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于中国的缘与业

玄野

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中内容最丰富的一段。民族从封闭式的自大，到失败后的自卑，再到杂些仇恨的自尊。既经历了政府的昏聩，无政府时期的战乱，和强势政府肆意妄为的灾难，也经历了国家独立后的蓬勃发展，和打破思想桎梏后的经济复苏。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侵染是此段历史的核心，而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共产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前者，西方社会逐渐认同其价值而不再完全抵触，中国与东方社会也在狂热追求之后深切体会到它的致命缺陷。至于后者，它是中国人甚至于全人类的一道尚未逾越且必须逾越的鸿沟。共产主义运动给世界的许多地区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时也造成了众多的灾难，而这些功过的根源就在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哲学的成功之处不胜枚举，但此文所要讨论的主要是其问题所在。

首要问题并不在于哲学体系的自身，而在于秉持这一哲学的人们对其在人类文化中的定位。将辩证唯物主义等同于科学，或者说将属于科学的确定性赋予其上，是其前无古人的特点。其结果是造就了这种理性的科学的信仰，使得其信徒的虔诚度达到了传统宗教的程度。但是，哲学既非科学，亦非宗教，具有其独特的性质。罗素说：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受到双方攻击的领域就是哲学。相对于神学，哲学是更加确定，可验证的，是与确定的自然不可分的。但是相对于科学，哲学又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启发式的，富有弹性的。科学的确定性是基于其所研究的对象，和所使用的方法诸如逻辑推理，严密思辨，重复验证，等等。在这些方面，哲学与科学有着巨大的差别，所以科学的确定性是断不可以放在哲学上的。将属于科学的确定性赋予到某个哲学上面是错误的，而将那些固化了的哲学命题当作科学定律应用到实际中就是历史上大量人为灾难的根源之一。

哲学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因为视角的不同，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文化创造出了完全不同的哲学思想。不可否认，辩证唯物主义是理性的哲学，但本质上依然是历史中众多哲学流派的一支。神化其本性，将科学与宗教的属性集于其上并广泛传播，使得哲学命题绝对化泛滥化，致使社会发展误入歧途。

辩证唯物主义的普及造成的首要问题是物质决定论的泛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简单化。人们失去了对精神的追求，沉迷于物质刺激当中，试图用物质领域的价值来囊括精神。耶稣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物质与精神是两个经纬分明的领域，而辩证唯物主义首先着眼于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不擅长理解诠释精神世界。上帝赋予了人类各种各样的物质需求，需求的适度满足保证了人类的繁衍，而无节制的满足需求不但祸害着人类自身，也正在危及整个自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需求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人类需求的奴隶，那么，共产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人类欲望的帮凶。而传统宗教与道德体系对人类需求和欲望都持另一种态度，甚至于和当代观念完全对立。典型的如奥古斯丁的＂性活动的唯一合理理由是种族繁衍＂，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如果抛却崇古或尚新的倾向，从理性角度看，我们应如何对待自己的需求呢？上帝赋予人类的需求是用来娇惯宠溺的呢还是需要超越的呢？我选择后者。需求的适度满足是人类的存在基础，但当我们的能力超出了适度满足的时候，我们必须也只有超越。需求的超越和灵魂的追求是上帝自人类萌生之始就赐予我们的降魔之剑。

心理学中关于人类需求的理论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知识阶层具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影响。科学分析的方法使这些心理学理论获得了人们普遍的信服，这使得需求在人类社会中的意义被极大地高估了。现代心理学家，如马斯洛等，成功地分析了人类被动的受自然本性所局限的方面－－即需求，而人类主动的灵魂上的特性却鲜能触及。人类精神世界的神性与灵性是支撑人类发展的两大根本，对人类社会具有着更大的决定作用，也是人类挣脱欲望摆布的法门所在。近两个世纪以来，人类在生产技术上的突飞猛进，在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上定量分析的成果，使得人们在哲学上更倾向于物质决定论，精神世界渐趋冷清。物质生活的急速提高并没有给人带来满足感，而是将人变成了需求和欲望的奴隶。当今世界的物质繁荣是超乎祖先想像的，而人类在灵魂上的迷茫也是空前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可知论的绝对化和庸俗化。可知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讨论，甚至可以坚持的，提倡主观能动性的确大大提高了人类的实践能力。但是，真理之前毫厘就是谬误；巅峰之侧半步则现深渊。可知论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头脑中，人们对上帝或者作为自然的道的敬畏消失了，辩证唯物主义成为囊括一切的最完善最正确的真理。以为从这里出发就能获得最正确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将世界构建成人类的天堂。上个世纪前半叶当劳苦大众还疲于奔命的时代，当人类对自然的攫取还没有达到如今的锱铢必取的时候，这类理念的伟大之处是显然的。然而，当这些理念进入到一些国家和地域的统治层后，自然环境成了供人饕餮的佳肴，道德与民主成了人类通往物质享乐天堂的竹杖。我们的作为很快得到了结果。战天斗地没有使得生产精进，反而是洪水泛滥，资源枯竭；对新道德与真民主的构建没有导致社会新秩序，反而是道德沦丧与欺骗。得到一粒石子的喜悦使我们冲昏了头脑，以为得到了高山，人们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妄图设计自然和道德。认识不足是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问题的根本在于抽象的知识被当作了现实的生产力。知识是人类用以改造自然的工具，但知识首先是人类与上帝沟通的桥梁。人类追求知识的归宿不在于正确的指导实践，有效的改造世界，而在于引领人类的灵魂融入自然，回归上帝。辩证唯物主义者觉得自己能够得到各种问题的正确答案，从而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诀窍。其实是将知识物质化，将价值扩大化了。

在如今人类面临自然危机生态危机的时代，人类在自然中的渺小已经成为共识。而另一方面，公众难以正视的，就是人与自己所造就的道德之间也存在相似的关系。人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充分认识固然好。但是，如果认为道德是如同电磁场一样的客观存在，可以彻底认识其本质属性，进而最终达到掌握道德，设计道德以为所用的状态，就是错误而危险的。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所谓的精神文明）的实践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每每事与愿违的结果告诉我们驾驭道德并非如想像的简单。描画道德的图谱，就象长颈鹿追逐自己的影子一样的困难，因为道德随着人类的活动不停的改变。控制道德的走向，就象柔软的树枝为了获取更多的阳光而要移动树干一样的狂悖。每个人都是本于道德体系的存在，控制道德是上帝的职责。当然，上帝的控制是理性的，我们可以用理性来理解。

人自己来规划道德的错误不是人文意义上的，而是数学或者逻辑意义上的。二十世纪逻辑学的两大发现罗素悖论和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告诉我们数学本身是一个有缺陷的体系。人类对道德体系的控制恰恰就落入这样的悖论之中。罗素悖论的通俗形式为理发师悖论，克里特岛的理发师声称要给岛上所有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因为他自己就是岛上的人，给不给自己理发都成了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直观地理解，当一个命题中客体包含主体的时候，主体对客体的控制行为就可能会落入自反矛盾之中。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道德的控制恰恰符合这样一个悖论关系。人是社会的一部份，当人类通过自己对社会的认识来改变甚至规划社会的时候，就必然地落入矛盾之中。

作为人类创造物的计算机，其复杂度的飙升不断地拓展着人类的想像空间，人类似乎正在获得掌控包括道德在内的一切的能力。这是人类因为眼界局限所导致的错觉。人类创造物的发展模式在道德体系上并不适用。道德体系的复杂是因素之一，但是更本质的原因却在于道德与人类创造物的区别。人是高于计算机的存在，人本身并不受这个被设计物的影响；而道德却完全不同，人不可能跳出道德体系的控制，超越感情的影响。人性中很大一部分是道德体系所赋予的。被道德体系所控制的人试图推翻自己所依存的道德体系来建立全新的体系，那么这个人知道道德中的哪些因素合成了自己人格中的心脏，又有哪些凝聚成了自己人格中的血液吗？在对道德体系的重组过程中，你的人格心脏会否遭到致命的损伤呢？这就象医生要给自己开刀治疗心肌梗塞一样的困难。

人之于自然界的活动，其主旋律是适应；而人之于道德体系，其基调是修正或改良。在这两个方面的诸多活动，有一些曾被标榜为革命。但是，当尘埃落定的时候，好的积奠成些许修正；而糟的就凸现作惨通的教训，永久警示世人。人类作为自然系统中的一个组分，因为不满于系统分配的资源而肆意掠夺扩张，甚至于以我为主重新设计，最终结果可能是系统的坍塌，也可能是这一组分被系统剔除。最典型的教训是中国的文革，其错误并非是手段上的或者人性弱点上的，而是哲学层次上的。其根本不是高层的人事斗争，也不是奸佞当道，而是全国人民头脑发热，失去了对自然与上帝的敬畏。就是说，即使所有的文革参与者都是思想成熟的成年人，都是秉公办事的正人君子，其结果同样会是巨大的失败。文革，是要推翻一切旧道德旧信仰旧文化，而幻想着建立起仅仅在一些人头脑中描绘出的全新道德与信仰体系。相对于人类几千年来结晶出的文化，这个空想的体系太浅薄了，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其中暗藏了太多的悖论。邓小平在总结数十年教训时说，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这样走。他所否定的不是其政敌或其前任，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道路。彻底的认知道德信仰或者自然界似乎无可指责，实际上这是可知论的庸俗化与过度泛滥，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

否定传统，建立新社会的思潮由来已久。在民族危亡时期因为救亡图存的需要，中国近现代文化界在比较东西方文化的时候有这样的论断：中国文化是崇古的，西方文化是尚新的。这一论断直接为推翻传统道德信仰体系提供了依据，而文革是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其实这是人们注视文化的不同侧面导致的感觉。我们审视本族传统文化的时候，更多地侧重于道德人文与信仰哲学；而当我们观察西方文化的时候，则更多地侧重于科学，技术等我们所没有的东西。科学与技术以尚新为主是无疑的，而西方在道德人文，信仰哲学方面是否也是尚新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这些领域，西方文化与中国一样是崇古的。相对于中国人，西方在人文领域的崇古态度是近乎极端的。基督教的许多教团对圣经的信奉是具体到每句话每个字的。对于如此的崇古态度，在中国尚能讥笑曰全信书不如无书，而在西方你只有报以尊重。中国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对传统文化超出自残式的否定直至发展到文革都与这一错误有着深厚的关系。纵观历史，所有在人文信仰领域成功的文化都是崇古的，中国的儒道，印度的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莫不如此。那种彻底否定旧体系，图谋建立一个全新的高效的道德与信仰体系的思路是武断而浅薄的，从历史综合的角度看，没有成功的先例只有失败的教训。

一个健康长久的社会应该是二元的。政府以高度可操作的法律来统治国家，宗教以深入心灵的道德来安抚人民。西方国家在这一方面比较成熟，虽然在那里法律更加强大，但那些社会依然是二元的。伊斯兰世界同样是二元的，那里宗教似乎凌驾在法律之上，长老的作用比法律禁令还有效。中国的古代也是如此，官府所管理的事情有限，官府不管的事情就全部有德高望重的长者，获取过功名的儒士等来调解。相对于西方，中国古代的民法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却能够发展出长久辉煌的历史，西方人对此大惑不解。其实，在那个时代，儒道佛对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新中国以来，我们陷入了一元社会，政府要在台前以法律的形式治理社会，又要在台后制定社会深层的道德信仰。中国既往的路程已经昭示了问题所在，现在不是应不应该回归传统宗教的问题，而是如何回归的问题。儒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如何慰藉人的心灵，如何在社会中定位宗教的权威，是中国未来数十年应该努力的方向，而儒道教的新生与发展则是中国真正崛起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