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达·

　　这里还要专门提到一本茨威格的重要著作：《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反对加文史实》。该书写于二战前夜１９３６年。借我国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年代，到１９８６年才翻译出版该书，这样一本反对专制独裁，倡导精神自由的书，好像廿余年来没有再版过几次。而书中的字字句句彷佛写的就是离我们不远的年代的事情。书中有关欧洲宗教改革的历史使人隔膜，抛却宗教语义，对作者要传布的思想是清楚无误的。

　　十六世纪约翰·加尔文Ｊｏｈｎ　Ｃａｌｖｉｎ（１５０９——１５６４）作为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与罗马天主教教会独断专行进行不懈的斗争，加尔文说过：“把异端处死是罪恶的，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是反人道所有原则的。”“使用武器对付那些被教会逐出的人，并否认他们拥有全人类共同的权利，是反基督教义的。”但是当加尔文攫取至高无上的日内瓦宗教权力后，却实施比罗马教会更为恐怖的政策，对付与他观点不同的人。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解释上帝的语言，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不允许有人提出异议，对于观点不同的异议者，必以死诛之。

　　一个西班牙的神学家，麦格尔·塞维特斯就是因为与他争议教义上的不同观点，对《圣经》作了与他不同的解释。加尔文认为这是对他的权威的挑战，不仅禁止出版塞维特斯的书籍，甚至当塞维特斯作为在日内瓦的过境者，加尔文唆使日内瓦行政当局把他拘禁起来，强迫塞维特斯承认自己的主张是错误的。当塞维特斯要求公开辩论，不被允许，还被辱骂。最后在加尔文强力干预下，竟然驱使日内瓦当局对塞维特斯处以极刑——火柱刑，一种最为残酷的刑罚，活生生的把人捆绑在铁柱上，用文火慢慢地烧死。这样残酷恐怖的统治下，日内瓦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宗教法庭日夜监视着市民的私下议论，不许跳舞，不许唱歌，不许玩扑克牌，连在婚礼上搞些智力题目就足以啷当入狱。

　　但是在欧洲，加尔文的行为早已超过了当年罗马天主教会对待异己的做法，引起激烈的辩论：对异端是否应该惩罚，提出质疑。连最好的新教徒对自己教会里建立一个宗教法庭也感到毛骨悚然。

　　出身于法国与瑞士边境城市的年轻神学学者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Ｃａｓｔｅｌｌｉｏ（１５１５——１５６３），开始曾对加尔文十分敬崇，加尔文在宗教改革浪潮中要求宗教宽容和允许信仰自由，被认为是一个福音派教义的旗手和先驱，加尔文也曾受到罗马教会的迫害而流亡。卡斯特利奥把加尔文当作精神自由的倡导者。

　　但是随着加尔文权力的不断扩张，两人在教义解释上也出现了分歧。加尔文意识到卡斯特利奥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对手，而决定将他驱逐出日内瓦。性格温和，抱着与世无争的贫穷的卡斯特利奥退居到瑞士西北边境城市巴塞尔做他终身的事业：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

　　加尔文把塞维特斯送上火柱戳杀之后，使卡斯特利奥再也不能平静地进行翻译工作，他接连写下流传至今的不朽宏文：《论异端》、《论怀疑的诡计》、《答加尔文》等文章。强烈谴责加尔文的残暴专制行为，并历诉教会对迫害和惩罚异端者事件的形形色色罪孽。

　　首先他提出什么是“异端”，认为异端这个概念本身就十分荒谬的。他说：“因为作为改革派的新教要求每个人都有阐述自己观点的神圣权利，不宽容是非基督教的”。“异端，对一个天主教徒来说，一个加尔文派当然是异端；对等地，对一个加尔文信徒来说，一个再洗礼派教徒也是一个异端。当我们判断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眼里都是异端。”卡斯特利奥进一步说：“任何人解释的《圣经》都会有错误，所以宗教宽容是基督教徒的首要责任。”“既然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基督教徒就应停止互相谴责，如果我们比异教徒聪明，让我们表现得比他们更好，更有同情心吧。”在十六世纪对异端就有这样明确的认识，真是字字玑珠，掷地有声。

　　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残暴地将塞维特斯烧死提出强烈的谴责，使加尔文十分恼火，他巧妙地隐在幕后，用借罪手法，制造莫名的谎言，打算从道德上打垮卡斯特利奥，指使人对他进行恶毒漫骂式的控告。但卡斯特利奥品质清白无瑕。加尔文又转向教义上不同观点，进行霸权式的垄断，打算使对手屈服。并不善争辩的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说：“为了基督的爱，我祈求你尊重我的自由，让我保留我自己的信念不受压制，我也完全同意你保留你的信念，不要再认为，凡与你有不同意见者，一定是错误的，应该以异端罪处以火刑，……当我看到有那么多虔诚的人，用与你不同的方法解释《圣经》，那使我忠于基督的信念更坚定了。”这样动人心弦的呼吁，毫无结果。眼看卡斯特利奥可能被送进监狱或流放或在火刑柱上烧死。由于长期的劳累，最后在巴塞尔大学的病床上倒下，去世时才四十八岁。他的一个朋友说：“靠上帝赐助，把他侥幸地从敌人的魔爪下夺了回来。”

　　茨威格写道：“他的死结束了那场诽谤的战役。他的同胞最后终于认识到，在保卫巴塞尔市最高尚的人方面，他们是何等的不热情。但一切都为时已晚，他财产之少说明了这伟大学者是何等的贫困，屋子里没有留下一小块银器碎片，他的朋友们得提供丧葬费，代他还清零星的债务，扶养他的孩子们”。“三百个学生捐款立了一块墓碑，上面镌刻了这样的铭词：献给我们著名的导师，感谢他的渊博知识和纪念他纯洁的一生。”

　　这场斗争看来以对手的病死结束了。加尔文轻易地取得了胜利。独裁者似乎又巩固了他的绝对统治地位，其实加尔文半年后也谢世了。但卡斯特利奥的精神却在欧洲游荡，宗教宽容思想孵化了无数教派。“僵化的加尔文主义只在欧洲一部分取得胜利，即使在那儿也很快地让出了位置。……加尔文的神权统治不能长期强加于任何国家，当独裁者一死，顽强的现实就把他要实行的毫不宽容的教规缓和了下来。事实证明，人类对美对快乐对生命自由的追求比教条更具有生命力。在精神领域内的独裁统治是不可能持久的。”

　　茨威格也承认加尔文在日内瓦等地的影响及其取得的成果：“客观地说我们得承认这位组织者非凡的能力，从一开始取得胜利以后，他深思熟虑便着手工作，使他的体系渐渐发展成为世界范围，他建立了钢铁般的秩序而使日内瓦成为行为方面的典范。宗教改革的成员们从西方世界各地到新教的罗马朝圣，他们对如此可钦佩的神学统治样板赞美不已。……学校、大学和福利机构办得无与伦比；科学也得到了栽培。”茨威格感叹道：“一个有组织的恐怖统治会创造奇迹。”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有切肤的体会。也许一般群众需要救世主，需要纪律与秩序，即使以单调、统一、精确代替生气勃勃、快乐、多样化。“人们乐于用纯洁无瑕来执行道德与宗教上的义务，情欲和自由意志被驯服归化，一切都井然有序，唯一的亮点是阴郁与单调。”茨威格深刻地指出：“很少有在一个世纪流逝后，一种教义会和它开始传播时完全一样，。进化的潮流为了本身的神秘的目的，知道怎样去约束它的创造物，人类在实现其伟大计划中，独裁者们不过是暂时的力量，永恒的进步使每一种制度接受的仅仅是合乎需要的部分，而将限制自己的都抛弃掉。”

　　你可以说那些坚韧顽强的航海家是殖民主义者，他们是清教徒出身，开拓美洲新大陆的先驱者也是一批清教徒。加尔文主义对后世的影响，不如说是卡斯特利奥宽容思想的胜利与传播。茨威格指出：“那些加尔文统治过的地方，卡斯特利奥的理想却在那里实现了。”十七世纪初人们重新发掘了卡斯特利奥的遗作，获得普遍的注意与日益增长的钦佩。“卡斯特利奥宗教宽容的理想没有在坟墓中腐烂。在寒冬之后，它活了下来。现在以崭新的活力开出了鲜艳的花朵。”

　　卡斯特利奥去世后半个世纪，他的理想又成为人们争议的中心，并有了一大批信徒。宽容的思想在一些国家制度上体现。“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接受了卡斯特利奥的启示，到十九世纪，这个过程更加速了。自由的概念——民族自由、个人自由、思想自由终于被文明社会作为不可剥夺的准则接受了。”“任何对内心世界的道德、宗教和艺术上的信念，进行官方干涉，都意味着滥用职权和侵犯公民的神圣权利。”

　　今天世界上通行的政教分离、信仰多元化、各宗教教派和平相处就是卡斯特利奥的理想的实现。而神权合一，或以一种教义（一种主义）统治国家显得多么不合时宜。甚至把“异教徒”、“异议者”作为敌人来打击，企图以自己的教义（信奉的主义）来统一管理国家，不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吗？用一己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与人民利益之上，用一己信奉的教义（主义）推向全国作为共同奋斗的目标，与十六世纪加尔文的做法又何区别？还要恶狠狠地说，把反对自己观点的思潮“消灭在萌芽之中”。真不知如今生活在何时年代。茨威格的文字在今天仍有鲜活的生命力，让我们后代惊叹汗颜。

　　茨威格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加尔文这样的宗教改革的杰出人物，起初也是主张有自由思想，有自行解释《圣经》权利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后，会膨胀到唯有自己才是真理，不惜用恐怖手段，镇压杀害“异端”，是加尔文的个人品质问题吗？茨威格写道：“他从来不在著作中改动一个重要的词；从来不步人后尘；从来不与敌人作任何妥协，与他打交道的人，不是打倒他，就是被他打倒；折中妥协，对他或他的敌人都是徒劳的，你要么拒绝接受他，要么无保留地向他屈服。”据说加尔文一生也是十分清贫，对金钱很冷漠。他有坚定的信念，唯有自己才能体现上帝的意志。他是个没有幽默感，严肃得可怕的家伙。但是却有领袖的气质，的确是伟人与魔鬼的混合。对于这样的人物，有时不得不肃然令人起敬啊。加尔文的独裁或是人们“盲目地渴望有个救世主，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心情，而甘于受奴役，还要亲吻那把枷锁强加于自己手中的人呢。”也许两者皆有。世上不缺产生独裁的土壤，也不缺培植这种土壤的人群，才使世界文明的进程那么艰难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