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界三大宗教体系

玄野

人类存在的特殊性在于其超越性的主动。这个主动首先体现在人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自身以及其间关系的认识。人超脱物质的束缚而对知识和精神的追求构成了人类的灵性。对个人的关照形成人个体行为的动力，而对可预见到的人类最长远的利益的关照就形成了人类的神性。（作者更正：人类价值度量的核心是神性，构成人类延续的根本。）人类的文化却千差万别，而人类的灵性和神性是一致的。固执于某知识体系而以为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就会造就特定的文化区域，当神性的光辉照耀到这片土壤的时候，这里就会繁衍出特定的宗教信仰道德和价值体系。由于科学以确定性和可重复性作为必要条件，所以科学是没有文化与宗教隔阂的。哲学的存在条件则宽松得多，其涉及的领域也就广泛得多，同时也造成了不同文化领域对同一自然的认识分歧。政治是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缩写，是道德与价值体系的执行者，是人类神性的衍生物。不同宗教间的神性是相通的，所以宣扬宗教的手段只能是沟通与理解，而非征服与对抗。不同知识体系间的灵性是浑一的，所以说科学无国界，哲学家们常相见恨晚。明于神性而志者为圣，乐于灵性而超者为仙。

神性形成了人类活动的目的，灵性的衍生物－－知识构建了人类意识赖以站立与行走的基础。源于自然的共性，不同的宗教信仰道德体现了广泛的一致性；因为自然的无穷和视角的差异，不同的宗教信仰道德体现了各自的特点，从而导致了不同宗教文化与治世策略的分别。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宗教可以分成三个体系，同属亚伯拉罕系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起源于印度的婆罗门教，佛教和印度教，还有中国的儒道教。

三大教系中，人们对儒道教的认识最为模糊。儒道教是中国的主体宗教，他的存在形式异于另外两个宗教体系，而他作为宗教的事实却是与其他宗教具有相同的确定性。哲学认识和人类神性这两个宗教基本元素在儒道教中十分清楚。在中国文化中，道家思想专注于哲学认识方面，而儒家思想专注于神性方面。中国的文化统治阶层在哲学方面信奉老子，而在治世方面皈依孔子。儒道教是一个独立文化圈的必然，也是客观历史事实。儒道教思想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尧舜时期。在春秋之前，两种思想混沌在一起，春秋之后儒道各自清晰出来。历史上二者统一在中国的统治文化中，也统一在道德与价值体系中，甚至于统一在大部份统治者与社会精英的个人思想之中。道家思想之于中国社会有两个主要的后果，一个是入世的儒道教，另一个是出世的道教。老子先道后德以入世，庄子循道逍遥而出世。

人类的神性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同时萌芽于文明之始的。哲学认识相对稳定地发展，而神性却随时间的推移而衰落。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经济的积累导致了神性的堕落。文化延续的必然致使人类神性的间歇式地莅临，以挽救苦难中的人们。历史上的大哲学家和宗教先驱诸如孔子，佛陀，苏格拉底，以及稍后的耶稣和更后一些的穆罕默德等，他们的出现都符合相似的时机。当地的文化与宗教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人类神性的光顾又呼唤出新的生命力。

既然宗教是哲学认识和人类神性的复合体，那么，当某个宗教的哲学根基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这个宗教是否还有价值呢？历史上的众多宗教冲突基本上是由这种想法在人们心中造成的焦虑所导致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首先，人类认识的偏差并非来源于杜撰，而是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某一侧面的过度关注和执着。因为这种执着而否定自己所未知的那一侧面是不明智的。来自于灵性的哲学认识是非功利的，不同文化间很容易沟通，所以哲学往往脱离本文化宗教而率先传播。而神性是丰富厚重的，宗教因信众之多而无法超越原有的哲学基础。霍布斯说，人们的感情的力量一般说来比理智更为强大。人们在比较宗教之间的差异的时候，更多的是采用感情化的先入之见，而非理智的逻辑与抽象以确定是非曲直。这是宗教传播的主要障碍。不过神性具有超越其哲学基础的普世价值，所以宗教具有向其他文化圈发展与融合的能力。

中国人称道的佛道儒之间的和谐是宗教传播与融合的典型例证。儒佛的哲学基础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种差异不是二者神性上的，而是二者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差异。所谓君子和而不同，虽然有这样严重的差异，佛教非但在中国发展起来而且中国最终成为了佛教的最主要传承地。佛教在中国的影响主要是体现了佛陀神性的普渡众生，忍耐，以及因果报应等思想；而佛教的世界观六道轮迴却难以撼动天道在中国文化中的统治地位。基督教在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普及开来。与佛教的传播过程相似，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更多的是崇拜耶稣的神性，而非完全接受基督教的世界观。有些人因为信仰了基督教的某个教派而抵触本土文化敬天敬祖的习惯，是求之于表而悖之于里的做法。其实，基督教在其发展的初期就是经过圣保罗之手突出了神性而减掉了那些为其他文化圈所难以接受的成份。

发生于特定地域的宗教文化有其长亦有其短，有其独特的发现，也有其尚待超越的局限。亚伯拉罕系宗教以神性发达并高于灵性为特点，儒道教神性灵性平衡而且界限分明，印度系宗教神性灵性平衡而浑一。宗教文化之间以融合取舍补益为正道。儒家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基督教说人的一切来源于上帝，而道家说人的一切来源于自然造化，佛教说万事万物都出自因缘造化。实际上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主观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人的先天本质主要来源于造化，而后天塑造取决于环境。好的父母会顺应自然规律，以子女秉赋而扬其长避其短。望子成龙而揠苗助长的父母是不称职的。好的父母要适应环境选择环境，如孟母三迁。为子女的发展意欲改变环境的父母也是不称职的。现实中人们直接体会到的是父母的价值，所谓人生于父母，只在人性与感情意义上顺理成章；哲学层面上，道家佛教观点为上；道义层面上，基督的人人平等是最恰当的阐释。在这个问题上，基督教归于神性，儒家归于人性，而道家佛教归于哲学。

佛教的因果报应在中国的发展变化也是典型的例子。因果报应在人类社会中是广泛存在的，但又与自然规律有着根本的区别。佛教认为，今世善恶今世不报，来世必报。传到中国后，演变出了父辈善恶此辈不报，子辈必报。这显然是被中国宗教中父子相承的理念所同化了。因果律是关于善恶的学说，所以就只局限在具有明确善恶定义和统一道德行为标准的文化圈内起作用。因果律的作用必然是粗略宏观的，而不是如自然规律一样的准确微观的作用，否则人类行为的主动意义就不存在了。在这一古老的宗教哲学问题上，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有着很大的施展空间。因果律的量化将为期不远。

儒家的笺言与信条多基于逻辑和现实经验，圣贤和权威是相对的而且缺乏神圣性，这导致了儒道教相对开放的特点。因此，儒家思想容易为其他文化圈接受，其普世价值从儒家的孝道可见一斑。孝的价值取向首先是对正统道德体系的归依，就是家族在道义上的成就。孝道的本质不是对父母祖先在物质上的供养，而是提倡对宗庙或宗族的责任与义务。中国祭拜祖先，并非是认为祖先是神。祭拜的核心在于对抽象宗庙的崇拜，对祖先血脉的崇拜，或者说对特定DNA的崇拜。其实，西方基督教世界同样有孝道的理解，只是没有儒家的深刻而已。

道家哲学的传播则体现了人类灵性的轻盈。欧洲哲学家们对他的崇敬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西方的文化宗教体系中，科学的一步步发现使得上帝的概念在学者型信徒的心中从一个全知全能的具备人形的神演变为一个抽象的决定意志，又进一步演变成无形无象的唯一实体。与此同时，老子的道法自然，天地不仁，有生于无等断语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类信仰的天空中。

人类的宗教成就和精神果实是以一定水平的物质生活来标志的，但是却不能断言物质决定精神，二者的关系是复杂的。上帝，或者天道给人赋予了物质欲望的同时，也给人赋予了精神，来纠正单纯物质追求的危险趋向。人类在精神与物质上遵循着截然不同的道路。考虑现实的意义，下面谨以形而下的视角来讨论精神与物质的差异。

在精神领域，神性与灵性是超然的，这赋予了心灵无比强大而难以阻遏的力量。在心灵的追求过程中，经济得失，政治荣辱，甚至于个人生死都变得无足轻重。故此，苏格拉底泰然饮鸩，而耶稣大义捐躯。文化宗教的目的在于精神空间的拓展和对人类可预见到的最长远的利益的关照，而经济行为只关心当下的物质效益。在精神与物质之间，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道路。宗教文化的新思维，科学的前沿发现，都因为距离人类的娱乐和消费太远而无法创造经济效益。科学必须经过数十上百年的应用技术发展和经济操控才能到达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新的宗教文化具有相同的特点，也要经过数十上百年的时间用来理解消化传播，通过文学艺术的阐发和道德法律的施行，最后才能进入普通生活并滋养百姓。一般来讲，文化与宗教的创新很难给当事人创造利益。古往今来，哲学宗教文化艺术科学等领域的大家大多生活艰辛，其所得与其贡献完全不成比例。音乐家如舒勃特，贝多芬等等，文学家如巴尔扎克，曹雪芹等等。宗教哲学领域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更加充分。耶稣创立了基督教，而生前仅是政治经济上毫无建树的草民。佛陀的一生更加发人深省，他抛却了荣华富贵，放弃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转而托钵乞食弘扬佛法。也许有人要问，佛陀为什么不掌握并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物力财力和影响力来传播他所领悟的佛法呢？那岂不是效率更高，传播更远，影响更大吗？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规律。人类灵性本身与经济之间完全不相干，自不必论。

文化宗教挟持于政治或者依附于经济都是慢性自杀。文化宗教为世俗所提供的慰藉与知识，和世俗为宗教文化所提供的供养与支持之间不是一种经济交换关系。以经济思维去发展文化宗教是注定失败的。佛陀刻意将宗教文化从经济中孤立出来，殊可谓用心良苦。僧侣对世俗的关爱与精神慰藉，世俗对僧侣的供养，二者必须都是自愿的，而不是互为目的，等价交换。布施者的目的应该在于信仰而不在于未来的收获，弘法者的目的应该在于对人类的关照而不在于个人的物质得失。文化宗教远离经济生活，不是一个净与污的问题，完全是文化宗教生与死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