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肥皂缸             刘振墉

                         （ 故事梗概）

乡下祖屋空关了二十多年，现在有人想买，一百多年前造的房子，早已东倒西歪，人家主要是看上了这块宅基地。在卖出之前，我专程回去看看，想当年忍饥挨饿的日子，总算有祖上传下来的这所房屋，得以避风遮雨，实在心存感激。房前屋后巡视过一遍后，在卧室墙角落里发现了一只玻璃肥皂缸，带到城里后，孩子们都觉得好笑，我说，你们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足可以写成几万字的中篇小说呢。

话说民国初年，苏州桃花坞住着一户人家，前后六进的大宅院。主人钱老爷，五十多岁，长须飘飘，是当地金融界的大亨。膝下有三子一女，女儿最小，视同掌上明珠。

小女兰兰，已过及笄之年，上门求亲的富家子弟不少，她本人偏偏看上了一个江北小伙子。这个年轻人倒也是出身书香门第，才华出众、风度翩翩，不但赢得小姐芳心，还深得钱老爷子的器重和全家人的好感。

婚后就住在女方家，第二年生了个胖儿子，按旧风俗，跟着父亲姓梅，取名梅尧。结果，倒霉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

小孩还没过周岁，做父亲的却一病不起，丢下了孤儿寡母。等小梅尧长到三岁的时候，按照旧时大户人家的风俗，年轻的单身妈妈带着儿子，到婆家去守寡。那天从苏州开出两条木船，一条船上住人，另一条船上装满了十几只大箱子，是梅尧妈的全部家当，为的是到乡下长期居住。除了带给长辈、妯娌、亲友的礼品外，全是梅尧妈的嫁妆和日用品。其中有只玻璃肥皂缸，元宝形，浅绿色，边缘的花朵上烫（贴或镏）着金，这时也装在船上某只箱子里。在江北岸停靠时，专程来接的三叔抱着小孩立足不稳，一头倒入江中，水手们立即跳下去拉上来，却已经吃惊不小，而且是个不详的兆头。小船从大江进入河汊，不到几个时辰，就到了目的地。

十几年前，梅家在当地算得小镇上有名的大户。老爷子是带“顶子”、有“功名”的，虽然只做了两任七品知县（因此人们称他为“大令”），却在外面当了三十多年的官差。知县大人的父亲老老爷子，多年前就在镇上开了一片店号叫梅万顺的杂货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不要说在小镇上，就是在县里，也算得上有“面子”的人家。十几年前，做了一辈子生意已年过八旬的老老爷子寿终正寝，杂货铺无人打理，只好将店面盘给别人经营，改店号为万顺泰，不再姓梅了。没过几年，刚逾花甲的老爷子又一病不起。人们常说，官场上只有两类人，一是贪官、二是傻瓜，这位“大令”老爷大概属于傻瓜之列，遗产只有老老爷子留下的两处带店面的住宅和十亩簿田，还有这位县大爷收藏的一大堆古籍、碑刻。儿子们虽都读了不少子曰、诗云，写得一手好字，也略会一些画画、篆刻、写诗填词功夫，可都换不到饭吃，又不能（也没本事）放低身段像祖父一样做买卖，难得找到文牍工作，大部分时间失业在家，只好坐吃山空，成了典型的破落户。

梅尧的父亲排行老二，与老四是一母所生，所以分家时合在一起，也不过是一处带店铺的住宅，六七亩农田，古书、拓片，还有两箱官老爷坐堂穿的袍子、马挂，官靴，以及带顶子的帽子。四叔刚年过二十，已娶妻生子，当家作主。梅尧母子回来，叔叔也不提财产分配的事，只是在一起生活。江北这里吃饭以杂粮为主，大米成了珍品，吴语与江北官话沟通上也有一些困难，不过渐渐地也就逐渐适应。婆家的经济情况，比预期还要窘迫得多，过不到两三个月，叔父叔母就不断的说穷。梅尧妈妈识相，拿出私房钱来贴补家用。一年多以后，苦日子实在熬不下去，再加上弟弟、弟媳的脸色难看，在一起过日子矛盾重重。 就丢下全部嫁妆及日用品，带上儿子和一箱细软，回到苏州娘家去也。我家与梅府是隔壁邻居，我的母亲只比梅尧妈年龄小几岁，又都是从外地嫁过来的，有较多的共同语言，成了朋友。这只肥皂缸，就是她临走时留下的赠品这一。

再回到娘家，在大家庭里，其地位和处境可以设想，不过只要钱老爷子在世，大树下总能乘风凉。过了四五年，钱老爷过世了，兄弟们又分别在上海、杭州等地从事银行、邮政工作，于是卖了大宅院分家。梅尧妈只好在苏州城里找了两间平房，带着儿子，节衣缩食地过起了小市民生活。儿子在学校读书，倒也聪明好学，懂事、听话，梅尧妈有一些私房，又有一手刺绣功夫，有时也能换得一些柴草钱，所以小日子还算安稳。可是没过几年日寇入侵，快要初中毕业的梅尧，就在日本兵占领苏州前夕，跟着年长的同学，随撤退的抗日军队逾走离家逾远。在一个收容流亡学生的学校读过一年多后，又跟随同学们一起入伍打日本。

梅尧在军中一直从事文字工作，为人温文尔雅，优柔寡断，不善交际，根本不适合军队环境，所以多年后才升到少尉司书。幸而部队在大西北，远离抗日前线，没有经历炮火的洗礼。熬到日寇投降，赶快脱离军队回到苏州，八年抗战，音訉全无，现在不但能活着再相见，而且还带回来一个新婚媳妇，梅尧妈喜出望外。

梅尧从小读的是教会学校，英文功底好，顺利地在上海做进出口生意的贸易行里，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就在虹口公园附近租了房子，将母亲接来，从此安居乐业，小孩两年一个，一口气生了四个。外贸行工资高，太太是护士出身，家务事之余为病人上门打针，收入亦丰，此时真算得上小康之家，幸福美满。

对私改造后，梅尧所在的贸易行合并到国营外贸公司，成了国家干部。五九年内部审干，只因为梅尧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尽管他已从事外贸业务十几年，富有工作经验，仍然被清洗，带薪“下放原籍”，被送到了苏北乡下。他大概没有想到，相隔三十多年后，又回到儿时曾经到过的父亲老家。原来有十几间店房与住房，现在仅剩下三间，叔叔以代笔书信和刻图章为业，每日三餐，离不开老酒与牛肉，终日醉醺醺的，倒也是神仙过的日子。从道理上讲，屋上每两片瓦，有梅尧的一片，墙上每两块砖，也有梅尧的一块。然而此时叔父坚持：“这是我的家”，还几次训斥他：“籍贯为什么不填苏州？”连临时借住都不准，唯恐住进来以后再也赶不走。

好在当时是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有库房，放着农具和口粮、种子，派社员看守，不但要记工分，还难免连偷带拿。安排梅尧看仓库，既解决了他的住宿问题，又是个保证不偷不拿的义工。库房只是简陋的窝棚，还能躺得下人，梅尧一住就是五六年。

太太一个人在上海，既要照顾年老的婆婆，还要教养四个儿女，再外出打针赚几文贴补家用，十分辛苦，梅尧一直心中有愧，对不起太太。十几年里，儿女们的吃穿、读书、就业，成家，全是太太在操劳。过了一年，两年，十几年，当太太提出离婚时，梅尧二话没说就签字同意。离婚后各人的生存状态并无改变，只不过从前的梅太太在外面有了男朋友。离婚的事瞒着乡人，梅尧成年不回上海，别人很奇怪，常常问起，他又不便解释。过了几年，梅太与男友结婚，一起移居香港，儿女们也一个个的跟着妈妈改姓张，去了香江，只有二女儿仍然姓梅，坚守在上海，与老祖母相依为命，心里牵挂着江北的父亲。

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后，二女儿跑了好多的机关衙门，但梅尧不是右派，不是历史反革命，不是坏分子，没有判决书或处分决定，也就无单位肯出面处理，一拖再拖。有一天正在小街上漫步时，一个冒失鬼骑着自行车撞倒了他，路人扶起来时，他还说：“没事，没事”。回住处后感觉头疼乏力，别人劝他回上海，于是第二天乘火车回到上海家中。头疼头昏更加严重，女儿陪着到医院一查，说是“蛛网膜出血”，赶紧住院抡救，昏迷几天后，终于脱离了人世间的无边苦海。他本人不知道，此时落实政策，允许将户口迁回上海的公文，已经发往江北了。

梅尧妈此时已八十开外，靠着孙女照应，日日盼儿子回归上海。不幸的是，老太太耳聪目明，什么事都清清楚楚。丈夫去世时，自己才二十三岁，儿子是唯一的精神支柱，现在看到儿子已先她而去，伤心至极，饭越吃越少，话也不愿说了，不到一年，也就无疾而终。

等处理完祖母的丧事后回到家中，梅尧的二女儿觉得非常疲惫。日子过得真快，在不知不觉中，热热闹闹的大家庭，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已经是个快四十岁的老姑娘了，躺倒床上，泪水怎么样也止不住，被角湿透了一大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