜放到桌子上，又放了一钵饭，柔柔说了声：“好好用。”

我一看我那道菜，心里马上就有了几分不爽。虾只有五六只，全都淹没在土豆的泥沼之中。颜色红红黄黄绿绿的，让人有些疑心。送了一勺入口，咀嚼着，味道怪怪的，有些恶心。金羽看我皱着眉头，就问：“怎么，不喜欢？”我说：“不知这菜里面放了什么调料，难吃死了。”她就用勺子舀了一勺送进嘴里，尝了尝，说：“不难吃啊，咖哩就是这味道了。南亚那边的菜都离不开咖哩的。”我勉强又吃了几口，还是难以欣赏今晚这道特色菜。吃得不爽，怨言就脱口而出，我说道：“都怪你，选了这家餐馆。”她分辨道：“看你点什么了，你不能照着特色菜点。又贵，又不好吃。我这道就很好。”她的那道菜，我早看了，里面显然也是咖哩唱主角。就反驳道：“反正我不喜欢咖哩，所以你那道菜，我也不喜欢的，这个饭店的菜我肯定都不喜欢。”金羽一下就被激怒起来，愤而还击道：“以后你选择饭店，免得你老是抱怨。”

本来是破费到外面寻找快活的，到头来却搞得小两口起了口角生了隙。回得家来，大家不谈吃的心得，也不说闲话，就坐在大床上闷闷地看HBO正上演的一部喜剧片。里面笑得一塌糊涂，我和金羽却始终庄严地保持缄默。喜剧终于结束了，我不知她认真看了没有，或者说看懂了没有，反正我看得心不在焉，一直在想着本来应该轻松快乐的一晚是怎么演变成如此沉闷痛苦的一晚的。我说：“睡吧。”像是建议，又像是自言自语；她也说：“睡吧。”听起来就像是对她下一个行动的说明。她睡床的右侧，我睡床的左侧。通常我们睡的方向都是一致的，都往右边。很多年前，自从我论证过右侧睡的好处后，我们就这样睡了。因为都面向右边睡，我的左手也习惯性地搭在她的身体上，环着她柔软的胸部。今晚，再这样做，却觉得格外别扭。我索性赌气一样做了左派，面向左边也是东边睡下。我想起了休谟的名言，太阳天天升起，却不能保证第二天照旧升起。不禁想笑，却又觉得有些苦楚。终究没有笑出声来。头脑里睡意纷飞而去，我思谋着如何打破僵局。这样佯睡了半天，也没有听到后面传来均匀的呼吸声。除了没有辗转反侧，我们都不能入睡。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的身体突然有些萌动，那种原始的欲望破冰而出。在我开始想如何行动的时候，我的身体却已经自发行动了。我决然地翻过身去，伸出手去抚摸那个我熟悉到每个细节的身体。不料，手还没有触及她，却遭到她从空中奋力一拦，手法之快，匪夷所思，好像她是一代武林高手，会听风辩器一样。想必她早就防着了。我又死皮赖脸一样把身体向她紧紧靠过去，同时手把她死力抱住。她双手奋力乱舞起来，从我的环抱中挣脱出去。我终于开了口，笑道：“何必嘛，值得如此小题大做？”她在黑暗中对我低沉然而忿忿地回道：“你想抱怨，就抱怨；想亲热，就亲热。没门！”我就再陪笑道：“好好好，算我错了。向你陪个不是。”她得理不让人，回击道：“算错了？好像还冤枉了似的。”我就改口道：“是我错了。不是算我错了。”沉吟了半晌，她口气终于缓和下来，问道：“怎么错了？”我当然知道她需要的答复，就乖巧地说：“不该抱怨，不该说你选的餐馆不好。”一边说着，手早就运动到了目标位置。这次，她没有拒绝，我就愈发兴奋起来。两个人终于缠绵起来，节节推进，兴尽而眠。

看来大家都是像送瘟神一样送走一个一个期末考试的，所以，送走了，就免不了要庆贺一番。学期结束那个周末，徐九虎举办了一个舞会，地点在他住的“校园美景”公寓的活动室。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交待得清清楚楚，这个舞会的由头是庆祝暑假到来，基调要高雅，大家都要穿西装出席。在国内读研究生时，一周得跳两次舞，三年几乎是在莺歌燕舞中飘过来的。所以，那时我跟一群哥们在校园里以玩成名。理科学生到理科大楼钻实验室的时候，常常会在荷花池旁边的幽径上碰到我们一群男女向舞会走去，那时，他们就会一半是羡慕，一半是嫉妒地问：“又要到哪里疯去？”想起来，那些日子还不是太遥远。池水涣涣，清风习习仿佛都还在眼前。但我却是实实在在地置身到了地球的另一端，在餐馆的油烟中消蚀着既往的斯文和清雅。到美国的时候，西装倒是带了一套的，却从来没有机会穿过一次，最习惯的反倒是戴黑糊糊的大围兜。现在，徐九虎却以出席高雅场合为借口，让我有了一次温习西装的时机。

那天，去参加舞会的人果然都穿得很光鲜。好久不见的李黄浦、郑圆圆和崔云霞也去了。看着男的阔老、女的淑女的样子，我觉得很滑稽。在我的眼中，他们是以餐馆伙计的角色而存在的。舞会布置得还算堂皇，一条一条彩带从天花板上逶迤倒流而下，就像郑圆圆额前那几绺狐媚的流海。北京来的某女把家里的榨果汁机也带来了，很得意地在厨房的一角操作，把各种水果榨成汁，再混入马爹利酒，就成了奇奇怪怪的饮料。她以调酒师的权威口气内行地说，那就是鸡尾酒了。她在日本餐馆做女招待，这套魔幻兑酒的法子就是在那里学来的。我走到台子那里取了一杯，呷了一口，味道甜甜辣辣，不能说不好，就对她笑了一笑，赞道：“真好！”但我却没有再喝一口，找了个空，到卫生间一边小解，一边把这杯鸡尾酒当成尿液倒进了马桶。

大家都是来参加舞会的，但大多数都不跳舞，走入中心舞池的零零落落。徐九虎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磁带，调子阴阴的，像是旷男怨女对着灰蒙蒙的苍天哭诉；节奏散乱无章，像是就要飞出身体的游魂。一个瘦小的男人张牙舞爪地跳迪斯科，一个矮胖的男人搂着一个高个子女人迈着笨拙的步子，看得我有些要忍不住要笑出声来。我跟金羽本来是充满了憧憬而来的，这时兴致却低落了，勉强跳了几曲，也走到周围的黑暗中呆坐。

旁边几个男女正在议论夏天到哪里打工的事情。暑假不修课，而又可以保持学生身份。中国学生中很多都乘着这个机会没日没夜地打工攒钱。这倒好，那是我关心的话题。于是，就竖起耳朵听了起来。一个男的说，他要到旅行社做导游，带一个旅行团回国。一个女的说，她要到旧金山的餐馆去做招待。另外一个男的得意地说，他在生物系找了一个喂老鼠和兔子的工作，不用出外打工。另外一个女的说，她正准备博士资格考试，走不开，就还是留在布鲁明顿，每天为一个孤寡老太婆准备午餐，并负责牵她的狗出去遛达。正在这时，李黄浦走了过来，跟我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坐了下来。金羽问他：“怎么样？夏天到哪里去？”他说：“OK，还是到纽约去。去年夏天就到那里去打工，跟老板的关系处得不错，他叫今年再去。”我问：“到纽约好找工打吗？”他回答：“也不容易，我指的是找个好的餐馆不容易。去年我到纽约去找工打。第一天，在大街上从早走到晚，看到中餐馆，就进去问。有的不需要。有的钱给得少。有的只给工钱，不包住，那太不方便。后来，就找了我这个夏天要去干的这家。OK，还好了，一个夏天干下来，可以赚到五六千美金呢。”我一听，就有些羡慕起来，对金羽说：“我们干脆也到纽约去打工？”金羽笑而不答。她夏天是落实了的，还是当助教，自然是哪里也不愿去的。面临着夏天，我还是一个闲人。暑假当然不能当成假期过，本来是要寻找一份工打的，但却没有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现在，听到大家都有了从容的安排，我开始心急火燎起来。

友谊地久天长那首柔媚舞曲开始在四周回旋，舞会到了结束的时候。金羽站起来，说道：“跳吧，就要结束了。”我就扶着她的腰，拉着她的手，扭到了中央。夏天打工的事情在心里淤积不去，本来雍容平和的旋律在我疲沓的脚步下，犹如暴雨前纷乱的流云。

接下来的几天，夏天找工打这件事就成为了我生活的主旋律，我一天到晚都眉头紧锁着，一会儿就想学李黄浦，一个人到纽约的大街上去寻工打；一会儿又舍不得离开金羽，觉得还是留在布鲁明顿找工打合适。

有一天，我到学校图书馆去，在门口的报箱里取了一份《印第安那学生日报》，也不看前面的文章，直奔主题翻到广告栏。一则广告立刻抓住了我的眼球。那则广告说，到阿拉斯加打工，一个月赚5000美金。我的眼球似乎一下就膨胀了，再往下面仔细看去，却没有详情。我在服务台那里要了一只铅笔，又在电脑附近的打印机上撕了一页纸，照着广告写下了联络电话。我就像知道了五百两黄金藏在坟山的某个具体位置一样，不再有心情按计划到八楼的东亚图书馆去读闲书，风一样回到家里。稍微想了想措辞，吸了一口气，我就按着那张小纸条上的电话号码，把电话打了过去。那边传来了“哈罗，这是北宁可公司，可以帮助你吗？”是一个女人，听起来声音很甜。声音很甜的女人也很善良，这是我得出的结论。我立刻就放松了，说了看到广告的事，问她如何申请工作。她说，现在正值阿拉斯加打渔的大忙季节，有一个公司需要打渔和剖鱼的人。现在位置还剩下一些，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需要寄50美金去注册报名。工作还没有，就要付钱，我隐隐有些不快。我问：“为什么要交钱呢？”那边声音依旧很甜，说因为很多人都感兴趣，所以就收一笔钱，一是让真正想得到这份工作的人显示诚意，二是对他们中介工作的适当补偿。我一听，虽然心里有些疑问，但又觉得她言之成理。就向她要了地址，说我马上就把支票寄过去。

晚饭快做好的时候，我听到了门响，接着就是《外婆的澎湖湾》。听金羽如此欢快地哼着歌，我就问：“有什么高兴的事，今天？”她答道：“高兴什么？”我说：“不高兴，哼小调干吗？”她笑道：“我说呢。非要高兴才唱歌？”她坐到了桌子边，看着电视，等着吃饭。我一边把宫保鸡丁舀出锅，一边喊道：“金羽，快帮帮忙，把饭舀上。”她懒洋洋地站起来，说：“工作一天，累死了。回来刚坐下来，你就见不惯了。”我说：“当真我是餐馆打工的命，只能伺候你？”她说：“得，你早就没有有在餐馆干了，别装可怜。”听她这一说，我感到她是在笑话我在家里吃闲饭。就忿忿说道：“嗨，我跟你说，金羽，我马上就要到阿拉斯加去了。”她瞪着我，问道：“什么？到阿拉斯加去？到那里去旅游啊。”我说：“做梦吧，我哪里敢到哪里去旅游，是到那里去打工呢。”说罢，就把看到广告和打了电话的事情说了。她说：“怕是骗人的吧。”我说：“这是美国呢，何况广告还是在官方报纸上打出来的。不可能的。”她说：“就算不是骗人，你也不必跑到阿拉斯加去吧。”我说：“到阿拉斯加很好的啊。除了打工，还真可以见识北极圈的风光呢。说不定还可以去看看爱斯基摩人的生活。”这样一说，我的头脑里闪出了高直的白杨、魔幻的北极光、狗拉雪橇那些诗意的画面。她白了我一眼，说道：“是吧，还可以住住冰窟窿呢。看你想得美。知不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我分辨道：“这是夏天，阿拉斯加的夏天很美的。没有那样可怕了。”说着说着，她的语气就高了，像是质问似的说道：“郑重山，我知道你主意一定，是九条老牛都拉不回的。那年叫你不要跟你那帮女同学上泰山，还不是没能劝得住你。”听她这一说，我也不再回话了。是的，那年夏天，几个男女同学相约爬泰山，金羽叫我不要去，在学校好好呆着，等着她从北京回来。我以有约在先为由，没有听她的劝阻，真的跟人家上了泰山，让她不得不在北京多呆了两天。

我寄出了50美金支票后，就一天天在家里守候。一看到白色的邮车一来，就急忙跑下去，等着邮递员分拣邮件。后来，那个戴眼睛的高个子女邮递员干脆就把我的邮件先挑出来，递给我。一个星期后，终于等来一个大信封，信封里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我迟疑地打开小册子，里面都是些公司的地址和电话。我一下才明白过来，我离阿拉斯加其实还是还是像以前一样天遥地远。妻子回来，看到了这本小册子，倒也没有过多纠缠。只是笑道：“世界上多有你这样的人其实很好，大家都纯真得像儿童，这世界就美好了。不过，你这样纯真的人多了，也不好，你们是骗子茁壮成长的土壤。”心里的愧像泰山一样沉重，我没好意思反驳，就傻笑道：“别贫嘴了。丫头命又为你准备好饭菜了，快来吃饭吧。”她说：“你干脆就不要想找工作这件事情吧。立足本地，找得到就找；找不到，就算。心别太野，其实跑到外面去，怕也是豆腐盘成肉价钱，折腾来折腾去，坐飞机、坐车、付了房租之后，怕是多赚不了几个钱的。我觉得你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考GRE上，成绩考好一点，申请数学系拿奖学金就多有了几分希望。”我笑道：“还是舍不得我吧。行了，我就不到哪里去了。天天就在家里做饭伺候你。”

我哪里能够安然呆在家里做饭做菜，找工作的劲头越来越炽热。炽热归炽热，却不愿往本地的中餐馆下手。布鲁明顿中餐馆的碗我已经洗得索然无味，况且钱也难洗出来。

有一天，在俄亥俄州的张一心打来电话，大家好久没有联系了，先寒喧了一阵，然后，两人就谈起了谋生，谈起了赚钱的事。一谈到钱，彼此就兴高采烈起来。他也在中餐馆里干过，而且还是干招待，不过，他显然对中餐观赚钱不满意，不仅如此，提起中餐观，他有些恨得牙痒痒的。有次，他端了一大堆盘子从餐厅走进厨房里来，用脚踢开门，那门反弹回去，他躲避不及，手里的盘子都脱手而出，砰砰砰马上就在地下传来，在空中炸响。不待他说出“对不起“三个字，老板马上就冷静地说：“这些损坏的盘子都从你下次的工资里扣出。”说到这里，他很有心得地对我说：“要赚钱，还是得自己当老板啊。”我笑他不自量力，资本都没有，怎么就想当老板。他说：“我们可以合在一起做一些生意，先从小的干起啊，只要干起来，就会逐渐干大。生意不都是这样干起来的吗？！”接着，他压低声音道：“喂，老兄，一起干吧。知道吗？我认识国内做公文包的人，我们可以进口公文包，在美国推销出去。”我一听，还真来了兴趣，就商定再多约几个人，集资来做这件事。

下个星期天，他就真的开了车，带了两个中国人，老远地开车来跟我碰面。大家聚在一起，没有说多少闲话，就开始讨论卖公文包的事。张一心从一个大塑料袋里拿出一个褐色的公文包，拍了拍，说道：“这种公文包，从中国进价是20美元，但在美国可以卖到40美元。很有赚头。”我问他：“去看过Walmart或者Kmart这些超市吗？”他答道：“看过，Walmart的公文包一共两种，一种卖55美元，另一种卖70美元。Kmart的，只有一种，卖50美元。我们只要把价定在40美元，就有利润可以赚了。”他接着开始谈计划：“如果我们每人先出2，500美元，加起来，是10，000美元，把运费刨出去，我们应该可以先进400个来试试。”说到这里，他环顾大家，看谁响应。我也跟着他的目光向跟他一起来的甲和乙看过去。甲跟我目光对视的时候，躲闪了一下，我读出了他的犹豫。乙心有疑虑地问：“都说货卖一张皮，你这个公文包没有包装，怕不太好推销吧。”张一心脸红了一下，也觉得那公文包赤裸着，是没有卖像，申辩道：“这个应该好解决，可以让厂家加一个包装的塑料袋。”大家又沉默了好一阵，还是没有人愿意投资。我说：“一个人出2500美元，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要是打水漂了，那哭都找不到人哭去。”张一心再劝道：“风险总是有的，利润越大，风险也越大。舍不得花钱投资，哪里会赚到钱？！”甲说：“要不，大家都再考虑一下，一心再去打听一下包装和运费的问题，然后，大家再来商量。”

结果，这桩生意不了了之，张一心没有再提起倒卖公文包这件事。

在舞会上问过郑圆圆，她说她夏天在本地一个贺卡公司打工。这给了我一点启示，我想我何不也把眼光盯在在本地的公司上呢。过了两天，我又在地方报纸上看到一则招工广告，是本地一个叫夜莺的音像公司打出来的，招的是季节工，时薪五点二五美金。我按着广告上告诉的时间和地址，骑车走了老远，中间还像穿过敌人封锁线一样，经过高速公路。到了那里，填了表，报了名。再过了一天，公司打来电话，说我已经被录用了，三天后上班。放下电话，我想放声欢呼，觉得不可置信，没有经过太复杂艰险的过程，我居然就在一个美国企业里得到了一份工作。相形之下，以前在中餐观里的洗碗招待简直就不是什么正经工作。我越想越大喜过望，虽然这份工作非常普通，技术含量不高，却觉得自己第一次被美国社会承认了、接纳了，进入了美国的劳动力大军。

这份工作是得到了，我却为交通工具发起愁来。那个公司路途遥远，即使是白天，骑车到那里也是一件既费时也危险的事。安排我上班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到午夜十二点，所以骑车上班就更是险恶。我和金羽早就计划买一辆二手车的，也曾经去看过几次。终于因为我们就住在校园旁边，离超市也很近，离了汽车也不觉得太不方便，就一直没有下决心买。现在，因为这份工作，买汽车却成了一个生活中的必要。我跟金羽一商量，她也赞成，还说：“中国人家家都买了汽车的，好像就我们没有了。是该买了，不说上班需要，就是周末要到附近哪里去玩玩，也不方便。”接下来两天，我就在报纸上看卖车广告。徐九虎拉着我们去看了好几辆，后来看中了一辆十二年旧的本田车，才要五百美金，还是女士一直开着的。我们还想再占一点便宜，让她少要五十美金，她却不松口。寻思再一拖下去，恐怕其他人就会买走，就只好立即付了钱，把车买了。

接下来是学车。中国人学车从来不到驾驶学校的，我理所当然地沿袭着这个传统。据说这个传统是中国人中车祸频繁的直接原因。上驾驶学校，要交好大一笔可观的费用，买车都才花了五百，我当然不会再花二百五去学车。自己学车有风险，但这个风险又很有金钱上的巨大回报。我找了徐九虎在体育馆旁边空旷的停车坪教了我一个小时，就在他的护航下，胆大包天上街了。一时间似乎就从演习到了真的战场。我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不敢稍微眨上一眨。双手把方向盘捏得紧紧的，仿佛跟方向盘焊接在了一起。就像小孩蹒跚学步，我开得很慢，我的车后是一段长蛇般的车流，在初夏的晚上跟璀璨的星空交相辉映，蔚为壮观。徐九虎在旁边有些焦急地说：“开快点，后面都压了一长串了。”话才住口，后面传来了不耐烦的喇叭声。我下意识地想让路，慌乱地把车往路边开去。徐九虎急得赶快把手伸过来，扶住方向盘，车才没有撞到路旁的电线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