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回来了，正闹二月逆流，又开始打倒老帅们，开始大家还积极地参加革命，但是听到那么多关于过去谁整了谁，看到当时又是谁在整谁，有脑子的都由热变冷了，后来越想越不对头。怎么共产党也搞勾心斗角呀？就出现了逍遥派，就这么着轰轰烈烈地晃悠了一年多，呆在旁边看人整人。

眼看着过去整人的变成被整的，被整的变成了整人的。干部把地富反坏右整下去了，学生又把干部整下去了，学生又和学生派对派地打起来了，虽然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学生们，特别是北大，清华等由五大领袖领导的学校，甚至动了刀枪，不可收拾。我们学校毕竟胆小，没有搞这些。但是马家爸爸说农大的造反派也把成麻袋装的绿豆运到北京大学的造反派那里，让他们守在楼里时，把绿豆洒在地上，当对方攻击时一滑就摔倒。

打到秋天，中央就提出了复课闹革命的口号，各校也开始准备复课。但是也没放松对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的斗争。系主任们教授们排成队地去劳动，记得果树班批斗系主任沈隽教授，他是从美国康乃尔大学毕业回国报效的，他们把他拉到果树底下让他修剪果树，然后就批判他不学无术不懂修剪。我回家时和我同学的父亲提及此事，他就是不相信教授会没学问，大人总比我们有脑子的多。

果树都是在三九天树休眠时修剪。复课闹革命了，老师把我们班带到天坛公园去修剪那里的桃园。从天坛西门进去路南是皇帝祭天时住的行宫，我们住的地方是环绕行宫外面的一条走廊，走廊有窗有墙有门，窗子是纸糊的，是封闭的，但是到处漏风。虽然我们升起四尺多高的大炉子，仍然像住在冰库里，冻得要死。白天又站在外面爬到果树上修剪，寒风刺骨，我们就这样干了好几天才回到学校。除了这些也没大记住学了什么，春天好像又去涿县分校种稻子，再回来继续复课。

这段时间倒是大家各自学东西很积极，有的学乐器，有的打毛衣。有个施同学，喜欢玩电器，他自己做了扩音器，把喇叭冲着大操场，在宿舍里想找谁就冲着外面喊叫，喇叭特响也很起作用。最可笑的是，我们毕业以后，大家不是搞农就是当老师，他到真改了行，在山东荷泽的一个无线电厂作了技术员。这复课对他真起了作用。

我们还排了大型歌剧歌颂毛主席的，组织了民乐队，军乐队，好几个系联合搞的，到处表演，我表演个主角，还找了个唱得好的唱，我假唱，哈哈，这个好玩比革命有意思。

排球队当然不能停，那是全校每晚的固定节目，我们班男生是最棒的，在那枯燥的日子，每晚看他们打排球不亚于现在看足球大赛的兴奋。最逗乐的是毕业后几乎我们班的那些主力队员都成了工作地点的教练。在吉林的曹同学和李同学有一次还各带自己县的代表队去参加了省里的比赛，老同学见面很开心，可是都想让自己队嬴啊。马家爸爸是打球高手，也带着和林县中学的排球队去参加盟里的比赛呢。队员之一现在在芝加哥呢，她的妈妈是原来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台主任，因为批评苏联专家被打成右派全家被下放到和林县。

这段时间各学校，机关，军队都做毛主席的塑像，我们学校也让大家参加修了一座，那时建毛主席的塑像不是雕刻，都是用现成的模子灌出来的，所以样式基本相同。然后就是每天早上全校各班各自集合跑步到毛主席的塑像前早请示，背诵语录。我最不会背文章，一次老佛爷（我们班的头）让我背“愚公移山”，我背到“古时候有个司马迁说......”时，习惯地背成了“......有个司马迁同志说......"，一生气自己跑回队伍里。没办法，不会就是不会。

有一次，北京化工学院的一个小姑娘来找我玩，住了一夜，早上我们去早请示，她在我宿舍对着窗外梳头，眼见着郭世英从二楼倒着跳了下来。 
 
当然还有晚汇报，加上三顿饭站在食堂门口，挥舞拿着语录的右手，嘴里要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我们也不是机器人，脑子里总有自己的想法，我和我的好朋友每次去打饭时，就挥着手说“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当然不能让别人听见。实际上健康的也没健康成，万岁的百岁也没活到，一晃已经33年没喊万岁了。

那些不逍遥的还在那里折腾，闹悬了，惹了毛老头不高兴，就把工人军队都派到了大学，整学生(臭老九)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就开始了，下次再写。

1967年国庆18周年去天安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