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7. 伟大的小算盘
文帝既没有万人敌的本事， 也没有诸葛亮那样事必鞠亲的能力, 所以他必须给各司其职的干部放权。出于务实和对民生问题的执着, 他喜欢从在地方有显著政绩的基层干部中提拔人才到中央。文帝手下出了好几个后世有名的丞相， 都是这样升上来的。
著名才子贾谊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贾谊是受到举荐，一开始就进了中央秘书处的。不善言辞的文帝，被他的“辞博”严重折服。才子贾的奏章，总是洋洋洒洒，论理严密，每一篇都非常精彩, 看得出确实是个天才. 文帝对他也几乎言听计从，甚至一度要提他到“三公”之列，就是今天的政治局常委。但是大臣们一致反对。说他：“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文帝这时候充分的表现出了他”中庸“的态度。即使他不认为大臣们说得对，也决定
“兼听”，不以个人好恶来决定重要的人事任命。于是把贾谊下放到长沙国，后来又转到梁国当太傅。
按照古代官场的惯例，中央干部离开京城到地方, 很多时候等于是被贬。后世的知识分子，因此多对文帝王没有重用贾谊一事发表不满。什么“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啦。什么”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啦。足见文人见识之短浅。
历史上年青而高才的人搞政治，没有不出乱子的。文帝对他的人事安排，很明显看得出是有意要让他下基层锻炼，希望这个“理渊辞博”的人能够更多一点实际的行政经验。应该说，这一决定是十分正确的。
再加上, 汉代的诸侯国太傅，据《史记》和《通鉴》记载，由于监视和教导诸侯王的职责之重要，从来都是派中央最信任的人来担任,而且可以直接跟皇帝单线联系。而在汉初时期, 长沙国和梁国，一个屏障关中， 一个监视吴、楚。是战略上最重要的两个亲中央的诸侯国。他们在后来的 ‘七王之乱’中坚持拥护统一，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可见文帝对贾谊的器重一直没有改变。可惜的是这位才子命薄，没等天降大任，才三十二岁就去世了。倒让文帝背了个人品问题的黑锅。
文帝一登位，还遇到了一个更严重的人品问题。就是紧邻的匈奴, 刚好在这一时间段也发展到了顶峰。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一次入侵就有十四万骑之众，尖兵直抵陕西腹地，还烧了皇帝的行宫。其他三到五万人的入境烧杀更是无年不有。冲突如此频繁，文帝的对策主要是坚守，任何时候都不许主动出击。对匈奴基本上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建树。
历史上尤其是近代，认为文帝对匈奴“输金帛，使和亲”的绥静政策是软弱。也有人认为文景两代国家财富的积累还没有足够，所以要一直等到孙子汉武帝的时候才能发挥大规模的境外作战，彻底扫平匈奴。
这两种看法都不对。刘帮在楚汉相争的时期，动员兵力最多的一次有五六十万。第一次和匈奴交手也有三十余万人，只是由于刘帮习惯性的轻敌才在白登山被围。到文帝执政的时期，无论是人口还是国民经济比起革命年代都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若说没有实力和匈奴决战是不可能的。
文帝对军事手段的兴趣不大，还是跟他个人风格有关。象刘恒这样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往往小算盘打得很精。送给匈奴的财物虽多，跟全国的GDP比起来毕竟还是小数。但战争就是无底洞。而且征调的人力,大量的死伤. 所带来的长期后果无法估量.
关于向匈奴输纳金银财物。当时有一个派驻匈奴的汉朝大使叫中行说，后来因一件小事对组织上闹意见。投靠了匈奴。 中行说一针见血的向匈奴王指出：“汉人给你们这些金银财宝，绫罗绸段，这都是鸦片。对你们的游牧经济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你们贪图享乐，丧失意志。” 后来辽、金、元的覆灭史就是很好的佐证。
关于加强边防，后来晁错提了两个很好的建议被采纳了。一是招募被匈奴欺压的其他游牧民族组成边防骑兵部队的骨干。因为他们的作风与匈奴近似。俗话说“以毒攻毒”。
二是鼓励内地人民向河套地区移民。刘恒没有象秦始皇那样搞强制移民，也没有象唐玄宗那样加派赋税。而是诏令内地人多地少或无田无地的家庭可以到边疆随意开垦，开多少地都归个人。政府提供生产工具，并且三年不用交税。
另外，内地人向边关输送粮食到一定数量的，可以得到爵位。在秦汉两代，爵位有许多实际的好处，对平民阶层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这一政策事后证明非常有实效。
虽然文景两代河套地区战火频仍，农业生产没有显著的发展。但是到了武帝的时候，依然沿袭这一政策，那时匈奴被赶到了草原深处，河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就变得非常繁荣。后来历经两汉时期多次变乱，河套地区都为中原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和经济支撑。
汉文帝没有建立他孙子汉武帝那样的丰功伟业。在他的眼里，利民是一切的根本。虽然他在他的年代，想要“从征万里觅封侯”的大有人在。但是毕竟，战争对千百万普通民众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从农民家庭抽调青壮年劳力，并且承当沉重的物质负担。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那张一直画到葱岭以西的，昙花一现的帝国版图，除了让后世的铁血愤青时不时来一句“犯我大汉天威者，虽远必诛”的梦呓。对于只想平安富足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说，又有多少实在的意义呢？
著名才子贾谊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贾谊是受到举荐，一开始就进了中央秘书处的。不善言辞的文帝，被他的“辞博”严重折服。才子贾的奏章，总是洋洋洒洒，论理严密，每一篇都非常精彩, 看得出确实是个天才. 文帝对他也几乎言听计从，甚至一度要提他到“三公”之列，就是今天的政治局常委。但是大臣们一致反对。说他：“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文帝这时候充分的表现出了他”中庸“的态度。即使他不认为大臣们说得对，也决定
“兼听”，不以个人好恶来决定重要的人事任命。于是把贾谊下放到长沙国，后来又转到梁国当太傅。
按照古代官场的惯例，中央干部离开京城到地方, 很多时候等于是被贬。后世的知识分子，因此多对文帝王没有重用贾谊一事发表不满。什么“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啦。什么”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啦。足见文人见识之短浅。
历史上年青而高才的人搞政治，没有不出乱子的。文帝对他的人事安排，很明显看得出是有意要让他下基层锻炼，希望这个“理渊辞博”的人能够更多一点实际的行政经验。应该说，这一决定是十分正确的。
再加上, 汉代的诸侯国太傅，据《史记》和《通鉴》记载，由于监视和教导诸侯王的职责之重要，从来都是派中央最信任的人来担任,而且可以直接跟皇帝单线联系。而在汉初时期, 长沙国和梁国，一个屏障关中， 一个监视吴、楚。是战略上最重要的两个亲中央的诸侯国。他们在后来的 ‘七王之乱’中坚持拥护统一，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可见文帝对贾谊的器重一直没有改变。可惜的是这位才子命薄，没等天降大任，才三十二岁就去世了。倒让文帝背了个人品问题的黑锅。
文帝一登位，还遇到了一个更严重的人品问题。就是紧邻的匈奴, 刚好在这一时间段也发展到了顶峰。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一次入侵就有十四万骑之众，尖兵直抵陕西腹地，还烧了皇帝的行宫。其他三到五万人的入境烧杀更是无年不有。冲突如此频繁，文帝的对策主要是坚守，任何时候都不许主动出击。对匈奴基本上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建树。
历史上尤其是近代，认为文帝对匈奴“输金帛，使和亲”的绥静政策是软弱。也有人认为文景两代国家财富的积累还没有足够，所以要一直等到孙子汉武帝的时候才能发挥大规模的境外作战，彻底扫平匈奴。
这两种看法都不对。刘帮在楚汉相争的时期，动员兵力最多的一次有五六十万。第一次和匈奴交手也有三十余万人，只是由于刘帮习惯性的轻敌才在白登山被围。到文帝执政的时期，无论是人口还是国民经济比起革命年代都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若说没有实力和匈奴决战是不可能的。
文帝对军事手段的兴趣不大，还是跟他个人风格有关。象刘恒这样一个胸无大志的人，往往小算盘打得很精。送给匈奴的财物虽多，跟全国的GDP比起来毕竟还是小数。但战争就是无底洞。而且征调的人力,大量的死伤. 所带来的长期后果无法估量.
关于向匈奴输纳金银财物。当时有一个派驻匈奴的汉朝大使叫中行说，后来因一件小事对组织上闹意见。投靠了匈奴。 中行说一针见血的向匈奴王指出：“汉人给你们这些金银财宝，绫罗绸段，这都是鸦片。对你们的游牧经济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让你们贪图享乐，丧失意志。” 后来辽、金、元的覆灭史就是很好的佐证。
关于加强边防，后来晁错提了两个很好的建议被采纳了。一是招募被匈奴欺压的其他游牧民族组成边防骑兵部队的骨干。因为他们的作风与匈奴近似。俗话说“以毒攻毒”。
二是鼓励内地人民向河套地区移民。刘恒没有象秦始皇那样搞强制移民，也没有象唐玄宗那样加派赋税。而是诏令内地人多地少或无田无地的家庭可以到边疆随意开垦，开多少地都归个人。政府提供生产工具，并且三年不用交税。
另外，内地人向边关输送粮食到一定数量的，可以得到爵位。在秦汉两代，爵位有许多实际的好处，对平民阶层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这一政策事后证明非常有实效。
虽然文景两代河套地区战火频仍，农业生产没有显著的发展。但是到了武帝的时候，依然沿袭这一政策，那时匈奴被赶到了草原深处，河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就变得非常繁荣。后来历经两汉时期多次变乱，河套地区都为中原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和经济支撑。
汉文帝没有建立他孙子汉武帝那样的丰功伟业。在他的眼里，利民是一切的根本。虽然他在他的年代，想要“从征万里觅封侯”的大有人在。但是毕竟，战争对千百万普通民众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从农民家庭抽调青壮年劳力，并且承当沉重的物质负担。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那张一直画到葱岭以西的，昙花一现的帝国版图，除了让后世的铁血愤青时不时来一句“犯我大汉天威者，虽远必诛”的梦呓。对于只想平安富足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说，又有多少实在的意义呢？
太喜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