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城金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金天眷二年至大定十八年(1139年—1178年)刻

　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新馆的一间藏书库里，一排排书柜比肩而立，里面的卷轴码放齐整。不论春夏秋冬，室内温度始终保持在20摄氏度，淡淡的书香弥漫。

    这里珍藏的是一部长达4813卷的金代汉文大藏经《赵城金藏》，它名列国图四大镇馆之宝，与之比肩的是《永乐大典》、《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但与后三者相比，《赵城金藏》现于乱世，经历过更多的颠沛流离。从它被发现那天起，就注定了一段颇不平静的身世传奇。

    佛经现世

    1933年，山西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迎来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来人在佛教界素有名望，人称范成法师。此时，范成法师已经在陕西、山西两地的名山古刹间往来数月有余。

    范成法师不辞辛劳徒步行脚，是受了上海的影印藏经会所托，查访藏经旧本，好为即将付梓开印的宋版藏经补全残卷。就在地僻人稀的广胜寺里，范成法师意外地找到了12个藏经柜，里面竟然珍藏着5000多卷汉文经卷。

    虽然纸卷泛黄、尘秽封积，但字迹清晰可辨。范成法师查点发现，这些经卷每版一面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字体极为古朴。其中印有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的跋文，捐资刻印的信士。刻版之始，或为五代末年，而刻竣印经，极可能是在金代。

    范成法师喜出望外，他精通佛家典籍，但这种版本却从未见过，甚至在各种记载中也未见端倪。由于不为世人所知，这部藏经反倒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范成法师从中找到了不少元明以前佚失的经论原文。

    消息很快传开，引起不小轰动，津沪各报将此事称为“向所未知，而近日始发现”，“中外人士连袂摄履往赵城探讨者不绝”。小小的广胜寺名噪一时。

    其实，这部佛经只是长期未被外人所知而已，在当地流传的民间故事里很容易找到它的踪影。

    相传，金代潞州长子县百姓崔法珍，自幼眼疾，父亲崔进带她四处求医不成。一天，父女两人来到广胜寺，住持和尚给了一些药丸，让回去之后，每天吃一粒，连吃14天，到了第15天，崔法珍的眼疾痊愈。从此，崔法珍便立下宏志、许下心愿：一定要为佛门做出贡献，哪怕穷尽毕生力量。

    崔法珍长大成人以后，便开始“还愿”——用毕生精力为佛门做事。她“断臂化缘”，用自残的方式来感动善男信女，先后在山西、陕西等地化缘筹措资金，然后以北宋《开宝大藏经》为底本，雕刻佛经，前后历时30年。

    据史书记载，《开宝大藏经》正是我国第一部木刻大藏经，刻印于北宋时期，内中收录了唐僧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佛经。然而岁月沧桑，千百年后，流传下来的大藏经多有残缺，难窥原貌。广胜寺保存的这部大藏经便成了稀世孤本，自然异常珍贵。

    范成法师在广胜寺呆了5个多月，才将所存经卷基本整理完毕。他还遍访附近村落，购回300多轴散失在民间的散卷。因为这部佛经雕刻于金代，藏于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内，世人称为《赵城金藏》。

    范成法师离开之后，我国著名佛学家欧阳竟无于1934年遣弟子蒋唯心前往广胜寺进一步考察。蒋唯心经过40多天的研究，编定《赵城金藏》简目，写成一万五千多字的《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蒋文刊发以后，广胜寺珍藏的《赵城金藏》更加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佛教界的高度重视，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佛经争夺战。

　日寇觊觎

    2009年1月，记者来到广胜寺。

    这是一座千年古寺，据传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距今1862年。广胜寺位于霍山南麓，又分为上寺和下寺，下寺位于霍山脚下，上寺则在半山腰上，各自独立，自成一体，通过盘山公路相连。从下寺出发，大约三四分钟车程，可以到达上寺。岁末隆冬，山间的游人和香客寥寥无几，但这无妨名刹古寺的肃穆庄严。

    76岁高龄的扈石祥老人退休前曾在洪洞县宗教局工作，因工作需要，他长期关注并研究《赵城金藏》，对《赵城金藏》的身世如数家珍。

    老人介绍说，《赵城金藏》原本存放在广胜寺下寺。在它被范成法师发现以前，曾遭受过一定程度的破坏。当时，下寺的僧人不理佛事，寺院荒芜，少人管理，庙产遭劫。附近村民、游人随便出入，藏经柜子也经常敞开，想取者自由取用。有些人拿了经卷回去糊窗户和贴墙壁，也有些人拿了经卷挂在家门口“辟邪”，还有些人因家人生病，拿了经卷回家烧了做“药引子”，更有甚者拿了经卷去卖钱。寺院一位得道高僧闻知此事，赶紧把《赵城金藏》搬到广胜寺上寺的弥陀殿，加以保护。范成法师发现经藏时，经藏尚存5000余卷。而事实上，全版应该将近7000卷。

    1936年，赵城县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人隶属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借着考察的名义直奔广胜寺而来。面对僧众，此人倒也爽快，三言两语直奔主题。他提出收买《金藏》，开价22万银元。结果遭到了广胜寺僧人以及护法居士的断然拒绝。

    日本人贼心不死。过了一阵子，又有日本僧人专程来拜访广胜寺，目的当然还是《金藏》。这一回，开出的价码更是高得吓人：每市尺1银元。5000多卷经文，全部铺开，那该有多少尺呀。不过，当时也没有机会测量，因为广胜寺根本不愿卖。人们已经了解到了经藏无法估量的价值，况且，将国宝卖给日本人，岂不是成了民族罪人？

    但是，情势急转直下。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两个月后，山西雁北地区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半年后，日军已经占领了赵城、洪洞等县。

    广胜寺正处于日军占领区。日军的一个中队在赵城县城驻扎，距离寺院西北15公里，而寺院西南15公里外的洪洞县则驻扎着一个日军大队。南面的苏堡铺也有日本兵，那里距离广胜寺有7公里。霍山脚下的道觉村一个日军驻点离寺院更只有2公里。

    虎狼环伺。僧人们深知，日本方面对《金藏》觊觎已久，国宝命运堪忧。

    那个时候，广胜寺的住持是一位得道高僧，人称力空法师。当初，力主把《金藏》从下寺转移到上寺看护的人，正是这位力空法师。在日后发生的故事里，他是最关键的人物。

    力空法师的孙子任小德老人，今年72岁，在洪洞县赵城镇许村开药铺。“我这点看病、抓药的本领还是跟爷爷学的呢。”说起爷爷力空法师，老人操着晋南口音，话立马儿多了起来。

    老人说，力空法师1891年生于山西省赵城县许村，俗姓任，名重，后来改名为重远，字毅儒。6岁入私塾，13岁入赵城县简城书院学习，21岁当选县议员。1918年4月，任重远考入山西省行政研究所，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被任命为安泽县第三区区长兼警佐，从此步入政界，先后担任过河北省行唐县、灵寿县和山西省定襄县县长。

    任重远33岁那年大病一场，有人说他是奔波政界所累，建议他学点佛学。随后，他结识了一位高僧。在接受了佛教思想之后，更觉仕途险恶，任重远初步有了皈依佛门的想法。

    1931年，任重远最心爱的第4个儿子突然暴病身亡。在任重远心中，这个儿子最聪明，学业最好。他把对下一代的希望，几乎全都倾注在这个儿子身上。然而，命运却如此作弄人，使他对未来的一切都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任重远扔下官位、名利，于1932年8月2日在太原城南双塔寺剃度为僧，法号力空，受戒完毕即随妙舫法师回到赵城县兴唐寺，开始佛门生涯。1933年11月，力空法师当了太原崇善寺的住持；1936年，他又回到赵城老家，隐居于广胜寺；1937年2月，广胜寺住持波罗法师圆寂，力空被公推为广胜寺住持。

    就在力空法师为日军包围下《赵城金藏》的安危而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个名叫张奇玉的人跑来给他传了一个口讯。

    两拒转移

    这个张奇玉其实是赵城县的一位绅士，在当地颇有名望。他也希望力空法师把经卷交出来，但不是交给他，而是交给国民党军第14军军长李默庵。

    当时，国民党军第14军奉命驻防晋南，而军长李默庵就住在张奇玉的家里。

    张奇玉所转达的，其实是国民党方面的意思。他对力空说，李默庵军长奉蒋委员长之命，为了保护好经卷，准备将经卷运往西安，而李军长已经准备好火车车皮，要求寺院方面尽快整理、转运。

    按理说，这是中央政府的命令，理由出自民族大义，听上去也言之凿凿。但是，力空法师却犹豫了。

    据长期关注《赵城金藏》的学者介子平介绍，民国初期，一些僧侣勾结不法之徒，将广胜寺的一幅元代壁画盗卖给美国商人，曾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寺院当家人也遭到过来自各方的诟病。而这次李默庵突然提出要将寺院的经卷运走，力空法师必然心有顾虑，而且他从心眼儿里也不信任蒋介石及其军队。

    但又不好正面拒绝李默庵，于是力空法师找了个理由说：经卷属于赵城县保存的中华瑰宝、佛教经典，不是某个人私物，不能作主。

    但李默庵不甘心，既然力空法师说自己做不了主，他便召集了赵城地方官员、当地绅士、寺院住持等人再次商议经卷转运事宜。

    谁知，众人并不配合，反而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个让李军长难于回答的难题——如果西安沦陷，能确保经卷无虞吗？

    李默庵只好说，如果西安紧急，经卷再往后方转移，可运往重庆。话里话外，毫无底气。

    当地官员、绅士、寺院僧人见状，进一步紧逼，要求李军长打出保票——中央军是否能够保证经卷安全。

    面对守护国宝的重任，李默庵不敢信口开河乱拍胸脯，他自然无法做出任何确保经卷安全的承诺，此事只好作罢。

    第二天，力空法师便立刻将几千卷摆在弥陀殿明处的经卷全部转移到上寺塔院的飞虹塔内，放置在塔内三四层暗藏起来，然后用砖将上塔通道门砌死，封存起来。对外宣称《赵城金藏》已经被李默庵军长运走了。

    但支走一个蒋介石，又来一个阎锡山。1938年2月7日，83师师长冯钦哉根据阎锡山的旨意，派人来到广胜寺和力空又一次商谈起经卷转运的事情。

    据说，力空法师向来人一连提出了好几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往哪儿运？藏什么地方？是否安全可靠？

    来人告知，将把经卷转移到吉县的大山里去，那里是阎锡山的“克难城”，地势险要，能攻能守，安全可靠，万无一失。

    力空法师本来就对把经卷让阎锡山保管不太信任，更对路途上的运输安全顾虑重重。因为当时日本人占领了洪洞、赵城，封锁了南同蒲沿线各县，根本无法将经卷安全运送到阎锡山的“克难城”。

    力空最后说，万一在路上遇到不测，这种损失永远都无法弥补。这句话终于吓退了来人。

    阎锡山转移《赵城金藏》的动议也搁浅了。

    “力空法师是旧官场的过来人，对蒋、阎的本质看得很清楚，不但信不过蒋介石，同样也信不过阎锡山。”学者介子平分析认为。

　  十万火急

    拒绝了蒋介石和阎锡山的要求，力空法师又陷入了另一层担忧，怎么对付日本人。

    广胜寺早已故意放出风去，说《赵城金藏》已经被国民党的李默庵军长运走了。但显然没有骗过狡猾的日本人，力空法师听到风声，说日本方面仍然在探询佛经的下落，而道觉村据点的日军小队长小野时不时地上山来，参观寺庙，四处打探，总被众僧含糊过去。

    此后两三年，力空法师一步也不敢离开广胜寺。

    1942年春天，道觉村据点驻扎的日军通知力空法师，说日本东方文化考察团要到广胜寺考察，并特意提出要上飞虹塔观光游览，日子特意选择在农历三月十八。

    法师一听，心急如焚。

    自从僧人们将《赵城金藏》藏于塔内之后，力空法师便以战乱为由，宣布飞虹塔不再向游人开放，更不得上塔观光。

    但农历三月十八这天是个特例，因为从每年的这天开始，广胜寺都要举办为期十来天的大型庙会，庙会规模甚大，附近的政学工商各界以及村民都将云集此地。更关键之处在于，按照旧例，庙会期间，飞虹塔要对外开放，游人可以登塔参观。所以希望在这个特殊日子里登塔参观的要求不算过分。

    这一招可谓老谋深算。显而易见，日本人很可能已经打听到佛经就藏在飞虹塔里的消息了。

    情况十万火急，万分凶险。力空法师曾在多年后所写的回忆手记里这样写道：“闻知此息，日夜焦急，坐卧不安，数夜不能成眠”。危机时刻，力空法师想到了一个人。

    这人名叫杨泽生，时常到广胜寺来拜望力空法师，因此结缘。力空法师知道，这位杨泽生正是赵城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县政府县长。

    力空法师“想来想去，只有请八路军运走此经，而有保存之希望。但是，运走之后，日军知情定要兴师来山问罪，必有性命之虞”，但他又想到：“我既誓愿在先，为法舍身，要我性命，这不是要我早离娑婆苦地么？”

    于是力空法师最后拿定主意，请八路军来保护《金藏》。事不宜迟，他沿着崎岖山路连夜赶往10多里以外的赵城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兴旺峪。

    在自己所住的窑洞里见到力空法师，这让县长杨泽生觉得很意外，因为他知道力空法师一般不会离开广胜寺半步，一定是有什么重要事情。

    力空法师详细报告了日本人要上飞虹塔意在夺经的情况。杨泽生一听，感觉事关重大，立即向县委书记吴辰、太岳二地委汇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当即向太岳区报告。当时，在霍山附近活跃着一支八路军队伍，叫太岳军区，这支队伍的领导人正是陈赓、薄一波等人。

    太岳区党委迅速将此事上报中央。党中央回电指示全力抢救《赵城金藏》，并要求严格保密，限期完成任务。二地委书记史健命赵城县委负责人和力空法师共同研究转移、护送经卷的行动方案。

    经卷不比一般的物品，力空法师一口气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经卷要装入布口袋；二、搬运时要装箱；三、尽量争取转运到延安，以防敌人扫荡时丢失。

    对力空法师所提条件，杨泽生在日后的回忆中这样记录：“我们都答应了，当时的想法就是先抢救出来再说。……期间往返商谈联络人是石门峪教员杨百顺。”

    经过秘密商谈，确定了抢运时间必须在农历三月十八日以前，最后定在4月27日(农历三月十三)夜里行动。

    做回唐僧

    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时任太岳军区二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的王万荣被紧急召唤到军分区。

    一见面，司令员李明如就问他们：是否知道唐僧到西天取经的故事？连同先一步到达的基干营教导员刘一新、副营长罗志友都一头雾水，他们只是使劲地点头。

    李明如诙谐地说，这次任务是当一回唐僧——取经：急行军170里山路，务必在4月27日到达霍山，转移《赵城金藏》。

    为了这次行动，军分区派出了基干营一个连的兵力，带队的是副营长罗志友和王万荣。县游击大队作配合，负责抢运现场和周边对敌警戒。县长杨泽生坐镇郭家节村转运站统一指挥。

    任务布置完毕，连队马上集合出发。

    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27日下午4时左右到达一片桃树林驻扎，这里距广胜寺只有20多公里。部队就地休息，一是等待侦察员回来报告情况，二是等待天黑执行任务。

    战士们靠着树干小憩。一个名叫陈宗文的安徽籍小战士好奇地问王万荣，《赵城金藏》是金银财宝还是珍珠玛瑙？旁边的一个老兵告诉小战士，《赵城金藏》是和尚念的经书。小战士当时就糊涂了，疑惑不解地问，八路军不信佛，为什么非要把它弄出来不可呢？王万荣解释说，《赵城金藏》可不是一般的经书，而是国宝。

    与此同时，山下正上演着一出声东击西的好戏。在赵城县委、县政府的布置下，当地民兵在山下村庄活动，造成声势，并故意放出风声——游击队要攻打距广胜寺西南15华里的明姜村日寇据点，从而转移了敌人注意力。

    天一擦黑，连队马上行动，悄无声息地来到广胜寺周围。这时，配合行动的游击大队也部署完毕，他们埋伏在通往广胜寺三条必经之路的两旁，密切注视着几公里之外的日寇据点。

    而力空法师早已率领众僧把经卷从飞虹塔里传递出来，堆放在院子里。

    “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5000多卷经卷从飞虹塔里搬运出来，确实非常不容易。”专家段建凤说。

    飞虹塔的整体造型为八角十三级，塔身通高47米，全部砖砌。塔内楼梯陡峭、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行，两人无法错身，一至三层没有窗户，里面漆黑一片，两旁没有扶手，只有每隔一定距离砌在墙壁上的凹槽供人攀爬时着力。那些爱国爱教的僧众就是从这狭窄、陡峭、漆黑的通道里凭着感觉手手相传，把几千卷经卷快速地传递出来的。

    夜里10时左右，广胜寺里影影绰绰的一大群人紧张地忙碌起来，四五个人的小分队一队接一队地出了寺院，个个猫着腰，背着沉甸甸的包袱，沿着寺院后山的羊肠小道急匆匆地往东北方向赶去……

    这群身背包袱的队伍前往的目的地便是5公里开外的郭家节村——这次行动的转运站。

    而在郭家节村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驮运队也做好了一切准备。

    一队、两队……小分队源源不断地到达这里，大伙儿来不及歇脚，又匆匆地往回返，继续搬运。

    每当一个小分队到达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党员、民兵就立即迎上去，帮助卸下包袱、装筐、挂上驴背；一些群众忙着给走了十几里山路的同志们端上茶水，递上毛巾；也有一些群众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拿来草料。

    大约凌晨2时，原来隐蔽在广胜寺附近交通要道旁边的八路军开始撤退。而在郭家节村的转运站，最后一批物资也已抬上驴背，在夜幕的掩护下，一头头毛驴驮着满筐的东西，往大山深处、往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亢驿村进发。

    原本打算一场恶战的经卷转移，不费一枪一弹，未伤一人一马，在敌人不知不觉中悄然完成了。

    将经卷运走之后，县长杨泽生还特意给力空法师写了一个借条，借条上加盖了赵城县抗日政府的县印和县长名章，以便日军追查时，可让众僧人推卸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

    果然不出所料，日军闻讯后，立即到寺庙兴师问罪。力空法师早已躲藏到寺东的吕祖洞里，日军没有抓到力空法师，便将20多名僧人捆绑抓走了，这20多名僧人后来下落不明。

    力空法师一直在黑暗潮湿的洞里躲藏了三个多月，后来前往兴唐寺避难。

    数次转移

    4月28日清晨，经卷安全到达地委机关所在地安泽县亢驿村，由地委秘书长曾远安排，暂时存放在机关院内的北房和西北房里。

    当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物资相当缺乏，纸张更为稀缺，地委机关的个别同志不知道这些经卷的宝贵程度，将一些经卷卷头的空白部分剪下来，装订成本子使用。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知道后，大发雷霆，并下令谁也不许乱动那些“宝贝”。此后再没有祸害经卷的事情发生。

    尽管《赵城金藏》顺利地从广胜寺里抢运出来了，但在此后几年的烽火岁月里，抗日战场上“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艰苦卓绝，《赵城金藏》辗转颠沛的命运才刚刚开始。

    按照原计划，《赵城金藏》将马上转送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保存，然而，还没来得及转移，敌人就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地委机关被迫转移。出发之前，史健要求大家每个人都要背上几卷经卷。同时还宣布一条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纪律处分。”

    今年78岁高龄的张宝运是兴旺峪村的老支书，精神矍铄，对60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

    “那年我12岁，亲眼看见八路军把经卷背到了后山的龙王庙。两天后，他们又把经卷往山里运，村里的民兵、干部都跑去帮忙。”根据老人的讲述，经卷运到兴旺峪村的龙王庙，应该是敌人“五一”大扫荡期间，地委机关转移途中的一次临时寄存。

    就这样，地委机关的同志们，在“反扫荡”斗争中，背着经卷在太岳山区的崇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家把经卷当自己的生命一样地呵护着，7月初，“反扫荡”战斗结束后，经卷才终于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

    敌人的大规模“扫荡”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对根据地的骚扰仍然非常频繁。太岳区行署主任牛佩琮考虑到沁源县是太岳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容易受到敌人的骚扰，于是又秘密地把全部经卷运到山势更为险峻的棉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

    为了保管好经卷，棉上县的党政领导经常派人到窑里检查，由于煤窑年久失修，不但窑底积水，而且顶部渗水，窑里的水含硫量高，对纸张损毁严重，检查的同志经常把经卷搬出来晾晒。太岳区党委负责人兼军区政委薄一波对经卷十分关心，也经常派人前往煤窑检查。一次，他的秘书刘元璋在前往煤窑检查经卷的途中与日军遭遇英勇牺牲。

    《赵城金藏》就这样在棉上县的煤窑里存放了三年之久。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存放在棉上县煤窑里的经卷交北方大学保存。因为北方大学西迁，经卷运到太行山区涉县温村后，就地存放在该村的天主教堂内，北方大学派历史学教师张文教负责看管。

    据张文教后来回忆，他接手时，只有4000多卷经卷，分装在42个大木箱里，许多经卷因在煤窑里存放时间过长，受潮发霉，已经糟朽不堪。他深感保管经卷之责任重大，决心想办法好好救护。

    张文教对保护古书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他知道受了潮的经卷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否则纸张容易发脆而折损，必须慢慢阴干。可当时已是深秋季节，天气转冷，单靠自然阴干，速度太慢。他惟恐经卷受损失，毅然决定用火炕来烤干，于是跑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挑来木柴烧炕。但木柴火焰太急，容易损坏经卷，便改用锯末，用锯末微火慢烧，效果很好。

    经卷烤干以后，张文教又在长乐村一户地主家里，找到了一个通风、干燥的小阁楼，把经卷由温村的天主教堂搬到了长乐村的小阁楼里。

    张文教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呕心沥血看管着经卷。因操劳过度肺病复发，他被组织上送到后方医院治疗，经卷再次由太行行署保管。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根据中央政府指令，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电令将《赵城金藏》运至北平，交北平图书馆收藏。

    张文教再次奉命担负起护送经卷的任务，于4月初返回长乐村，把42箱经卷用毛驴驮运至涉县县城，然后用小火车运往邯郸。当时，平汉铁路不通车，从邯郸只好用汽车运到北平，张文教白天黑夜守在卡车上，直到把《赵城金藏》全部安全运抵北平，交由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保管。《赵城金藏》终于告别了颠沛流离的日子。

《赵城金藏》修复前后对比照片

 
   艰难修复

    1949年5月14日，北平图书馆挑选了部分经卷展出，并邀请了社会各界人士座谈，商讨修复、保藏《赵城金藏》的办法。

    “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的编制还是托《赵城金藏》的福才有的呢，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么个编制单位。”国家图书馆文献修复组的杜伟生一见到记者就感慨，“是因为1949年，《赵城金藏》到了北平图书馆之后，大量经卷需要修复，才临时成立了一个古籍修复组。”

    在商讨修复《赵城金藏》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缺乏一种与《赵城金藏》纸质相同、拉力和韧劲都很大、而且颜色一致的广西棉纸。佛教协会副会长巨赞法师表示，纸张由佛教协会募化，后来两广佛教徒捐赠了数万张广西棉纸，解决了用纸问题。

    接下来便是具体而繁琐的修复工作。杜伟生曾经师从最早参与修复《赵城金藏》工作的肖顺华、韩魁占等老先生，提起师傅当年修复《赵城金藏》的工作，杜伟生说：“那可是古籍修复中难度少见的大工程。”

    入藏国家图书馆的《赵城金藏》，因在潮湿的煤窑里存放过较长时间，有的经卷被水泡过后，紧紧粘在一起，皱缩成一根根“棒子”，几乎无法打开；有的外表覆满了霉菌和煤灰，完全变黑了；也有的一碰就碎。当年参与清点《赵城金藏》的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冀淑英发现，由于水浸、虫蛀和霉菌侵蚀，已经有近一半经卷面目全非。

    虽说解放初期民间修书传统还很盛行，要请到手艺高强的师傅还真不容易，北京图书馆开出了每月200多斤小米的工钱才请来韩魁占等4位手艺高强的修书师傅。

    《赵城金藏》修复的难度虽然很大，但修补工艺却相对简单，主要任务就是要将粘连在一起的经卷揭开、装裱。其修复工艺的主要步骤为——

    蒸：将因霉变粘在一起的经卷裹上宣纸、包上毛巾，放在特制的笼屉里蒸。

    揭：将蒸过的经卷外面的纸轻轻揭开，直到揭不开为止。然后再蒸，再揭，直到书叶全部揭开为止。

    托：在揭开的书叶背面粘贴一层纸，上墙绷平。

    裁方:将托好的书叶裁成四方形。

    接纸：将书叶按顺序粘连在一起。

    上褙：在书叶背面粘上褙纸，上墙绷平。

    轧光:在褙纸上打蜡，用石头轧光。

    裁齐：裁齐经卷的上下两班。

    装天地杆：在经卷首尾两端加装天地杆。

    而要修复这些紧紧粘连在一起的经卷，其关键环节就是——“蒸”。因为受损的经卷很脆，很容易将纸张弄碎了，而“蒸”的工艺，就是利用热的水分子渗透力强的特点，浸润到经卷纸张内部，为揭开纸张做好准备。具体的做法就是把需要修复的经卷先用宣纸包好，然后再包上毛巾，放入一个柳木做成的笼屉里，像蒸馒头一样地蒸，这样，表层的经卷纸张就可以被蒸汽慢慢润松，而又不被水滴浸泡。每蒸10分钟左右就拿出来用针或者镊子慢慢地将表层松软的部分一点点挑开，直到挑不动了，再放入笼屉蒸，这样循环往复，直到一卷经卷全部揭开。

    “一开始，有4位师傅在从事这项工作，到1956年，因为各种原因，只有一位师傅坚守在《赵城金藏》修复的岗位上。”杜伟生说，“就在这一年，一位政协委员在‘两会’上就此提了一个提案，建议要加快《赵城金藏》的修复工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于是拨调人员十多名，修复进度大大加快。”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 1965年，《赵城金藏》修复全部竣工。

    1982年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稀世国宝赵城金藏整修一新》的报道。

    对于《赵城金藏》的价值，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研究馆员李际宁这样评价：“一是《赵城金藏》保留了《开宝藏》的版式和风格；二是可以利用《赵城金藏》研究恢复《开宝藏》的目录结构；三是《赵城金藏》本身包含和保存了很多佛教文献中的稀宝遗珍；四是为后人研究我国金代文化保留了一些重要资料。”

    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教授主持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赵城金藏》为底本的佛教文献鸿篇巨制《中华大藏经》共107册，于1994年编辑完成，陆续出版与世人见面。

    1985年5月9日，《中华大藏经》编辑出版局派人专程从北京把《中华大藏经》第一册赠送给广胜寺，该册佛经现供奉在广胜寺上寺的弥勒殿，正是昔日《赵城金藏》存放的地方。

    散卷归家

    国家图书馆目前保有《赵城金藏》4813卷，其中绝大部分是张文教受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指示运抵北平的，还有191卷是当时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保管员陈恩惠等人从北平的藏书家和古玩店里收购所得。1952年，洪洞县堤村乡好义村的张筱衡将家里收藏的152卷《赵城金藏》捐献给国家。

    1982年8月底，山西省洪洞县政府召开了2000多人的大会，隆重表彰了该县冯玉璋、冯玉玺兄弟捐献两卷《赵城金藏》的事迹。

    冯氏兄弟的老家在当年八路军深夜运经的必经之地——南山底村。1942年4月28日清晨，也就是八路军运走经卷的第二天一大早，冯玉玺的父亲冯俊到野外捡粪，在路边拾得了两卷经卷。

    “爷爷是文盲，根本不识字，但爷爷奶奶都信佛，拾得经卷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啥东西，但他发现卷头有栩栩如生的佛像，他认为佛能保佑家人平安，于是就拿回家供起来。”冯玉玺的女儿冯建英说。

    1981年6月，新华书店总店在广州举办全国省区市新华书店经理读书班，冯玉玺和同来参加学习的中国书店经理郑宝瑞谈论起一些古籍的价值。

    学习班结束一回到太原，冯玉玺迫不及待地给远在洪洞县老家的哥哥冯玉璋写信，询问两卷经卷的下落，并嘱咐哥哥，如果经卷还在，一定要好好保管，绝对保密。当时洪洞一带文物贩子、古董盗贼活动异常猖獗，冯玉玺深怕有所闪失。

    冯玉璋很快就回信告知，佛经还在，保存得也很好。冯玉玺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冯玉玺与北京图书馆取得联系，北京图书馆寄来了一封带有调查性质的回信，要求他提供两卷《金藏》的名称、编号、卷次等具体信息。冯玉玺再次去信详细回答了图书馆所提出的问题：一卷为《起世因本经》，“取”字号，第十卷；另一卷为《佛母出生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微”字号，第二卷。并告知什么地方有残缺部分。

    经北京图书馆的专家清理、核查，发现冯家所保存的两卷经卷正好把现存的《赵城金藏》几个部分连接起来，把这两卷经卷找回来归于整体意义重大。1982年8月北京图书馆派出薛殿玺、王玉良两位专家专程来到太原鉴定和商谈两卷经卷事宜，冯玉玺带领北京来的两位专家和太原市文物局的一位专家回到洪洞老家，冯玉璋把两卷经卷从土窑洞的神龛后面取了出来， 3位鉴定专家顿时都惊呆了：“原来这宝贝就在家里放着啊？”

    薛殿玺虽然很兴奋，但毕竟有点夺人所爱的感觉，真诚地对冯玉璋说，要多少钱，请开个价。冯玉璋老人却毫不犹豫地回答，国家的东西，还给国家，拿走吧！一分钱也不要！就这样，《起世因本经》和《佛母出生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回到了《赵城金藏》的大家庭里。

    时至今日，记者在采写中得知，《赵城金藏》中的一些散卷至今流落民间，希望它们有朝一日能够团圆。

编辑选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