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收获了一种恬静的生活, 像一条波澜不惊的小河, 流过春夏 流过秋冬
正文
他一离开人世，社会对他的关注极为超出寻常。不论褒贬，不论恶善，不论成败，他作为一代真正的科技大家，君子坦荡荡、真实面对潇洒走过一生。社会如此反响，正说明了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公共知识分子。
80后的韩寒说，公共知识分子就像公共厕所，任何人都可以去发泄一下。自己方便完了，还他妈的不说句好听的，一口的蛮横娘骂：真他娘的脏。至于他家里娘的厕所如何好用，就没人知道了。要是有个愿意打扫服务的还要收他一二八毛的方便纸钱，奶奶的不仅没说声谢谢，临了出来了还要对着茅房根揣上几脚。
海内外的如厕人，多如卢笛司马南。到了文学城里的八戒万嗔，多是道听途说的乌鸦无类。骂公厕的本来就无才，再加无德，只能被喊作败类。看他们骂公厕的架势，说来说去就两点，一是亩产万斤论。一是晚年研究特异功能。真是小家子输了本钱还不妄说句：你知道茴字有几种写法，还要小子打老子。
现就钱学森的“两个错误”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1。
首先钱老是个科学家，科技工作者，不是个政治家。你要是见过钱老，你就知道他是那种多么地、地道地、学究气十足的学究。科学家讲究光明磊落，对错都要说出来，至少敢于讲出来。他就是什么都可以随口讲出来。
我们站在学术角度看问题，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一流的科学家，不就是没人时时刻刻站出来及时表明自己的真正观点。---譬如说：我就是认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意像学---- 譬如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暗送秋波---人类多么平常稀松的一种现象，目前的科学逻辑能描述了吗？唯科学论者，请你先跟我科学逻辑论一下？！
每个科学家要是都能随意提出自己的看法，哪怕那些看法非主流上不了台面，哪怕后来事实证明他的看法错了，那又怎么样？什么叫科学探索，不失败不挫折不污点，还叫探索？要是每个人老是想着少说少错不说不错，那还能产生一流科学思想？恐怕就一个二流的定理，五十年也不见一个！更别说一套崭新的理论体系。不失败不挫折不污点不探索，就想创建一个小小的体系，那才真叫活见鬼了！
学社会科学的说天天唠叨言论自由百花齐放，难道学自然科学的就不要言论自由各述己见？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喜欢发表意见，反倒成了不务正业多管闲事。其实你也知道，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正是每个科学人的必备素质。能让不同的观点公开表达，正是科学能进步的基本环境要求。要是人人都随大流，还讲什么科学献身；要是人人都主流，还会有科学创新？
亩产万斤论对不对，讲出来了，没有隐瞒你谁他。何况那只是在一个座谈会上的随便聊聊，被人整理发了表。诚如不喜欢老钱的邓小平也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有些真理到了几百年后才可能被检验。所以，检验真理也要时间。现在的事实证明，钱老的原话“亩产万斤粮是可能的”，现在已经被检验为真理之说。当时对社会环境而言确有不妥。那就像哥白尼说日心让很多教徒无言要自杀一样，他的观点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那也是哥白尼的错？
再说，当报纸铺天盖报道亩产万斤的时候，请问那些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农学家都哪去了？如果说报上的报道与当时的科学结论不符，这些大科学家们为什么不出来说话，为什么保持沉默？难道他们的不作为就没有错？就像今天的大贪小贪，上下翎带不作为难道不是他们的错？虽说反贪不是咱们的专业范围，咱们不也一直探讨如何防止贪污别引起中国的大动荡？钱老也一样，虽说非他的专业，他还是从一般的科普意义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亩产万斤的可能性，并明确指出“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这种期之于未来的科学精神，难道不是学术上向来提倡的吗？其实，正是钱老不迷信科学，才不断地去探索新思想，发表自己的新看法。至于不懂科学的老毛就那么迷信了钱老的科普结论，你说是谁的错？难到街上卖刀的还要管人家回去是不是拿来杀人？
今天我们一再建议言论自由，鼓励各抒己见，不要说“亩产万斤粮是可能的”本身没错，就已经被我们的现代精英们给批得体无完肤，要是“亩产万斤粮是可能的”本身错了，那还不打入十八层地狱？既然现代精英们论证“亩产万斤粮是可能的”错了，那不就是说“亩产万斤粮是不可能的”才是正理？那你来解释为什么蔬菜早就超过了万斤，土豆现在也过了万斤，还有玉米+玉米秆+玉米叶，这些“自然饮”原料早就超过了万斤，这些都是什么？
如果你非要说他讲“亩产万斤粮是可能的”有错，他就是他在错误的时候讲了句本身并没什么错的话。或者说他在提前五十年讲了应当放到50年后才该讲并且更有实际意义的话。
2。
再来说晚年对特异功能研究的支持。当人们在动乱后一窝蜂风俯首称臣的时候，面对校友书记，他还是坚持站在自己的观点一侧：他坚持认为人体的很多功能还没有开发出来，没开发出来的功能，我们现在的生理学、医学不能解释的这些功能，就称作人体的特异功能。---这个叙述有错吗？没错，哪为什么我不能支持对这些功能的研究？对新功能的研究，难道只是那些站在科学家位置上的科学家的专利？别人就不能去尝试？人体有太多的我们人还不知的灵性，不知为不知，你为什么就说人家研究特异功能就反科学？ ----你看，在科学的执著方面，钱老是个地道的维护科学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八十年代初中期，中国的言论环境还真比较宽松。不仅有潘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也有赵林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不仅有传统的数理化，也涌出了一箩筐的杂交文学边沿学科。同样，勇于发表自我观点的钱老，和大多数人偏于保守的“科学界”不一样，他不怕对抗整个社会的主流科学意识，在他的思维科学研究里表现得最为彻底。他的《关于思维科学》一文，明确指出思维可以分成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三部分。现代的科学成多是抽象/逻辑思维方面的， 对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二部分的自然科学结论不多。所以说，人类对自身的研究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当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科学界的人都还在视现有科学结论为金科玉律、不敢须舁偏离的时候，钱老就明白地指出：科学结论绝不等同于客观存在本身。它不过是建立在个别假设基础上、暂时的成立。最终，当然可能是很久以后，很多我们现在认为科学的东西可能被打破，就是突破我们人类现在的认知体系。作为科学大家的他，一生孜孜以求的，就是尽早找到这个认知体系的突破口，早日实现这种突破。这是历史上所有真正科学大家必备的科学雄心与思维特征。你看牛顿晚年，花大量的时间研究“永动机”和“第一推动力”，你看爱因斯坦，下半辈子都耗在“统一场论”上—— 按照现代精英的批判，这些不都是极大的错误？
一般人乃至科学“工作者”，把初中数理知识当金科玉律也就算了，但这些人要是纵马跑在第一部蒸汽机车前来炫耀自己的马一定比机车跑得快，并愤慨地著文立说论证人家“错误”的时候，就只能让人不齿了。
3。
科学大家的表现特征就是：坚持主见！除非你能推翻我！
50年代，当大量的科学家都失声了的时候，我们的科学家是不是挺悲哀的？他们没了主见，至少没有坚持自己的主见。在众人沉默的时候，一个人傻乎乎地把自己的看法示众，当然让众人不理解。这就是公共科学人的学究气。请你看原文，亩产万斤的事实都是来自新闻报道，钱老只是在座谈会上发表了看法，那可不是他写的，人家拿来发表了。并且，还是讲的这种东西“有可能”，科普性地讲明：今天不可能，明天就有可能。
80年代后期，当大量的科学家又都失声了的时候，我们的科学家是不是又挺悲哀的？他们没了主见，至少又没有坚持自己的主见。在众人沉默的时候，他又是独自表明自己的观点，当然又让人不理解。这就是一个公共科学人的学究气。你看他的关于思维科学以及人体特异的论说，钱老不仅自己写文字，而且作了大量举证。然后又是用科普的形势，讲明今天不可能发现，明天就有可能。
这正是一个科学大家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这正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光明磊落的表白！
4。
今天，我们的国家言论环境不够自由，在重要问题上仍然只是一种声音，这是我们那些精英应当悲哀的事！在这种一种声调的环境中，能发出不同声音的人，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承担严重后果的，这是我们那些精英应当鼓吹和倡导的事！但他们没有，他们以自己的短视和浅见，在抹煞这种敢于发表与众不同声音的一点点努力。在他们的“打击”下，未来能出科学大家的可能又变得渺茫了.....
钱老师不愧科学大家，他所拥有的宽怀胸襟、他所达到的理想境界，决不是当前那些八戒精英们所能理解和明白的，就像夏天的虫子永远理解不了冬天的结冰现象是什么一样。
钱老师不愧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爱国者，他不会从宇宙学跑到敌国的大使厨房。站在爱国的立场上，他是一贯坚持自己所信仰的立场，他喜欢的是维护整体的利益 --- 整个社会的系统效益。在作为人的一贯性上，它比医学家李志绥，他比文笔人组织人李锐来说，不知要坚守得多得多。
对于的他的执著和做法，不同价值立场、不同认识水平的人，自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过，中国几十年的国防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正在一步一步地印证着钱老所不断追求的那些可行性和正确性。作为一个科学大家，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选择的是国家最好少苦难，牺牲小我实现大我。尽管确实有不尽人意，但他选择了 --- 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选择，不是吗？
这就是钱学森，一个永远思想不停的人，一个永远追求学问的人，一个喜欢关心社会的人，一个注定要被社会瞩目的人，一个有主见不怕被孤立的人，一个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公共知识分子！
杨子说///既然现代精英们论证“亩产万斤粮是可能的”错了，那不就是说“亩产万斤粮是不可能的”才是正理？那你来解释为什么蔬菜早就超过了万斤，土豆现在也过了万斤，还有玉米+玉米秆+玉米叶，这些“自然饮”原料早就超过了万斤，这些都是什么？///
即蔬菜土豆玉米+玉米秆+玉米叶每年的亩产量早就超过了万斤!
对,驴唇不对马嘴!杨子应该先学会区分和!
仔细地阅读了你贴的文章,受益匪浅.夹心要修正某些想法了.因为偶记得上学时讲过,植物光和作用的利用率是很低,但数字是多少偶忘记了.所以偶同意钱学森的30%之利用学说,并从概率的角度去加以分析与肯定.是偶的浅薄造成了误判.幸亏30%比率不大,还可以假如,真不知在中国做学问与政治还要搭很多很多边,不敢回国了.
坏 钱 斗 好 钱 uuuuuu
57 年 ， 钱学森第 一 个 在 力 学 研 究 所 跳 出 来 ， 指 责 钱 伟 长 右 派 言 行 。钱 伟 长被 打 成 右 派 分 子。好 钱 还 活 着 。 坏 钱 没 有 道 歉 。 好 钱 对 坏 钱 至 今 侧 目 而 视 。钱伟长于1946年5月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48年受钱学森之邀准备去美国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但终因其拒绝放弃中国而忠于美国，未获得签证而未成行。 1949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副教务长。 1951年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常委、副秘书长，并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 1952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教务长。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缅甸、印度。 1955年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1956年参加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的确定，与钱学森、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与钱学森等创办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委会主任、波兰科学院院士。参加了波兰的力学会议、布鲁塞尔的国际力学会议。 1957年中国力学学会成立，任副理事长。当年1月发表《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反对苏联教育体制中的一些工作思路，提倡理工合校，重视基础学科，在清华大学内引发三个月的大讨论，并最终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万能科学家，停止一切工作。 劳动改造划为右派之后，钱伟长被强制劳动改造，先做实验室助理，扫地劳动一年，其子女被禁止上大学。后被下放至农村，但其间他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红卫兵阻挠其进行研究，他就趁晚上把窗户堵上，彻夜苦读。 1964年他曾独立推得广义变分理论，投递给《力学学报》，但因当时他的身份问题而不予发表，直到1968年日本鹫津久一郎于《弹性和塑性力学中的变分法》一书中才提到类似理论，而直到1977年钦科维奇的《有限元法》一书中明确论述后才为人们所熟知。 1968年至1971年被下放到北京特种钢厂炼钢车间劳动锻炼。由于善于思考发明，被工人们称为“教授”，并发明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油压机。不久后开始向工人讲课。 恢复工作与平反 1972年由周恩来亲自点名，参加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当时很多人不相信钱伟长对祖国的忠诚，代表团团长表示不能保证他出国后不逃走，于是周恩来撤换了另一名团长，但新团长仍然不同意钱伟长出访，直到临行前一天的会议他都不知道此事。周恩来叫秘书派车去清华大学找钱伟长，这才知道他还在首都钢铁厂劳动。秘书又赶到首钢，带着来不及换下劳动服的钱伟长赶到会议现场。周恩来见状，叫来秘书换衣服给他，并把自己的鞋子给他穿，才得以出访
钱学森去世的第二天，山哥写了那篇，
应算是海外纪念钱老的先奏。没想到后来有那么大多的纪念文章陆
续登场，高兴之余，倒也使我有点犹豫：承偌的续文的一些观点和
内容好像其他网友已有涉及，要不要继续呢？经再三考虑，觉得于
个人与民族，对这些问题敝人的视角都还有独特之处；何况它们是
如此重要，还是有不吐不快之感。
前文主要写了钱老在美国20年的荣辱与沉浮。基本上从1935年到
1950年，他都是一路顺风，凯歌高奏；直到1950年后的最后5年，
因国际风云变幻，他流露出回国的意愿，让他蒙受了阶下囚和软禁
的巨大耻辱，以至于骄傲的他终生不再踏上他们一家曾经如此热爱
的美国。
由于周恩来慧眼视珠，中国外交使团在日内瓦中美谈判中软硬兼
施，一方面释放在押美军飞行员释放善意，一方面公布钱学森要
求归国的亲笔求救信揭露美国当局。美国方面深感被动，加上钱
已被软禁脱密5年之久，多数美国领导层认为他的导弹知识已经
过时，所以同意放钱回中国。
1955年10月，钱学森一家回到中国。那年他刚好进入45岁，开始
了后半生“红色中国导弹之父”的生涯。
钱学森于1956年与钱伟长、郭永怀等创建、主持中国科学院力学
研究所，为首任所长。 第二年钱伟长(多伦多大学博士)在反右中
因为批评苏联高教体制而蒙难。郭永怀(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则在
1968年的一次空难中以身殉职。钱伟长和郭永怀都曾是钱学森在
加州理工喷气推进中心的杰出同事。从1956年起，钱学森开始在
中国建设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该机构（又
称解放军第五研究院）院长，指导计划协调技术。1958年开始研
制航天运载火箭。同年与中国科学院同事共同倡议并参与创建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大被认为是迄今在中国最像加州理工
学院的中国名校。
1959年8月，钱学森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0年「东风一号」近程地地弹道导弹发射成功。这是一款模仿
苏联短程导弹的中国第一款导弹。1965年人造卫星工程开始实施，
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已
经自主开发出了中程导弹和火箭技术。1980年代，中国运载火箭
已经飞向南太平洋，标志着远程导弹技术成熟。钱学森为建设中
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1999年9月，钱老与钱三强、邓稼先等共23人荣获两弹一星功勋
奖章。
2006年10月，他与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盘等共5位专
家获“中国航天事业五十年最高荣誉奖”。
说到“两弹一星”对中国的意义，即使在中国科学界也有一些争议。
首先有人要说它不是中国首创，而且苏联在50年代曾大力帮助过中
国。苏联确实帮助过中国，但那主要只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到59年10
月这段短暂时期之内。即使是中苏蜜月时期(正好是钱学森归国前
后)，苏联对华也是有所保留的。这也是当年中苏翻脸的原因之一。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苏联人的立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英法都是美国的亲密盟国，他们的“两弹一星”也是自己独立开发
的。印度在独立后可谓左右逢源，苏美通吃，与原殖民主子英国也
保持特殊关系，可是他的“两弹一星”比中国迟了20-30年。至于
台湾就更惨了。核弹资料被美国卧底的CIA特工揭露后完全被冻结，
中程导弹至今尚在试验之中。
为什么？
中远程导弹和核弹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影响地区和世界和平，
是国力的特殊表征。看看北朝鲜不顾一切发展它们以及中国的态度，
就知道了邓稼先，郭永怀和钱学森为代表的英雄群体对中华民族的
历史性贡献。
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
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及其主要贡献领域
火箭、导弹、人造卫星与航天技术 王希季 · 孙家栋 · 任新民 · 杨嘉
墀 · 钱学森 · 屠守锷 · 黄纬禄 · 赵九章 · 姚桐斌 · 钱 骥
原子弹、氢弹、核武器与核工业 于 敏 · 朱光亚 · 吴自良 · 陈能宽
· 周光召 · 程开甲 · 彭桓武 · 王淦昌 · 邓稼先 · 钱三强
两弹一星、国防科技多重或综合贡献 王大珩 · 陈芳允 · 郭永怀
以上是钱学森的不朽功勋。
说到钱老的过错，很多人会想到他回国后成了少数几个又红又专的不
倒翁，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批判他人而不受批判。如他1957年在攒文痛批亲密老同事钱伟长以及1976年批张爱萍。还有文革中批
判爱因斯坦相对论和文革后继续攒文批判宇宙膨胀理论。虽然他的这些
行为确实有可议之处，但放在当年的历史背景下，也不能说他多么过分。
但是大跃进中“亩产万斤”和八十年代“人体科学”两桩公案，却是钱
学森最主要的历史过错。
钱学森在1958年大跃进时，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
少？》，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发表《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
斤不是问题》，文章中表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
积上的太阳光能”:假设植物光合作用30%的效率可以达到，并假设植
物中的1/5能转换为可吃的粮食，认为只要必需的水利、肥料、劳力等
等条件能满足，那么粮食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可达到
“2000斤的20多倍”。有人认为，这些论述为“放卫星”提供了“科
学论证”，并影响了最高决策。毛主席秘书李锐《反思大跃进》曾记
载毛的大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
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
文章，才相信的。”
80年代后，钱学森大力提倡对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的研究。并著有专
著《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论人体科学》和《创建人体科
学》等。他的追随者中鲜有受过完整生物学和医学训练的学者，却有
一大批国防科技和物理化学专业人士。由此产生的气功热震荡了中华
大地，形成了一系列科学，传统文化，宗教三不像的怪物，至今冲击
中国的社会稳定。
因此，说钱学森是历史罪人，一点不过分。更要命的是，钱对自己的
过错至死不悔。
钱学森是老一代海龟学人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人生轨迹和千秋功罪，
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华夏快递 : 钱学森当年爱国“海归”的真实原因发布者 thchen 在 09-11-05 09:16 请您惠顾赞助商鼓励其长期支持CND Quality Brand! CND Amazon Cameras, Books... 记者: 李肃对于刚刚去世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当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是由于爱国还是出于无奈、愤怒和报复，中外媒体各执一词。 *中国媒体：钱学森爱国“海归”* 《扬子晚报》11月1日报道：“在获悉钱学森逝世的消息后，几大门户网站都在显著位置做了调查，主题是在钱学森一生的闪光点中，哪一点最令人印象深刻。网友评价最高的是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国，排在第二的是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排在第三的是钱学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奠基人，钱学森参与“两弹一星”研制。” 显然，对于为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中国人最敬重的并不是他在科技方面的贡献，而是当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报效祖国的爱国壮举。事实上，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传的正是钱学森当年的“海归”壮举。新华社11月1日报道：“1949年10月6日，钱学森夫妇和十几名中国留美学生在加州理工学院...兴奋地谈起新中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商议着如何早日回国服务。第二年夏末，钱学森将行李以及800公斤重的书籍、笔记本装上即将开往香港的美国 ‘ 威尔逊总统号’海轮，随即准备全家乘坐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回国。然而根据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指示，美国海关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行李和书籍，移民局通知他不得离境。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 《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3日的一篇文章说：“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人民日报》11月2日报道：“钱学森的第二个中国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告诉记者：‘钱学森身上最光辉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为国奉献的精神。’1948 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郑哲敏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20年，一直是中国国籍。’” *西方媒体：钱学森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根据中国官方主流媒体的报道，钱学森爱国，因此“海归”，一切顺理成章。但是西方媒体却从来没有提到钱学森是因为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而返回中国。美联社11月1日报道：“1949年，就在蒋中正的国民党部队被毛泽东的共产党打败前夕，钱学森申请成为美国公民。”“钱学森曾经一度被捕，并且失去了接触机密的资格。华盛顿启动了将他递解出境的程序。” 《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的作者，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英文书名：《蚕丝》)一书中写道：“ 目睹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祖国政局激烈的动荡变化，最初他(钱学森)返国服务的意愿并非很积极。”“一九四九年，大陆陷共前夕，钱学森决心归化为美国公民。 ”“ 后来却因韩战株连，在莫须有的共党罪名下遭到驱逐出境，遣返中国。” *钱学森的说法缺少说服力* 对于西方媒体的这种说法，钱学森显然一直都知道。据《科技日报》10月31日报道：钱学森在1985年3月9日给中国国务院一位领导的信中说：“......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 1935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红军从南方根据地败退，进行长征期间，是共产党非常困难的时期。钱学森在那个时候就向共产党作出承诺，显得格外宝贵。然而根据中国媒体的一则报道，中国共产党曾经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前夕召唤钱学森回国参加建设，而钱学森并没有积极回应。据搜弧IT10月31日报道，前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庭燧曾经在1949年“协助中国共产党动员钱学森回国”。葛庭燧早年留学美国，当时在美国工作。据他的女儿，沈阳建筑大学退休物理教授葛运培说，1949年5月，在香港大学任教的清华校友曹日昌给葛庭燧写了一封信，说“北方局很希望他(钱学森)回来”，要葛庭燧转交一封信给钱学森，并且希望葛庭燧“对他多鼓励一番，他能回国最好！”曹日昌在给钱学森的信中说：“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正在积极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如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尊意如何，盼赐一函。” “ 葛庭燧当即把这封信转给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钱学森，还附上一封亲笔信。”他在这封1949年5月20日写的信中说：“曹兄此次致兄信系遵北方当局之嘱。敦请吾兄早日返国，领导国内建立航空工业。曹兄来信虽语焉不详，但是很可见北方当局盼兄回国之切。如兄愿考虑最近期内回国，则一切详情细节自能源源供给。据弟悉，北方当局对于一切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绝对自由的。以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的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 然而，没有任何记录显示钱学森当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召唤予以了肯定的答复。尽管葛庭燧在信中表示“思及吾人久滞国外，对于国内伟大的生存斗争犹如隔岸观火，辄觉凄然而自惭！”钱学森并没有马上回国。据《了望东方周刊》9月24日报道，反倒是表示“愿追随吾兄之后，返国服务”的葛庭燧“自己于1949年11月迫不及待地返回祖国”。这篇报道说，葛庭燧的女儿葛运培说：“钱学森后来也一直保存当年父亲写给他的那封动员信，在1993年父亲80诞辰时，钱学森在贺信中写道：‘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是你引导我回到祖国的怀抱。’” 如果钱学森自己所说的1935年的保证是真的，而且“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召唤他之后不仅没有返回中国，反而要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呢？《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3日的文章说：“在美国居住了20年的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他后来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因为我是中国人。’” 《科技日报》11月1日报道说：“钱学森常说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果真如此的话，钱学森为什么要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加入美国国籍要宣誓效忠美国，当时在美国生活了15年的钱学森不会不知道。 *被递解出境，心存报复* 对于钱学森返回中国的原因，美国媒体报道了一些人的猜测。《洛杉矶时报》11月1日报道：“他在美国的精彩事业在1950年嘎然停止，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他是一个颠覆组织的成员。钱学森把自己的东西装进8个箱子，准备前往上海，他说他和妻子和两个小孩要回家乡探望年迈的父母。”“尽管联邦官员从1950年就开始了递解出境的程序，但是由于认为他对于可能被敌国利用的敏感的军事事务知道得太多，因此被阻止离开美国。” 报道说：“钱学森开始时争取不被递解出境。不过他后来改变了主意，争取返回中国。”“对于他要被驱逐出境，他终于放弃抗争，而是积极争取返回中国。一些助手说，他感觉受到了羞辱，因为他对美国的忠诚受到质疑，因此他开始的时候想洗清自己的名声。他1955年回国之后便投入研究，一些人认为，这是他处心积虑的报复行动。” 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在《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一书中写道：“他的学生艾胥利(Holt Ashley)揣测，钱学森遭驱逐一事，‘使中共科技发展得利，而美国蒙受损失。钱学森回国以后的最大心愿就是给美国好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可惜了。 ’” 张纯如1991年采访了毕业以后留在美国工作的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她写道：“永刚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父亲对于五十年代美国政府亏待他的往事，仍耿耿于怀。他说：‘就像先把人家请来作客，然后一脚踢他出门。如果我父亲在这个国家犯了罪，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他奉献了二十年青春为美国卖命，对这个国家的科技有莫大贡献，得到的报酬却是被赶出去。’”“永刚告诉我，要他父亲重返美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政府公开道歉──对一九五Ｏ年代把钱学森当作罪犯囚禁，以及在把他递解回中国之前，让他过了五年悲惨生活的错误，多少表示歉意。......‘只要任何一名政府官员公开承认，美国四十年前做错了。’” 在钱永刚的叙述中，看不到钱学森当年“毅然”海归的骄傲，而是对美国将他递解出境的忿忿不平。美国《航空周刊与太空技术》2008年1月7日刊登的一篇介绍钱学森的文章说：“他不情愿回国的举动很难被称为爱国行为，可是这点在那时，而且现在仍然被中国官方的历史观所忽略。” 中国红网10月31日的一篇文章说：“今天的青年人或许觉得，钱学森等一代大家不论科学成就或人文高度，都是后人高山仰止，无法企及的，事实上并不然，钱学森早年曾申请美国国籍未遂，其毅然回归祖国，爱国主义情怀固是主要因素，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歧视、打击和排挤也是重要原因......。” 可惜，这是中国媒体中仅存的一条有关钱学森曾经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的消息。不知道这条信息还能在网上存在多久。 □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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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足球的小熊猫
据说20世纪中国民族精神最闪耀和最灿烂的聚焦，一是发现了大庆油田，一是制造了“两弹一星”。由此也造就了新中国科学界的两大牛人：一是李四光，一是钱学森。文革期间，科学院有一个大右派，该右派曾指名道姓地说：李四光是一个霸道，钱学森是一个胡说八道。
一、李四光的霸道
李四光的霸道，无非是指他在任中国地质部长时，搞一言堂和正确路线，压制别的理论和学派，让他的地质力学理论在地学界一枝独秀，例如在地质部属下的中国地质科学院专门设立了一个地质力学研究所。李四光的“霸道”，反映的主要是专业以内的事。
在李四光当地质部长时，理论上他有地质力学的贡献，他也最早倡导新中国的地震预报和地热研究，对地质学的贡献很大。以前把他说成是地学泰斗和发现大庆油田的第一功臣，也有人认为李四光对氢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有重大贡献，是有一点过了，有牵强附会之嫌。但现在就说李四光主要是靠溜须拍马，没有一点真才实学，而且对大庆油田的发现一点功劳都没有，也是不妥的。
事实是，中国地学在1949年以前已经出现了很多优秀人物，李四光刚刚回国时，曾被认为是口头理论家，没有受到特殊的重视。李四光创造的地质力学没有得到公认，和中国的石油勘探也没有很大的关系，至今很少有地质学者提及了。与李四光同时代比他有成就的地质学者至少可以举出翁文灏、丁文江、黄汲清、谢家荣等。这些人，要么死在新中国之前（丁），要么在新中国完全置身于科学界之外（翁），要么就是李四光的部下（黄、谢），被打成了右派（谢）或靠边儿站（黄）。因此，这些人在新中国科学界的地位，都无法与李四光相比。
在1949 之后，由于政治正确，口才极佳，逻辑思维强，和会讲辩证法，李四光深得毛老人家和中央领导们的喜爱，于是青云直上。有人指出，虽然李四光是当时的地质部部长，但地质部的日常工作由地质部当时的党组书记负责，李四光甚至不能参加或列席地质部的一些重要的工作会议。可是，由于李四光最早给中央领导提建议，大庆油田发现后，当时的地质部党组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这个伟大的科技成就，便成了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部长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他举世闻名的地质力学理论，实现了大庆油田的重大发现，李四光的名字从此响彻云霄，名垂史册。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周恩来评价说：“李四光是一面旗帜，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单独接见李四光，对他运用新华夏构造体系理论指导找油，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于这样的荣誉和称赞，作为科学家和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欣欣然而受之，从来都不曾有过谦让和致谢。
虽然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虽然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与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虽然第四纪冰川在学术界最近几年也没有人再提及了，但是李四光却在大批知识分子和老一代科学家都倒霉了的文化大革命中，迎来了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刻。“四人帮”倒台后，国家又专门为他拍摄了一部故事电影《李四光》，时至今日中学地理教科书还在介绍地质力学。北京新落成的中华世纪坛古今40位中华名人中，李四光的塑像，也赫然出现。
对于此事，地学界一直都有质疑。文革以后，当年发现大庆油田的当事人黄汲清先生更是接连上书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希望中央能就此给个说法，其中就提到要在地学界开展“百家争鸣”的问题，邓小平对此也做了专门的批示。中央电视台也采访了发现大庆油田的另一功臣谢家荣的儿子谢学锦院士，对大庆油田的事情也有涉及。地理学家施雅风后来撰文说，有许多学者对李四光的冰川学说也表示怀疑和反对。六十年代，《科学通报》曾一度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可惜当时条件，不允许充分的辩论，以致中途停止，未得结果。所以李四光的这个霸道，在当时肯定是有目共睹的。
不平则鸣，曾隶属地质部的作家何建明，以及独立作家文乐然和何民等人，曾分别撰写报告文学，对大庆油田发现的问题，做过专门的报道（何建明：《秘密档案——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何建明：《科学家的名利场》；文乐然：《沉重的崇高——两代院士的人生格局》；何民：《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为此，李四光的女儿李林院士，曾把作家何建明告上了法庭，结果是法庭判李林胜诉。最近，地质科学院的赵文津院士，也就李四光发现大庆油田的贡献，撰长文对作家何民和故去的黄汲清院士做了系统的反驳和澄清（《李四光与中国石油的大发现》）。
新中国的第一任地质部长李四光，你自己说，你是安也不安？
二、钱学森的学术贡献
笔者学生时代时，就对大科学家钱学森无限崇敬。也听人讲过有关这位大科学家的传奇经历，在美国留学、工作、受迫害的那段已经妇孺皆知，是用朝鲜战争的战俘交换回来的，不再赘述。关于苏联那段，我听到的故事是这样的：五十年代的苏联老大哥，在导弹和原子弹制造方面卡中国人的脖子，并故意刁难，达成了协议，只准一个人来参观，还不准记笔记。用钱学森自己的话说：开始我们想争取原苏联的援助，但他们后来不给了（钱学森：关于两弹一星和伟人的一些回忆）。于是周总理就派搞导弹出身的钱学森到苏联去偷学技术，为了让苏联老大哥看得起，临时还给钱学森授了中将的军衔。结果这位大科学家过目不忘，参观一遍，就把老大哥的导弹技术给复制了过来，为国争了光。当然，这只是民间的传说，可能与事实相差甚远。
钱学森在我国导弹和火箭研究领域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新华网两弹一星元勋的介绍中说：钱学森是空气动力学家，两院院士。1956年钱学森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了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该院院长。此后钱学森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但是有人认为，钱学森的这种贡献，被新闻媒体无限度夸大了。例如大多数舆论说，中国把钱学森的“控制论”用到了导弹技术方面。钱学森还曾经向中央建议，在航空和航天技术之间，应优先发展导弹技术。该建议被周总理所采纳。第三是说，钱学森在中国发展导弹过程中普及了导弹技术知识，因为中国当时没有懂导弹的。一些舆论也极度夸张地说钱学森是“核弹之父”、“两弹之父”、“航天之父”、“火箭之父”等。据说对于这些称号，钱学森都一一地笑纳了，没有做任何的解释（李德成：关于“钱学森现象”的讨论）。
其实，在有心人仔细地研究了中国火箭与导弹的发展史以后，发现钱学森不是任何一型导弹或火箭的设计师，也没有迹象显示钱学森曾经参与过导弹或火箭的设计过程，同时也没有在中国的导弹与火箭发展过程中有重大的理论建树。因为数据显示，迄今为止，中国全部的国产火箭、导弹都是有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的。遗憾的是，没有一型导弹或火箭，有钱学森的名讳。
如前所述，中国第一型导弹完全是仿制的，苏联给了图纸、技术、实弹和模型，而不是应用的美国的技术。我们的火箭和导弹技术的最初起步就是从这里开始。而钱学森在美国研究火箭的真实历史，就是1948年在美国空军从事过探空火箭研究。钱学森并不是主导的研究人员。探空火箭的水平是可想而知的。没有任何一种资料说明他本人在美国接触过导弹技术。也没有数据显示钱学森一开始就是爱国的。相反，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钱学森正式地申请加入了美国的国籍（蚕丝：评钱学森，资料来自张纯如：THREAD OF THE SILKWORM）。
有人指出，邓稼先之所以被誉为核弹之父，与钱学森有极大的不同，因为邓稼先是中国氢弹的总设计师。中国的第一枚氢弹是邓稼先主导设计的，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因此，给人的感觉是，和李四光在发现大庆油田中的作用相似，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钱学森最多起到了建议和管理的作用。不过按照当时的惯例和规律，不是共产党员的钱学森能起到多大的管理作用，至今还仍然是个谜。对于钱参与美国航天和导弹研究的历史和学术上的地位，以及后来钱学森为什么不再赴美国学术交流，以及接受传说中的美国科学院和美国工程院的双院士，也有人提出过质疑。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钱学森是世界一流的火箭与导弹技术专家，也对领导中国的两弹一星的研制和开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我特别欣赏的是钱学森对一些事物的创造性思维和前瞻性假设，是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和优秀学者必不可少的素质之一。在笔者接触过的和钱学森同辈的大学问家中，都不难看到类似的特质。可是若从严格的科学的角度来审视钱学森对自己专业以外学科发展的论述、对一些现实世界中重大事件的表态、他公开发表过的一些论文，他只是一个不太懂科学的科学家（涂建华：中国特异功能二十年），这同他在年轻时受到的严格的科学训练，也应该是不相符的。
三、钱学森的不务正业
以前看过一个笑话，是讲前苏联的赫鲁晓夫的。他对一个著名的艺术家发脾气，说我原来不懂艺术，是因为我没有当总书记，现在我当了苏共总书记，我就是艺术家，就懂艺术了。意思就是，权力和荣耀催人奋进，权力和荣誉也使人自我膨胀。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和诗人，解放后他就不仅仅是懂打仗，也不仅能填诗作词，而且连炼钢炼铁和施肥浇水这些下里巴人的勾当，他也都是行家里手了，大笔一挥，就是一部《农业八字宪法》。
笔者和一位搞专业的前辈有过交谈，这位前辈不无感慨地说：现在是有些人讲自己的专业讲不出来，但讲别的专业，就特别来劲。例如也是两弹一星功勋之一的中科院前院长、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搞的是原子弹的数据计算和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行轨道控制，也是目前拥有外籍院士头衔最多的中国人，九十年代周院长代表中科院到美国访问时，在大学里做报告和学术交流，讲的就不是理论物理，而是大讲特讲中国的国情。我想前中科院院长的这个毛病，可能就来自于他的同行和业师钱学森先生。
我从前一直以为钱学森先生只是导弹方面的权威，等到有一天突然看到钱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目为“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的谈中小学校教育改革的文章，才认识到钱先生原来也是一位教育家，因而对钱先生更是刮目相看。在1990年的这篇文章中，钱学森先生侃侃而谈：“从现在到下个世纪中叶以后，假如我们要在世界有竞争能力的话，我认为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是硕士文化水平”。他说：“现在我们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不够的。但是我觉得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完全可以提高教育的效率。4岁就上学，我看经过14年到18岁，就可以达到硕士水平”。呵呵，幼儿们哪里都会如钱老人家说的那样聪明，18岁就都硕士水平，个例可能是有的，但作为教育的制度普及，实在也是拔苗助长，恨铁不成钢了。这不是瞎说，又是什么？
到1994年，看到钱学森先生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论地理科学》，书上洋洋洒洒数十万言，谈得可都是“关于地学的发展问题”和“地理科学的发展战略和研究方向”。看了几篇地学方面的文章，就俨然地成为了地学大师，为地理科学制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八字宪法”。接着，在《大自然探索》、《地理学报》、和《地理知识》上还有许多一流的地理学院士和专家们跟进，为钱学森的理论和指示做注释。如全国地理学理事长任美锷院士就说钱学森是“从世界科学的高度”，建立了“大的地理科学系统”。前几年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建立地理科学学院时，钱学森还亲笔题写了院名，现在就挂在该院大楼的门口等等。可见这题字和赠诗之风，也不自年轻有为的搞基因的陈竺院士起。
纪念钱学森90周年诞辰，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防科工委联合庆祝。不是纪念钱学森在发展两弹一星和“神五”载人飞天上的贡献，而是庆祝钱学森在地理科学、在教育学、在沙产业理论、在“知识密集型草产业”、在“人体科学”、“天地生”科学方面的“划时代贡献”！
不好好的利用自己的专业背景，认真地总结和反思一下如何去登火星登月球和破解人家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和全球定位系统，瞎谈什么八竿子也够不着边儿的沙产业、草产业、地理科学、人体科学、大成智能等等前所未闻的其它专业的新名词。可真是有点儿不务正业和自欺欺人了。
可悲的是，有钱老先生一个人在那儿胡说八道也就是了，后面还竟然就有那么多的博导和院士级别的崇拜者。以至于一夕之间，中华大地上竟出现了很多的沙产业研究会、草产业研究会、人体科学研究会。就连大名鼎鼎的中国科学院的地理研究所，也跟钱老瞎起哄，改成了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诺贝尔的什么奖，要不想出丑闻，还是要慎重一些，晚一点给咱中国人的好。
四、钱学森和亩产万斤
钱学森的胡说八道，最搞笑的事情是在大跃进期间，论证一亩地产万斤粮。这不但是尽人皆知，而且钱老在年轻时有意无意间犯的这个错误，还时不时被他的论敌如经济学家于光远辈，引用了来诋毁钱学森（涂建华：中国特异功能二十年）。
据说大跃进能够发生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的科学精神丧失殆尽，包括钱学森这样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1958年，钱学森曾在《大众科学》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和“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两篇文章，用植物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了亩产百万斤的可能性。
尽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对大跃进不积极，有不少农业方面的专家，包括著名的物候学家竺可桢和植物生理学家罗宗略都撰文反对。例如植物所罗所长说：“万斤粮只能用农艺学来分析，以植物生理学总结，不是从实际因素出发，不可轻信”。但钱学森这位既不是农艺学家、也不是植物生理学家的导弹专家却大胆声称：粮食产量可以无限地增加，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其实在农业和生物学上的事情，远没有工业生产过程和弹道导弹计算那样来的精准。而问题就出在那个光合转化效率的30％上：以目前的生产力水平，高产农田植物的光合转化效率也不过 0.5％，五十年代，撑死了也不超过0.3％，而钱学森把0.3％一下子变成了30％！
一年后，钱学森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 5.85万斤(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从而为“大跃进”和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上的背书。钱先生以他科学家的名誉作担保，让千千万万的人相信 “大跃进”政策的“科学性”，其效果极为恶劣（南冠客：为什么中国大陆和诺贝尔奖无缘？），也是极度不负责任的。但受此影响和激励，而且怕被拔白旗和打右派，全国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也先后都不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深翻土地和放人造卫星的群众运动中去。
在李锐的《反思大跃进》的文章还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同样的记载还有后来执掌中央文革小组的陶铸等高层领导人，也是引用了钱学森的文章（陶铸：驳“粮食增产有限论”，1958）。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于是便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中国青年报：理性照耀中国）。
这场唯心主义闹剧，以上千万农民的饿毙而告终。虽然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毛泽东等人要为领导“大跃进”造成的大饥馑以及上千万生命的不幸死亡负主要责任，但钱学森这位身居高位、曾经获得“国家杰出贡献奖”、并在当时积极地“科学”论证了亩产上万斤的科学家，也难辞其咎。
五、钱学森和人体特异功能
钱学森在科学上的另一个搞笑事件，是在1980年代对于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论证和无条件大力支持。按说，70多年的人生阅历，加上“大跃进”后30几年的荏苒光阴，应该说历史老人给了钱学森足够的经验和时间来进行反思。可是他老人家，在自己不懂的专业上，还是瞎说如故。
1979 年的四川，出现了一个叫唐雨的小学生，有用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这个新闻轰动了全国。不久，全国各地都涌现出一大批能用手用嘴用身上的任何部位认字的小孩。这些义和团和洪秀全杨秀清式的闹剧，百年前骗得了政治家西太后和太平天国的芸芸众生，20年前又骗得了大科学家钱学森。在钱学森的提议下，不但把一个气功师调到国防科工委做研究，竟还天真地希望通过全民练功，全国出他一千万个气功大师，把特异功能用到国防上，中华民族，从此就可以独霸天下了。
1980 年6月4日，钱学森访问了《自然杂志》。他从开发人的潜能的角度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他说：“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带头的人也总是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在谈话中，他首次提出了“人体科学”这个概念。指示在北京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学会，并且还当了主席，写了《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论人体科学》和《创建人体科学》等专著（曾昭贵：中国科学和伪科学斗争大事记1979～1999）。在没有任何试验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大科学家钱学森在一篇文章中断言：气功、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不是神秘的，而是同现代科学技术最前沿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因而它们本身就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研究课题（钱学森：关于开展人体科学基础研究）。
在随后召开的人体科学筹委会第三次会议上，钱学森作了题为《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的报告，他指出：“我想真正吸引着我们沿这条曲折而又艰险道路去探索的是：这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以至于后来升华到“现在进行的不只是一场科学革命，还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在给**的信中，钱学森把胡耀邦、李昌、于光远等人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和研究，上纲上线到对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并说这一次，“我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涂建华：中国特异功能二十年；任克：胡耀邦反对宣传人体特异功能）。同时，正是由于有了钱学森“人类知识的局限性”这一“官定”理由，使得众多的“神功”获得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使无数人丧失了对“神功”进行科学判断的理论依据。从此以后，迷信公然打起科学的幌子，在本来就缺乏科学知识的群众中间开辟根据地。
不久，在钱学森的鼓励下，以清华大学为首的一群科学家针对这些小孩的特异功能和严新等人的气功，发表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论文，这些论文都发表在中国的一级学术刊物《自然杂志》上。他们用最先进的磁场理论、共振原理等等证实这些能用耳朵认字的孩子跟普通小孩的磁场不一样，证实了他们有能用耳朵认字的特异功能。在对严新等人所作的《气功外气2000公里超距对物质分子作用研究》等六篇稿件的《稿件审查意见书》上，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写道：“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涂建华：徘徊的幽灵）。
好一个世界首创！钱学森大力提倡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结果，造成了全民练功，也误导了许多人。先后出现了象张宝胜、张宏堡、张香玉、张维祥、柯云路、严新、胡万林、**等形形色色的各类气功大师，和那最终政治化和宗教化了的反对的运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核弹之父邓稼先，在生命垂危的1987年，也任由钱学森和国防科工委请到的一个气功大师给发功治病。一个月后，邓稼先就不治而逝，撒手人圜（涂建华：徘徊的幽灵）。笔者以前的一个同事，是搞计算机的，练功时走火入魔，成了神经病，只好去管机关的食堂，平时走路，也总是歪了个脖子。民间练功的，被骗得人财两空的，大概也不在少数。余毒所及，直达海峡对岸（李国伟：大学教授搞特异功能，是科学顽童，还是科学展乩童？李嗣涔：特异功能真和假）。
这一切，都与首倡并极力推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大嘴巴科学家钱学森有很大的关系。这事可以由王小波来解释：“有科学的技能，未必有科学的素质；有科学的素质，未必有科学的品格”（GOGO：中国人离科学还有多远？）。
六、李四光现象和钱学森现象
有人把李四光的霸道和钱学森的胡说八道，分别称为李四光现象和钱学森现象。
李四光的霸道主要的表现在地学专业方面，搞一言堂和正确路线，不搞百家争鸣。但这种影响有限，主要是在地学范围内，顶多是扩展到旅游产业和国家公园的建立。1982年，在李四光去世11年之后，他仍然在国家科委评定和表彰的23名发现大庆油田的地球科学工作者排名第一。
写到这里时，俺向一生都搞地质的两位前辈咨询了一下。他们的意见不完全一致，但认为李四光对地质学的影响和贡献，在新中国是没有第二个人可比的。如果说翁文灏和丁文江影响了20世纪中国地质学的前50年的话，那么李四光就影响了中国地质学的后50年。其中，李四光是做学问的，翁文灏则是一个政客。李四光组织能力和思辩能力都非常突出，讲话的水平，比周总理和胡耀邦都要高。在专业方面，李四光不仅仅创建了地质力学，而且他在第四纪冰川、古生物学研究方面都是第一个，也最早组织和推动了石油勘探、地震预报、和地热研究。
那么李四光发现庐山第四纪冰川是真是假？这个有争论，北京大学、冰川研究所、地理研究所都有人反对。当时李四光提出庐山有第四纪冰川，很多外国专家不同意，只有一个苏联得通讯院士认可。但我个人认为，庐山还是有冰川的。从庐山最顶峰往下看，就是一个大的冰斗。而且如果不是冰川的作用，很难解释一些大的砾石是如何来的。这些砾石，就是冰砾石。现在看来，北京有冰川、太行山有冰川，兰州有冰川、四川有冰川，云南有冰川，庐山也有冰川，是跟青藏高原的隆起和横断山脉的走向是一致的。
不是有人说李四光很霸道吗？答曰：学术权威哪有不霸道的。李四光的这个霸道，还反映在敢跟苏联专家吵。当时如果是换了别的人，跟苏联专家顶牛，也就给打成右派了。
大庆石油的发现不是有窃取他人成果的嫌疑吗？不会吧，因为李四光是地质部的领导，国家对石油的勘探是他组织的，也是他最早向周总理建议的。那么黄汲清和谢家荣呢？曰：黄汲清和谢家荣的贡献也很大，但他们是在李四光的领导下工作的，而且他们两位的成绩，已经在科委的奖项中反应出来，分别列第二和地三名。没有李四光的领导，就凭他们两个，什么也做不成！
对中央的这种排名，以前的地质部曾下文件到各基层单位，是已经定论了的。后来又被翻出来，我看是黄汲清这老先生有问题。最近赵文津院士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工程科学》上，应该是对这个问题的最权威论述，你可以找来学习一下。
我学习过了，可仍然有一点疑问。既然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官方的宣传中长期说是在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指导下发现了大庆油田，可是现在知道该理论和石油的生成无关。那么做为科学家，怎么好意思去称功臣？石油的生成，不仅可以用黄汲清的陆相生油理论和大地构造理论来解释，用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中的新华夏构造体系，也还是能够解释得通的。再说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只能是提一个代表人物，不能提一大串人名的，这个代表人物，就只能是李四光。
可见这官本位和领导挂名，早已经深入了民心，成了国人文化的一部分。官大学问大，一半会儿也是改不了的啦。
无独有偶，1999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也评定了23名两弹一星元勋功臣榜。说是按姓氏笔画，不排顺序，可在清华大学的网页上，仍然健在的钱学森，排在钱三强、邓稼先、赵九章、王淦昌等人之后，在周光召之前，列第11位。
由是可见，钱学森在两弹一星中的的学术地位，大概不如李四光在地学界那样可以一言九鼎，一手遮天。因为卫星能不能上天，凭的毕竟是真才实学，不是由嘴巴大的人，说冰川，就是冰川。所以钱学森的超前思维和胡说八道，也主要的是表现在专业以外，并以系统论控制论等大科学和科学哲学的面目出现。
其实我本人欣赏钱学森的性格，若是同龄人，会是一个很好的聊天的朋友。他聪明绝顶、知识渊博、思辩敏捷、反应迅速、好为人师、敢想敢说、喜欢出风头、有魄力，口才也不错。我的一个导师，和钱老就有相通之处。可钱老的妙处，在于能把学术宗教化和政治化：科学家以“党性”来做保证，搞信则灵，可以说是中外科学史上的奇观。
至于为什么钱学森能够长期胡说八道，也敢于胡说八到，我想除了钱学森个人的原因之外，很大程度是与中国现行的科研体制有关系：就是在学术上没有做到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只有政治上正确的权威，才有说话的权力，听不到或听不进反对的声音，也没有思辩和争论的对手，不经严格的科学论证，权威的话就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也就酿成了悲剧。
钱学森提出荒谬的理论，也闹天大的笑话，显然也是正常的，因为他的主要建树应该在导弹或火箭领域，对于农业、医学、地学，他是盲目的、无知的，甚至是一知半解的。一旦他老人家涉入这些领域，当然就会犯常识性的错误。
做学问做到了钱学森的地步，荣誉、鲜花不断，头脑和自我就开始膨胀。一门通，便以为门门都通，权威经政治加速器转化为权力，权力再经政治加速器转化为权威。加上一群善于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专门帮闲的超人科学家和政治家，竟然能煞有介事地用现代仪器检测出功场，睁了眼说瞎话“到现场一看、一问，真是一目了然，完全信服”的马屁精们。就把一个好端端的世界第一流的导弹专家，给捧杀啦。
Can you think about things irrespective of political parties? Science exists irrespective of human intention, certainly irrespective of political will. To say that democracy is universal human value or humans have the rights to pursue happminess etc is total bullshit, because Nature is here for its own sake, not for humans's.
人老了本就一个贼，老贼！等你过了60，单位嫌儿女嫌，国内嫌国外嫌，你就一个道地的老贼。
'科学大家的表现特征就是：坚持主见！除非你能推翻我！'
哦，在大跃进时代他的骨头并不如此硬朗嘛，估计此文作者也只能在海外发发牢骚，回到国内比钱某更脓包。
众所周知， 对知识分子的 “思想改造”始于1951年， 反右是1957年，1958年才是大跃进、放高产卫星（万斤田）。什么“还没到老邓主持的反右的月份”？您要讨论历史，先得搞清楚年代！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隻給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准，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裡實驗，確實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
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1]，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虽然他改革了大学考试的路，拨正了乱象， 我当年是受益者， 可我还是不喜欢老邓。"
不说反右，光说他反正之后：强令关闭《这一代》，然后是西单三角，批《苦恋》，反自由化， 再后来动刀动枪，....
回baixianwan
50年代，万斤粮那回还是百花齐放的日子，还没到老邓主持的反右的月份 --- 邓老爷还没开铡，你倒先吓唬上了
“投其所好”要讲主动性，钱老的那段说辞可是被编辑上弓的
100% 同意你的话！当时的情况是：人人要对党的重大政策表示支持，你反对就是反革命，保持沉默就是暗中对抗。中国知识分子中硬骨头很少，软蛋超多， 很遗憾，钱老属于后者。
当时组织座谈会的编辑大人，就把钱老讲的话给整理成一段文字，希望发表出来。争得钱老的同意，用了钱老的名发表了。
这位编辑大人现还健在，也承认当时当时座谈会上大家都是随便聊，很随意的，只是没想到这段文字“报道”之后，被各方利用了....
“。。。如果你非要说他讲“亩产万斤粮是可能的”有错，他就是他在错误的时候讲了句本身并没什么错的话。...” 好像不是这么简单。难道不觉得钱老在那个时期说那些话有投其所好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