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送走最后一位暑假实习生，接着就忙着完成一篇科研文章，希望赶在回国探亲前投到相关刊物。昨天下午4点钟左右将稿件发给单位科学编辑部，下周五就会收到修改后的稿件。我的工作单位是一个拥有一万七千多员工的专科医院，集临床、科研、教学于一体。医院有一个质量很好的科学编辑部，为医护科研人员送出去发表的文章在文字上把关。因为医院科学编辑部工作人员很忙，编辑文章的周转率比较慢，有的科、系还自己专门雇用一位科学编辑（Scientific Editor)。这使我想起我在做博士后训练时遇到的一位科学编辑工作者，“疯人”/“科学家”。

“疯人”/“科学家”是我做博士后训练单位的一位合同工，准确地说是我工作的系里雇用的一位科学编辑。做这样工作的人员有非常好的文字功底，通常是英文专业的毕业生，也有一些是英文水平很好的理科毕业生。而“疯人”/“科学家”是其中少有的文理兼备的科学编辑。他是我至今遇到的最优秀的科学编辑工作人员。我从他修改后的科研文章中学习到科研写作与文学创作在用词和造句方面的区别，得益非浅。

“疯人”/“科学家”是有名字的，缩写JM。至于他的“疯人”/“科学家”外号是有来历。JM是我当时居住的大学城一道特殊的风景。我和全家搬到那个环境优美、青春活力的大学城（小镇）不久就发现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西方男子在初夏穿着厚厚的冬衣走在校园里或小镇的主街道上。如果与他不期相遇，在离他很远之处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从居住在大学城比较久的朋友们那里了解到，这位男子似乎一年四季都穿着那件厚厚的冬衣外套。朋友们不知道他是否有工作或做什么样的工作，只是知道大学城的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疯人”（craze man）。最初，我和先生也是用“疯人”外号谈论他。然而，当我后来有机会与他同事、认识、和了解他之后，我给他起了“科学家”的外号。

我与“疯人”/“科学家”的相识相知使我第一次对有社交障碍的人有所了解，并且充满了同情。有一天上班后不久，系主任（也是我的博士后导师）找我谈话，请求我的帮助。他询问我能否在下班时给一位合同工搭车，将那人送到他的公寓。导师解释说，通常是他自己送那人回家。但是，那天下午，导师将参加一个会议，包括晚餐，大约到晚上9点才能结束。所以，导师请我帮忙。那人的公寓在我回家的路上，还算顺路。我爽快地答应了，并且抄下了地址。接着，导师将我带到另一个办公室与那位合同工相识。我很惊讶地发现那人就是“疯人”。导师为我们作了相互介绍后，我强忍着那股难闻的气味，礼貌地向“疯人”点了点头。而“疯人”则害羞地站在那里，满脸通红，一言不发。

离开“疯人”的房间后，我对导师说：“我改变主意了，不想给那人搭车。”导师问：“为什么？”。我告诉导师那人是大学城有名的“疯人”，我有一些害怕他，而且他太臭了。导师听了，先是哈哈大笑，接着认真地说：“JM确实比较怪异，并且很臭。但他不会伤害人。否则，我绝不会请你给他搭车。”接着，导师与我分享了他所认识的JM。JM是系里雇用的一位科学编辑合同工。JM本科和硕士学位都是文学专业，但是他的博士学位是神经科学专业。我的导师与JM在做博士后时是同事。导师认为JM比他聪明许多。然而，那时JM就有轻度的社交障碍，与人交流不通畅。因此，JM虽然本、硕、博皆毕业于名校，并且也在一所名校完成博士后训练，但是他没有能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后来，他曾经到日本和欧洲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每一份工作都不能持久。他那愈来愈严重的社交障碍已经无法做科研工作。回到美国后，他的老同学/老同事们（包括我的导师）帮助他，经常请他编辑一些科研文章,使他有一些经济收入。导师一再强调JM虽然有人际交往障碍，但他不会伤害人。

听了导师的介绍后，我对JM有许多的同情，也对自己对JM的偏见感到难为情。我在大学临床实习时，精神病患者所遭受的歧视非常使我心酸。然而，我自己却在现实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他们的歧视者之一。其实，除了少数躁狂型的精神病病人，大多数精神病患者不会伤害他人。我告诉导师我可以给JM搭车。在那天回家的路上，我主动与JM聊天，找我们共同熟悉和喜欢的话题。回到家后，我向我的先生和女儿分享了导师告诉我以及我自己了解到的JM，并且给他起了“科学家”的外号。从此，我们全家交谈到他时，有时用他的名字JM，有时用“科学家”，再也没有用过“疯人”的外号。

在接下去的二年里，当JM到系里上班时，基本上都是我接送他，一直到我离开那里。他有时一周来一次，有时一个月来一次。虽然我在心理上接受了他、同情他、也愿意帮助他，然而，他那远近闻名的臭味经常使与他同车的我难忍，必须开着车窗驾驶。因为他不是一个可以正常交流的人，不容易用讲道理的方法说服他改变不洗澡和不换衣服的习惯。与他熟悉并且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后，有一天，我“威胁”他，如果他还是那样不讲卫生，我将停止给他搭车。果然，下一次我去接他时，他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没有了那难闻的臭味。是否JM只是我接他时才讲究卫生，还是他从此在日常生活中也讲究卫生，那就不得而知了。

JM对科研文章的编辑是一流的。由于他有文学和科学双重训练，他用词严谨、准确。然而，JM 在与人交往上有许多的困难，既有诚实单纯的一面，也有只考虑他自己却不考虑别人的需要和感受的一面。有一些人欺负他，以为他木讷，没有情感。其实，他明白谁对他好和谁对他不好，只是他通常不表现出来或者用不是正常人用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我接送他大约一年左右的时候，JM送给我女儿一套儿童科学丛书。他告诉我那是他儿时父母从旧书店买给他的。如今父母双亡，他没有兄弟姐妹。所以，没有下一代亲戚可以接受这套书。那是JM第一次（总共二次）给我送礼物。虽然是一套旧书，我的全家都很珍惜，也被他感动。原来，“傻傻的”他也知道人间真情。我和我的先生是真心的帮助他和尊重他。

然而，JM第二次给我送的礼物却使我哭笑不得。那是初夏，大学生们放假和毕业生们离校的时候。JM送给我一条粉红色的毛线围巾。当时我就很纳闷。据我了解，JM是一位视钱如命的人，那是他不愿意买车而免费搭车的原因之一。他怎么会花钱在夏天给我送毛线围巾？果然，他告诉我那条围巾是他从垃圾箱里捡出来的。他说，在他居住的公寓建筑群住了许多的大学生。毕业时，学生们经常扔掉许多有用的好东西。他经常站在客厅的窗户观察，见到扔掉的好东西时就去捡回来，包括这条围巾。知道他不是一位正常人，无法与他理喻，我接收了那条围巾，并且谢谢他。回家后，我告诉了我的先生这条围巾的来历。我们将围巾和我们的其它一些衣物捐赠给一个慈善机构帮助有需要的人。

【后语】我在书房写这篇文章时，企鹅先生在另一张桌子上看书。他问我在写什么，我与他分享了内容。听到“科学家”的名字，先生也想起了往事而笑了。企鹅先生问我：“有必要花时间写他（JM)吗？”。我回答：“有啊。JM 是一位我们生命中曾经遇到过的人，而且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 我希望能从我的经验教训中使人们对精神疾患者多一些宽容，理解，和接纳。”这大概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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