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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二月逆流”前后

(2009-08-21 12:15:35) 下一个

欧阳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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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1967年一月下旬,为了防止“一月风暴”引起的全国大乱影响到

军队,林彪和几位老帅制定了“军委八条命令”,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同时,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在不同的场合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作法提出

了指责。从1967年2月中旬开始,各地军方以“军委八条命令”

为依据,对造反派冲击军队的过激行为进行反击,将大量的造反派群

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有的地方采取了开枪镇压、大规模逮捕等极端手

段。因而形成了“二月逆流”,使文化大革命出现重大的逆转。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指责。当毛泽

东发现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时,他通过中央文革发

动造反派群众组织对“二月逆流”进行反击。不久,林彪也表态支持

文化大革命,并且配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需要制定了“军委十条命

令”,在事实上否定了先前的“军八条命令”。此后,文化大革命再

度出现大的反复。

毛泽东在为各地造反派群众组织平反、迫使军队转向支持造反派的同

时,也考虑到稳定军队。鉴于林彪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表态,毛泽东决

定以林彪及其老部下为依靠来实现稳定军队的目的。

一、“二月逆流”前的文革局势

二、“二月逆流”在中央和地方的表现

三、反击“二月逆流”

四、反击“二月逆流”的后果和影响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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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逆流”在中共官方的话语中也称为 “二月抗争”[1],[2]。

在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这样定义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

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

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

受到压制和打击。”[3]

现在人们说起“二月逆流”,直接想到的就是“大闹京西宾馆”、

“大闹怀仁堂”,但实际上并不仅止于此。事实上,由于“大闹”的

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在当时还有一定的权力,还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

在军队有实权和影响,更由于“二月逆流”之前、“二月逆流”期间

军队的一些作法一度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林彪的支持,所以,“二月

逆流”的在全国各地的影响比仅仅是“大闹”要广泛的多,波及到全

国许多省,在很多地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

革命运动’”。[4]

接下来的“反击二月逆流”同样也不仅仅是毛泽东对“大闹”的斥责,

也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各个方面的一系列的活动。

“二月逆流”和“反击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中两个猛烈的急转弯。

造成这种反复的决定因素当然是毛泽东本人。在这段时间里,林彪的

所作所为也是颇为复杂的,决不是像中共官方所描述的那样,是“林

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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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月逆流”前的文革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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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7年1月中旬,各级党政机关基本上全部瘫

痪。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带动下,夺权浪潮席卷全国,逐渐波及到

军队。根据毛泽东“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军队开始

介入各地的文化大革命。

军队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这一点地的态度是肯定的,他在

《五一六通知》中指出“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

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

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

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 ”[6]

以后毛泽东本人不断地重复自己的这个观点。

1967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写道:“党、政、军、

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

子、 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

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7]

那么军队中那些人是“走资派”呢?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

接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

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8]

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搞,冲击和动乱达到什么程度,毛泽

东的态度则是犹豫的,常常是模棱两可,前后不一。

例如,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

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指出:“军队院校领导和教

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

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9]

这就使文革的动乱波及到军队,先是军队院校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

踢开党委闹革命,把矛头指向本单位的当权派。随后四处串联,使部

队文体单位、机关、医院纷纷动乱起来,冲击上级军事机关,以至于

冲击各军、兵种司令部、国防部、中南海。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明白搞文化大革命,需要军队的支持,因此军队

需要一定程度的稳定。所以,也有“不准许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

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联和散发传单”的指示[10],以及“我认为

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前有后”,“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

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叉开”的想法[11]。

基于毛泽东的不确定的态度,副统帅的林彪的办法一是“口头上紧

跟”,二是“行动上推托”。

“口头上紧跟”表现在“一切请示主席,一切遵照主席的指示办事”,

“对主席的指示要坚持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12]

“行动上推托”则是尽量少表态,尽量回避矛盾。对此,张云生在

《毛家湾纪实》中有具体的描述:

当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学生到国防科委揪斗赵如璋的时候,国防科委

副主任罗舜初请示林彪该怎么办,林彪的答复是:“不用答复。”

[13][14]

当秘书汇报各省、市委受到造反学生的冲击时,林彪说:“不要再讲

了。”[15]

当军队院校的学生冲击国防部时,叶剑英和刘志坚报告林彪,希望

林彪给出处理的指示,而林彪则对秘书说:“我没什么,就让他们

去处理吧!”[16]

尽管如此,林彪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

是不一样的。林彪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是“升一批人的官,罢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17]。林

彪在以后的行动中处处体现出这一点。

毛泽东要的是“天下大乱”[18],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

的“一场大革命”[19],这就不仅仅是要“升一批人的官,罢一

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而且要将机构整个砸烂。中央文革、

红卫兵(保守的和造反的)[20]、造反派都是毛泽东实现“天

下大乱”的工具。

林彪在这一点上与毛泽东有根本的区别。尽管林彪在口头上紧跟毛泽

东、附和毛泽东,尽管毛泽东砸烂了党和政府的机构,军队的机构在

整个文化大革命当中虽然受到冲击,虽然有过局部的瘫痪,但是始终

没有整个地砸烂。要将机构整个砸烂,这一点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

文化大革命宗旨。具体到军队,毛泽东既有“砸烂”的一面,也有

“稳定”的一面;林彪则始终是强调和坚持“稳定”的一面。

后来参与“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帅和副总理是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

对于整肃刘少奇也是赞成的。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的人事变动可以

看到:不仅仅是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上升到第二位,还

有除了陶铸、陈伯达、康生上升到政治局常委以外,李富春也进入常

委;

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都进入了政治局(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已

经是政治局委员);[21]

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在1966年1月由中央军委常委升任军委副

主席(聂荣臻已经是军委副主席)。[22]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作法有些意见,

而且用中央的官样文章的话语公开表达出来。[23]

在“稳定军队”这一点上,林彪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意见是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倾向表现得比林彪要明显一些,林彪

在言词上要更显得“紧跟主席”。

林彪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分歧在于“升哪些人的官,罢哪些人的官,

保哪些人的官”。实际上几位老帅之间也是有分歧的。例如下面我们

会看到叶剑英和徐向前在这一点上的对立。

基于中央领导层的这种态度,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展开,军队在

1967年1月开始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冲击。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任何组织、团体、个人,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包

围、冲击国家机关、军事机构都是违法犯罪的行为,都应该受到法律

的制裁。但是,由于毛泽东将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认为“对反动派

造反有理”[24],于是任何行为只要带上“革命”、“造反”的标签

就可以横行无忌,就可以冲击一切。

如果说对于1966年8月前后红卫兵的暴行,毛泽东还可以赞赏、

林彪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还可以沉默的话[25],到了1967年

的2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被揪斗的人已经不计其数,其中许许

多多的人遭到毒打和虐待,省、部级以上的干部中已有张霖之、赵尔

陆、陶勇被斗致死,阎红彦、卫恒自杀。即使毛泽东还可以沉默,林

彪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已经不能没有愤慨之意了。

如果说对于1966年10月前后,各级党政机关受到的冲击毛泽东

还可以拍手称快、林彪还可以回避矛盾、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还只能发

点牢骚的话,到了1967年2月各级军事机关受到冲击,连吴法宪、

李作鹏、邱会作都因造反派的揪斗而“东躲西藏”,而且各地军队的

负责人如许世友、韩先楚已经气愤已极的时候,他们谁也无法袖手旁

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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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月逆流”在中央和地方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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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逆流”在中央的表现有: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的“大闹京西宾馆” ;

1月28日,“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

2月11日和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

为了表现“老一辈革命家同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26],中共

官方对这些事件进行了黑白两极化的曲解,尤其歪曲了林彪在其间

的作用。而对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以及周恩来的一些言行则作了掩

饰,因为这些言行在官方后来的观点中是“缺点错误”或者“违心的

话”。

“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则表现为军方对造反派的整肃和镇压。如果

说中共官方对“二月逆流”在中央的表现作了曲解的话,那么中共官

方对“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的表现则是加以掩盖,因为这里有许多

复杂的矛盾、血腥的场面,即使完全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来看,也很

难分清“敌我双方”和“谁对谁错”。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的“大闹京西宾馆”,其焦点是关于

揪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其实质是文革在军队中造成的动乱应当达到

什么程度。

毛泽东本人对于“文革在军队中造成的动乱应当达到什么程度”是不

十分确定的,对于是否要打倒萧华也是犹豫的,这种犹豫一直持续到

1967年的夏季才见分晓。

中央文革一方,出于自身的机构的利益,希望把文革的烈火烧到军队,

把动乱的程度加大,所以支持揪斗萧华。而出席会议的军队的领导,

则有不同的打算:军方作为一个整体,出于自身的机构的利益,希望

军队稳定。在机构稳定的前提下,要“升一批人的官,罢一批人的官,

保一批人的官”。那么,升哪一批人的官,罢哪一批人的官,保哪一

批人的官,不同的山头又有不同的想法。在“大闹京西宾馆”的具体

场合,叶剑英希望保萧华,而当时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是

站在中央文革一边,赞成揪斗萧华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以及其他

一些人,由于过去的一些个人因素,也是这个态度。

因此,在“大闹京西宾馆”的过程中,既有军方整体与中央文革的对

抗,也有从徐向前和叶剑英的对抗体现出来的军队各山头之间的矛盾。

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在与中央文革的对抗中“徐帅一掌拍在茶几上,把

茶杯盖震落在地。叶剑英怒不可遏,用拳头连连捶击着桌子”。

[27]

实际情况是徐、叶两人在是否要揪斗萧华的问题上拍茶几、捶桌子,

相互对抗。

《叶剑英传》中隐讳地写到了这一点:“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

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

‘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

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

叶剑英“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

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接捺不住满腔怒火,

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

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

[28]

《徐向前传》的描述是:“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

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他说:肖华是

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

骨。接着‘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传扬开了。”[29]

当时在场的吴法宪后来证实:“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出于

责任,和陈伯达一起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于是引起两位元帅之间

的对抗。”[30]“与会的军中高级将领见两位老帅对拍桌子,谁

也不敢说话,有的见势不好干脆溜走了,一时会场大乱。”[31]

对此,王年一含蓄地说道:“军队高级将领的抗争极为复杂”。

[32]

林彪的本意是保萧华,认为“萧华是总政治部主任,不能轻易点名打

倒;这样大的事必须请示主席”。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态度不断反复,

所以代表林彪出面的叶群的态度也不断反复,直到 1 月20日深夜毛

泽东表态保萧华。[33]

此后,林彪和江青大吵一场[34],甚至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

了”[35]。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了军方高级将领,“一方面要求军队要站在

革命派一边,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面又耐着性子听取了军

方将帅们诉说挨整被斗的情形,表态说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

不要分裂。”[36]参加过接见的陈再道后来说他当时得到的印象

是:毛主席“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

坏人’。”“我当时的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

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

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37]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在1967年1月28日颁布了“军委八条

命令”[38]。照中共官方的说法是:“经过老帅们的努力,

终于起草了军委八条命令,分送给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把叶剑英、

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清去,一起对八条命令作了仔细研究。

他认为八条很好,并提出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戴高帽子的规定。

林彪也表示同意。”[39]

王年一的说法是:“徐向前当时是全军文革下组组长,提出要制定这

个文件”[40]。然后引用了徐向前在他的自传《历史的回顾》里

的描述。徐向前的原话如下:

“我们心急如焚,几次打电话找林彪,他都不见。我实在憋不住了,

干脆去‘闯宫’。一月二十四日晚饭后,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

林彪的秘书见我突然到来,不便阻挡,领我去会客室,林彪、陈伯达

正在交谈。我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说:军队

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织织、不

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林彪连连点头,说:是的,军队

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

七条。接着,他说请叶、聂来研究一下。陈伯达便起身告辞。叶聂来

后,都赞成七条。确定由叶、聂和我去钓鱼台,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

我还特意打电话给陈毅同志,请他到钓鱼台开会,多一个人多一份力

量嘛。

我们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人都在,陈伯达也在。他们把周总理也请

来了。我讲了产生这个文件的因由,让人念了文件内容,经反复讨论

获得通过。”

“‘七条’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毛主席提议交住京西宾馆的各大军

区负责同志讨论一下,征求意见。大家讨论中,鉴于昆明军区曾反映

过有的高干子女参与抄民主人士的家,影响不好,建议增加一条严格

管教子女的内容。我们采纳,‘七条’遂变成了‘八条’。一月二十

八日下午五时,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毛主席审批。毛

主席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拿到批

示后,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啊!’据我观察,林彪当时有自己的算盘。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

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向毛主席交不了帐,对他不利嘛!”

[41]

张云生的说法与此有很大的不同:林彪“于1月20日晚紧急约见叶

帅、徐帅、聂帅和杨代总长,商量对策。根据大家的讨论,林彪归纳

了九条,经他口授,林办秘书记录并整理出来,交给当夜召开的中央

军委、中央文革联席会议讨论,准备以军委命令的形式公开发布。”

...“第二天早晨,叶帅打电话给林办。叶帅说:‘我们昨晚在钓

鱼台讨论军委命令的稿子,争论非常激烈。我们拿去的九条,通过了

七条。’...”

“中午,钓鱼台发来一份铅印的军委命令草稿清样。这就是昨天钓鱼

台会议讨论通过的那七条。林彪听说后,立即约见主席。主席当面表

示同意这七条,并提议再加一条,加强对干部子女的教育。这就是后

来传遍全国全军的那个军委‘八条命令’。”[42]

《徐向前传》的说法与徐本人的说法大致相同,但是也指出草案最初

时“九条”而不是“七条”,在钓鱼台“经讨论改为七条”。“后来,

林彪把七条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主席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

发。’又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根据毛主席

的指示,将修改后的八条交住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

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同意照发。林彪

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43]

《聂荣臻传》的说法:“作为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这时实在

坐不住了。1月24日晚,他和聂荣臻、叶剑英先后来到毛家湾林彪

住地,向林彪陈述了军队不能再这样乱下去的理由,要求规定出一些

条条,以稳住军队。当晚,经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

林彪同意后,叫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人拿着这个命令初稿去征

求中央文革的意见。中央文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夜里3点多钟,周恩

来也参加了讨论。江青等人知道这已经经过林彪的同意,没有多说什

么。第二天,就将命令初稿送请毛泽东审定。1月28日下午,毛泽

东特地把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儿位老帅请到中南

海,详细地进行了研究,并在命令初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要严格管

教好高干子弟,不得任意抄家’的内容。接着,毛泽东亲自批发了这

个文件。”[44]

《叶剑英传》的说法是:“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同其他几位军

委领导同志反复商量,一致认为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说:

‘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

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1月24日

晚,徐向前、叶剑英和聂荣臻先后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

队要有个限制,要尽快搞个条令和规定。林彪同意,拟定了一个军委

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讨论,又报请毛泽东批示。毛泽东亲自找几位

元帅进行研究,最后审定批示‘很好,照发’。”[45]

对比以上几种说法:张云生认为“军委八条命令”在林彪的积极倡导

下形成的;徐向前本人、《徐向前传》、《聂荣臻传》、《叶剑英传》

都说是林彪在徐、聂、叶的要求下拟定的,其中关于每个人的作用,

说法各有不同。虽然说法各有不同,但都认为是林彪拟定在先,毛泽

东批准在后,而不是中共官方说的几位老帅拟订、毛参与研究批准后,

“林彪也表示同意”。而且从徐向前叙述的“万岁万岁万万岁”来看,

林彪内心是非常希望有这么一个命令的。

2月11日和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的直接诱因是:毛泽东在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陶铸被打倒一事批评了江青和陈伯达。

会后李富春将消息传播出去,再加上林彪与江青大吵,几位老帅和副

总理受到了鼓舞,也觉得该出出气了。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大

闹怀仁堂,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46]

王年一、高文谦、纪希晨等人的书中均有关于这两次会议的部分内容。

其中陈毅的话颇有意味。据王力说:在周恩来和康生对会议记录作最

后整理时,陈毅认为记录歪曲了他的一些话,要求删去,被周恩来拒

绝。[47]

“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体现为军方对造反派的全面回击,在很多地

方表现为“二月镇反”。中共官方对此完全不提,似乎文革中根本没

发生过这回事。王年一的书中略说了“二月镇反”几个例子[48],

但没有指明“二月镇反”是“二月逆流”在各地的表现。事实上“二月

镇反”是文革中有极大影响的事件。

各地军方负责人在面对文革初期的混乱局势都感到非常的困惑,当军

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时,他们的困惑已经变成了不满和愤怒。

“军委八条命令”使压抑已久的军方拿到了反击造反派的尚方宝剑,

纷纷对包围、冲击军队的造反派进行回击和镇压。除了“八条命令”

之外,中央军委常常还有针对但地具体问题的电报、命令或通知,支

持当地军方的打击造反派的行动[49]。

各地军方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和针对各地的具体命令,对造反派进

行了不同程度的“镇压”,很多地方都抓了人。广东、福建、安徽、

河南、湖南都抓捕了造反派骨干,取缔了一些造反派组织。其中抓人

较多的有湖北、四川:武汉抓了两、三千人[50],四川抓了近十

万,仅成都就抓了两万[51]。对抗最为激烈的是青海,发生了

“二二三流血惨案”[52]。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毛泽东对各地镇压情况的具体态度,但是

据推测毛应该是默认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军队如此大规模的行动

没有毛的认可是不可能的;同时,官方的舆论工具也对军队的行动表

示了支持:

2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对那

一小撮反动的首恶分子,要坚决镇压,绝不留情。”

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柱石》“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军委制定的方针政策,就是无产阶

级的最高纪律。”“必须严格地、坚定不移地遵守这个最高纪律。”

又例如,中央文革对于镇压湖南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是表态支持

的[53]。

所有这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的表态,紧跟毛泽东的林彪也不明确表态。

对此,张云生写道:“主席最初对(赵永夫处理)青海事件是持肯定

态度的。因为主席已有过内部指示:对那些肆意以武力反对和冲击解

放军的右派群众组织,当一再的说服工作和忍让态度不能奏效之后,

可以进行镇压。”[54]

“‘二二三’当天,赵永夫通过电话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

英元帅报告,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

‘反革命暴乱’。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但不知为什

么消息到了西宁大街上,‘叶副主席’变成了‘林副主席’。秘书向

林彪报告说,西宁传说‘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林

彪听了一笑了之,不加评论,不置可否。”[55]

军方对造反派的打击也是很极端的,造成不少的冤案。军方照样只有

政治观点,没有法律概念。有时为了夸大造反派的违法行为,甚至采

用栽赃陷害的手法。[56][57]

到了1967年的3月,各地的形势显得稍微平静一些了。这时已经

有上海、黑龙江、山西、山东、贵州五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58]。在一些激进的造反派被镇压的省份,军方也在考虑解放一

些领导干部,依靠保守派或温和的造反派来建立革命委员会。如果照

当时这种局势发展下去,文化大革命可以按毛泽东的预想,在“二、

三、四月看出眉目来”[59]

如果按1967年3月的状态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话,其结果与后来在

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实际上的结

果所差无几:

军方在革命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配上一些文革前的领导干部,群众

组织会在革命委员会中有一些代表,但没有本质意义上的作用。

略有不同的是:当时军方选择的群众组织代表是来自保守组织或温和

的造反派组织;而后来实际上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群众组织代表

来自温和的或激进的造反派组织,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群众

组织代表在革命委员会中起的作用实在是很有限。而且,不论是来自

温和的还是激进的造反派组织,大都在接下来的“清理阶级队伍”、

“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运动中被清洗了出去,有的还又

重新进了监狱。

然而毛泽东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认为这样的文革结局是“反革命

复辟”,他要反击这股“从上至下各级都有”的反革命复辟逆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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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击“二月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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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闹怀仁堂”是 2 月16日下午,当晚张春桥、王力、姚文

元整理了会议记录,几小时后,毛泽东召见了他们,听取了汇报。

2月19日临晨,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会前曾“通知林

彪去参加。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请假,派了叶群作为他的代表。”

[61]

毛泽东在会上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62],对谭震林等人严厉指

责,说“你们就是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是要刘、邓上台,中央文革

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百分之九十七八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

文革,我就反对谁,十一中全会决议你们都举手通过了。为什么执行

起来有抵触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

资本主义复辟。要对文化大革命发难。”[63]

其中有一句话的确是说到了点子上:“十一中全会决议你们都举手通

过了。为什么执行起来有抵触呢?”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

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

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64]

毛泽东此话的用意完全在于离间林彪与其他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将林

彪拉到自己一边。所谓“他的地位也不稳当”、“有人要夺他的权”,

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

为了拉拢林彪,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之前曾“特意把叶群找来单独谈话,

作了工作”,“并特许叶群今后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而后“又专

门指派江青代表他去做林彪的工作”。[65]

毛泽东向林彪发出的这些信息,在一个月之后得到了林彪的回应。但

在当时,林彪的反应仍然任然是被动的。例如:

在第二次大闹怀仁堂之后,谭震林给毛和林彪写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信

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66],而林彪也就只在上面批写了“谭

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67]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指责,并没有上纲上线。

又例如:2月20日,当江青和王力向林彪汇报16日“大闹怀仁堂”

的情况时,林彪也就“只讲了两句话:‘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陈

伯达只是一个书生。’”[68]

毛泽东在对几位元帅和副总理的“大闹”进行反击的同时,也开始注

意到全国各地出现的军方镇压造反派的现象,认为“从上至下各级都

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69]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也积极行动起来,发动造反派起来策应。

首先是在北京,3月14日,首都红代会举行十万余人的示威游行,

主题是“痛击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示威中的口号有:

“坚决打退从上到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把反攻倒算的谭震林

揪出来斗倒斗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

谁”、 “打倒谭震林”。[70][71]

反击浪潮随后逐渐传到全国各地,各地造反派纷纷喊出口号,要揪出

当地的“谭震林式的代表人物”,例如:武汉要救出“武老谭”陈再

道[72],广州要“抓广谭实际上就是抓黄永胜、刘兴元”[73]。

当林彪明确地知道了毛泽东反击“二月逆流”决心以后,开始响应。

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

[74]。林彪在这次讲话中没有直接提到“复辟逆流”,也没有直

接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提出指责。林彪以他独特的方式为文化大革

命作了辩护,讲出了“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

大、最大”的名言。

这篇讲话应该是代表林彪本人的看法的,根据秘书长云生的回忆:尽

管秘书和叶群、林立果一起为林彪的这次讲话准备了稿子,但是,

“林彪大都没有照用。他有他自己的一套。”[75]本文认为:林

彪“三二〇讲话”是支持毛泽东反击“二月逆流”的表态。

毛泽东对林彪的“三二〇讲话讲话”非常满意。4月7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

席指示,林彪同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讲话录音,应向中国人民解

放军人员和全国红卫兵播放。

林彪同志的讲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报告,对指导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导人民解放军正确

地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两条路线的

斗争中进一步取得胜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76]

4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将这份讲话的整理稿正式印发全国。

3月25日,在处理青海问题的会议上,林彪明确表态认为“青海问

题是一个大案件,是实行法西斯的大镇压”、“是一个反革命政变”、

“是带枪的刘邓路线”。

在解释前一段时间的不同态度时,林彪说:“前几天我们没有调查清

楚,只听了赵永夫的谎言。原来他们把问题完全弄颠倒了。”

“赵造谣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总理也打了电话,(总理插话:根

本没有那样的事)。他说打电话‘打得好’,都是捏造。”

与此同时,林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军队的看法:“我们的部队大多数

是好的,但确有坏人,不但青海有,总政、总参、总后,各军也

有,...”,“三个总部、空军、海军确有坏人。如果不是文化大

革命,空军就会被坏人夺了权。他们不是把地位、人选都安排好了吗?

海军主持工作的几个人也会被夺权。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向我们猛烈

进攻。总后也是这样,黄克诚,洪学智和他们的爪牙,就抓了邱会作

同志的小辫子,邱会作同志小偷小摸的事有,应该烧,但邱会作是个

好同志。总政也有,总参也有,都是坏份子。”“这场文化革命的斗

争,是阶级斗争,不是宗派斗争。空军的成均就是要夺权的,这是贺

龙搞的,这些坏家伙,你不斗倒他,他就斗倒你,不是什么宗派斗争。

你想躲也是不行的,想防御也是不行的,只有进攻,这是不以人们意

志为转移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进行到底。”[77]

这是林彪就“升哪些人的官,罢哪些人的官,保哪些人的官”向毛泽

东发出的信息反馈。林的信息以后得到了毛的正面回应。

从三月下旬开始,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明显的逆转:

1967年3月24日,中央发出了《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其中

专门提到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

示”,决定为造反派“八·一八”平反,将“赵永夫隔离收审”[78]。

3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4月1日又转发该

决定的附件,其中规定规定:“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

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

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

‘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

取消。”[79][80]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81]。

4 月 6 日,中央军委发出的《十条命令》中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

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

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

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

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

右,概不追究。”[82]这样就在实际上否定了1月28日的《八

条命令》。

“军委十条命令”是林彪主动制定的。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说

是林彪当着黄永胜的面口述的,“他一边思索一边说,黄永胜也偶尔

插上一句半句,我做了记录”,最后,林彪“向我布置:‘把他整理

一下誊清后给叶群,让她送文革去讨论一下。”“这正中了钓鱼台那

些人的心意,因此中央文革很快就通过了。”[83]

面对中央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态度,各地军方开始显得不知所措,

随后在执行中央决定的时候都有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但是大都还是

执行命令,释放了抓捕入狱的造反派。在面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要求

他们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且要转向支持造反派的问题上,

行动各有不同,中央对他们的处理也各有不同。例如:

福州军区、广州军区和湖南省军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都做了检

讨,中央对他们的检讨都持肯定的态度。[84]

对另外有些军区则进行了改组,如内蒙古军区[85]和成都军区

[86]。

也有的军区一直对中央的指示怀有抵触情绪,其中抵触情绪最大的当

然是武汉军区。直到5月中旬,武汉军区虽然释放了大部分被捕的造

反派骨干,但仍没有释放一些主要负责人。同时拒绝认错检讨,并且

仍然坚定地支持保守派。后来为了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亲自南下,

终于酿成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

============================== 

四、反击“二月逆流”的后果和影响

==============================   

在毛泽东“无产阶级的震怒”之下,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一个个面面

相觑,没人敢吭声”。[87]

“毛泽东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并分别同他们

几个谈话。”“2月9日,周恩来、李富春同陈毅谈话,传达毛泽东

的批评。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同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

念、谢富治同徐向前谈话。”[88]

此后,“根据毛的决定,中央政治局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在

怀仁堂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斗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

人。”[89]被批判斗争的甚至还包括这些人的家属。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反击“二月逆流”直接后果是几位老帅和副总理

“靠边站”,“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国

务院碰头会”来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为此江青曾取笑说:“你周恩

来也得来开我们这个碰头会,因为你那个碰头会已经不起作用了。”

[90]周恩来也只好说:“以后你们做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91]

由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只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作法,并不是反

对文化大革命,所以毛经过考虑,认为还是需要这些人:一来刘少奇

的案子还没最后搞定,二来这些人在各地军方中还有相当的影响,所

以,毛泽东接下来又对这些人做了一点安抚: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开

“团结会”,说几句安慰的话,让他们于1967年的“五一节”在

天安门亮相。

既然毛泽东要做好人,林彪也就没有必要作恶人。在得到毛的同意之

后,林彪派黄永胜和吴法宪到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家去告知他们:毛已

同意“解放”他们了。但是,谭震林仍然没有得到“解放”。[92]

除谭震林以外,其他六位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都进入了新的

中央委员会。

毛的这些做法与他对各地军方负责人的做法是一致的:

尽管各地军方对造反派的镇压要比文革初期的工作组厉害得多得多,

打击面也广的多,但是毛对他们的态度却是比对工作组缓和的多,只

是说:“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

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

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

了。”[93]

又例如对成都军区,毛泽东说:“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

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

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

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

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

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

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

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

的。”[94]

毛泽东在纠正各地军方对造反派的镇压,为造反派平反的同时,一面

要求军队转向支持造反派,一面要求造反派不要和军队对立,要求各

造反派群众组织团结起来实现“大联合”“三结合”。

尽管4月6日颁发的“军委十条命令”在事实上否定了先前的“军委

八条命令”,毛泽东还是希望“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

对的。”[95]并且要求造反派:“我们要遵守‘八条’,解放军得

遵守‘十条’”。[96]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稳定军队的具体办法,首先要考虑

的就是通过那些人来稳定军队。王年一曾就此指出:

毛泽东在1967年4月间定下了一个秘而不宣的决策:“借重林彪

及其老部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稳定北京军内的局势。意

图是:通过稳定北京军内的局势,达到稳定全军的局势的目的;通过

稳定全军的局势,达到稳定全国的局势的目的。...大概以

1967年5月13日为起点,实行了这个决策。”[97]

这个决策体现在对“五一三事件”的处理。“五一三事件”的经过情

形,王年一、纪希晨、严家其[98]都有叙述,张云生的《毛家湾

纪实》中专门有一章介绍[99]。王年一的文章《“五一三”事件 

— 一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100]的分析尤为精辟。

在处理“五一三事件”的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林彪坚决地支

持了保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保守派,即“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而中央文革却一反常态,没有继续支持他们以前一贯支持的反对吴、

李、邱等人的造反派,即“三军冲派”。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决策,一向“被动”的林彪不可能这么坚决地支持

某一派群众组织,一向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也不可能这么迅速地转

向的。

本文要专门指出的是: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策、之所以决定

“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来稳定军队,是和林彪积极支持反击“二月

逆流”的态度分不开的。

林彪在支持反击“二月逆流”的时候给毛泽东发出过信息,对于升哪

些人的官、罢哪些人的官、保哪些人的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五一三事件”前后,毛泽东对于林彪的信息给与了回应。回应的结

果是:在空军,保了吴法宪的官;在海军,升了李作鹏的官;在总后,

保了邱会作的官。[101]

不仅仅是如此,在各大军区的人事变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哪些人升

官:

1967年3月,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梁兴初升任成都军区司令员;

1967年5月,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调任成都军区政委;

1967年7月,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升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1967年7月,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升任武汉军区政委(连升三级)。

[102]

毛泽东的这种有利于林彪的回应,是林彪坚决支持反击“二月逆流”

的结果。

所以林彪后来说:“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总后当

权派中的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海军的李作鹏、王

宏坤、张秀川也是被整。吴法宪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

尝到甜头。”[103]

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毛泽东依靠林彪等人来稳定军队的重要性。

如果当时不是依靠吴、李、邱等人,以及“三军无革派”的话,军队

各军、兵种、各总部仍将是一片混乱,到“七二〇事件”爆发时局面

将变得无法收拾。

以后毛泽东和林彪的一段对话,颇有意思:

毛泽东对林彪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在群众

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都按个人的意见办,军

队怎么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个人的意见办,这样军队就不象个样子

了。还是你说的:‘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林彪回答说:“这两句话是很普通的两句话。还是主席说得好,‘在

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要说对

的就执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行动起来各行其是,不就乱了套了

吗?”[104]

但是,反击“二月逆流”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并没有按照毛的主观

愿望发展,还真是“乱了套了”。

毛的初衷是:军队支持造反派,造反派团结起来,解放一批干部,实

现“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达到天下大治。然而,

局势的发展却是:

群众组织并没有团结起来,反而更加对抗,在“二月逆流”中受到镇

压造反派组织与协助过镇压的保守派组织势不两立,例如在武汉;有

些地方保守派组织已经瓦解,但是造反派组织又分裂成对立的两大派,

仍然势不两立,例如在成都。

军队也卷入了群众组织的纷争,支持某一派,甚至不同的军队系统支

持不同的群众组织。在解放干部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不同的群众组

织要解放不同的干部,有些干部支持这一派,另外一些干部则支持那

一派。

于是不同的军队系统之间的矛盾、不同派系的干部之间的矛盾、与群

众组织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局面更为复杂。

军队和造反派的矛盾、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造反派中间不同组织

的矛盾、不同的军队系统支持不同的群众组织、不同的群众组织要解

放不同的干部,所有这些都被冠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甚

至“国共两党的斗争”,使对抗越来越激烈,一直发展到1967年

七、八月的全国性大武斗,真如林彪所说“‘文化大革命’,变成武

化大革命喽!”[105]

============================== 

五、结论

==============================   

以上本文简述了文革中的“二月逆流”、以及林彪在这段时间的言行,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二月逆流”既表现为“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

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也体现为各地军

方对造反派实行的镇压。

“二月逆流”的产生,在最初阶段时得到了毛泽东的默许、林彪的支

持。作为各地军方镇压造反派的依据的“军委八条命令”,是在林彪

的主导下、几位老帅的参与和促成下拟定的,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当毛泽东认为“二月逆流”的结果将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时,他又对

“二月逆流”进行了反击,并且拉拢林彪加入反击。林彪“被动”了

一段时间之后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具体表现有“三二〇讲话”、三

月二十五日针对青海问题的讲话、制定“军委十条命令”。

鉴于林彪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毛泽东决定以林彪及其老部下为依靠

力量来稳定军队。“五一三事件”的处理结果体现了毛泽东这一决策。

原载《百年林彪》纽约:明镜出版社, 2007

============================== 

注释

==  

[1]金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二版)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年,第152页

[2]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三版)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第130页

[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1981年6月27日

[4]《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中发[67]147号文件 1967年5月7日

[5]同[2],第145页

[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中发[66]267号文件 1966年5月16日

[7]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7年1月30日

[8]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

   1967年2月3日

[9]《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紧急指示》

   中发[66]515号文件 1966年10月5日

[10]《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的

    三条意见》1966年12月3日

[11]毛泽东《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7年1月27日

[12]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

[13]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北京 春秋出版社 1988年,

    第26页

[14]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80页

[15]同[13],第40页

[16]同[13],第58页

[17]同[12]

[18]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7年7月8日

[19]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

    事件的谈话》1967年1月8日

[20]“天下大乱”最初是由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揪斗“牛鬼蛇

神”开始的,后来在冲击各级党政机关的过程中,红卫兵分化为主动

冲击的“造反派”,和反对大规模全面冲击的“保守派”或称“保皇派”。

[21]《中共中央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结果的通知》

    中发[66]400号文件1966年8月14日

[22]《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年

[23]同[14]第123至125页

[24]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1966年8月1日

[25]虽然林彪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几次天安门讲话中都赞扬了

红卫兵的行为,但本文并不认为这些讲话就是林彪本人的意思。这些

讲话都是毛泽东授意、别的人写成、林彪照本宣读。

[26]同[2]第139页

[27]同[2]第133页

[28]军事科学院编写组《叶剑英传》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第409页

[29]国防大学编写组《徐向前传》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年,第321页

[30]金秋《权利的文化-文革中的林彪事件》(英文本)

    斯坦佛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95页

     Jin Qiu. “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 明镜出版社 2003,

    第196页

[32]同[14],第207页

[33]同[13],第65至68页

[34]同[13],第163页

[35]同[31],第197页

[36]同[31],第196页

[37]陈再道《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

    载国防大学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

    北京 1988年

陈再道的说法不确切,军委八条命令在这次讲话之后。不过从

这里也可以看出:各地军方打击造反派也曾得到过毛的许可,至少在

陈再道是这样理解的。

[38]《中央军委八条命令》1967年1月28日

[39]同[1],第153页

[40]同[14],第195页

[4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7年,第828页

[42]同[13],第76页

[43]同[29],第322页

[44]北京军区编写组《聂荣臻传》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年,第344页

[45]同[28],第410页

[46]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1,第269页

[47]麦克法奎尔、沈迈克《毛的最后革命》(英文本)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6年

     MacFarg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 Mao ’ s Last Revolutio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第541页

[48]同[14],第202页

[49]例如:在1月28日命令颁布的当天,军委发出了给新疆军

区的电报,而后有在2月11日在此发出措辞颇为强硬的电报,说:

“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

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

持这个正确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地回

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否则,一切后

果,由冲击新疆军区的人员负完全责任。”(《中央军委给新疆军区

党委的二封电报》1967年1月28日、1967年2月11日)

三天以后,“福建前线部队”发表公告,表示要“对那些证据确凿的

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

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2月6日,中央军委将此公告转发各军

区“望参照执行”。(《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1967年

2月6日)

2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对冲击广州军区各造反派的命令》,

命令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的造反派“立即撤退。...否则,一切

后果由你们负责。”

2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制止昆明各军事学校机关冲击军区

的通知》指出:昆明军区“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应当

坚决捍卫和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军委的八项命令,立即退出后勤大院。

...否则,你们中间的负责人,要对这一行动负责。”

2月17日,中央军委公布《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

六”战斗团的信》,信中指出:“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

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50]《戚本禹王力接见湖北代表座谈纪要》

    1967年5月15日

[51]《中央首长接见四川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4月3日

[52]丁抒《文革首次血案——青海“二·二三事件”》

    载《华夏文摘》第三三八期zk0305a

[53]《全军文革办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湘江风雷”、

    “红旗军”的批示》1967年2月4日

[54]同[13],第96页

[55]同[13],第92页

[56]同[52]

[57]《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1967年3月24日

[58]同[2],第167页

[59]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3月13日

[60]毛泽东《关于要注意反革命复辟现象的批语》

    1967年2月28日

[61]同[13],第95页

[62]同[31],第207页

[63]同[46],第278页

[64]同[14],第216页

[65]同[31],第205页

[66]同[13],第71页

[67]同[46],第274页

[68]同[46],第280页

[69]同[60]

[70]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首都红卫兵》

    1967年3月15日

[71]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

    1967年3月16日

[72]同[37]

[73]叶曙明《迟泽厚访谈(节录)》

    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四六六期zk0511e

[74]林彪《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20日

[75]同[13],第101页

[76]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播送林彪同志讲话通知》

    中发[67]123号文件1967年4月7日

[77]林彪:《关于青海问题的指示》1967年3月25日

[78]《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

    海问题的决定》

    中发[67]110号文件1967年3月24日

[79]《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中发[67]112号文件1967年3月27日

[80]《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

    中发[67]117号文件1967年4月1日

[81]《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

    1967年4月2日

[82]《中央军委十条命令》1967年4月6日

[83]同[13],第106页

[84]例如:从1967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

意见》可以看到:“福州军区党委和韩先楚同志最近表示,...:

除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尽速放出被押人员,从速为被取

缔的革命组织平反’”,所以“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采取这个措施是

好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欢迎韩先楚同志的这些表示和措施。”同时,

告诉造反派:“不要组织群众冲军区。冲军区是不宜的,不对的,”

但对以往的冲击事件“不予追究”。

针对广州军区和湖南省军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的类似文件: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

 “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

 和“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

中发[67]151号文件1967年5月14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

 的山东省军区党委“关于向革命群众公开检讨支左工作中

 的错误的情况报告”》

中发[67]175号文件1967年6月4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批发

 “济南军区党委给山东省革命群众的一封信”》

中发[67]182号文件1967年6月12日

[85]《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

    中发[67]126号文件1967年4月13日

[86]《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中发[67]147号文件1967年5月7日

[87]同[31],第207页

[88]同[46],第279页

[89]同[31],第209页

[90]同[30],第105页

[91]同[31],第212页

[92]同[30],第106页

[93]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决定稿中加写的一段话》

    1967年4月1日

[94]毛泽东《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

    报告的批语》1967年4月23日

[95]毛泽东《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

    1967年4月20日

[96]毛泽东《对上海市革委会的指示》1967年5月

[97]同[14],第286页

[98]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年

[99]同[13]第112页-第124页

[100]王年一《“五一三”事件 — 一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

    载《华夏文摘》增刊第二五五期zk0104a 

[101]“九一三事件”以后梁兴初、刘丰受牵连而罢官,见[22]

[102]1967年6月,李作鹏任海军第一政委,见[22]

[103]同[2],第157页

[104]林彪《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指示》

    1968年5月28日

[105]同[13],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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