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雅言的渊源

一、雅与夏

公元前1046年，华夏族入主中原，克商立周。

前文介绍过，华代指红，夏本意西。今天，“夏”字已淡出政治舞台，无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华”而非“夏”，对当下的中国文化而言，“华”远比“夏”重要，但在先秦，情况正好相反，当时华夏简称为夏。周初大封建，被分封的华夏诸侯称作“诸夏”，齐鲁这样封于东方的诸侯称作“东夏”，华夏族的语言被称作“夏言”。不过“夏”很快遭遇挑战，因为我们从远古就已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中”。

从《尚书》和《诗经》的记载看，最早商王朝已被称作“中国”。在中国文化里，“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原、中国、中华、中庸、中山（古有中山国，今有中山市，近代还有个孙中山）、中正（蒋介石名）。美国有联邦政府，本朝则是中央政府，我们的最高决策机构叫“党中央”。华夏族引以为荣的“夏”字与“中”严重对立，为与时俱进，周代的统治者将“西”的解释逐渐从“夏”字里去除，“夏”被阐述为“雅、正、大”，夏言亦称作雅言。

夏与雅最初并非一回事。《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雅》是西周贵族所作，因此《大雅》《小雅》又称《大夏》《小夏》，而十五《国风》里的《秦风》是秦人所作，因此“秦风”也称“夏声”，但从没人说秦风是雅音，可见夏与雅本意不同。夏言通俗讲就是西言，即陕西话，而雅言翻译为现代汉语即官场用语，二者在周代能够互换，实因华夏族主政，夏言与雅音重叠变成一回事。

华夏族源于西羌，但华夏语与川藏地区的羌语周代已有较大的区别，因为自黄帝始，晋陕一带的羌族与以山东为根据地的东夷一直在交流。二族联盟攻击黎苗一千年，其后决裂，夏商二朝羌夷兵戎相见又是一千年。另外，东夷的文化比西羌发达，文明的标记首先是文字，甲骨文是东夷商部落的创造；文明的另一标记是金属的使用，殷商有壮观的青铜器，而且“铁”字最早写作“銕”，可见铁器也是东夷的发明。羌夷二族无论战和，羌在文化上都是夷的学生，语言不可避免受到东夷极大的影响。上古时羌语、华夏语和夷语的关系，类似今天的德语、英语和法语。英语可以视作受法语影响极深的德语，同样，华夏语是受夷语影响极大的羌语。

二、诸侯文化

要说清楚华夏语在先秦时期的流变，先要介绍一下周朝的诸侯形势。

武王灭商后定都镐京（今西安市西部），并“分封亲戚、以藩屏周”，将土地全部封出去，镐京周围是周天子直属领地，称作“周”，实质上算当时最大的一个诸侯，“周”以西就是羌和戎狄杂居之处，非“华夏”范围。中国建都边陲的奇特传统从西周就奠定下来。四大古都里，影响最大的西安和北京都是边疆。

周虽然地方够大，军力够强，但毕竟地处西疆，无法有效地震慑东方的诸侯，因此武王希望在中原建立一个新都，可是他灭商三年后就已过世，这一设想未及实施。

成王即位后，武庚叛乱，周公旦平叛成功，俘获大量殷商顽民，如何安置成为一个大问题。成王施出一石二鸟之计，他一方面完成老爸的遗愿，在伊、洛二水一带建立新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另一方面，将殷商顽民全部迁往洛邑，由周公旦率重兵看守。至此，西周呈现双都，镐京是周王朝宗室所在地，称作“宗周”，洛邑是成王所建，称作“成周”，宗周和成周同为周天子的直辖领地。

上述格局一直延续到西周的末代君王——周幽王。周幽王宠爱褒姒，想杀太子，立褒姒的儿子为继承人，结果被他的岳丈申侯联合犬戎所灭。镐京战后一片废墟，太子即位为平王，东迁洛邑，是为东周。宗周废弃，被羌戎占据。

西周的文化中心除宗周和成周外，尚有宋鲁二诸侯。

宋国的开国君王是微子启。微子启乃商纣王同父异母的兄长，武王伐纣时，他手持祭器，袒胸露肉来到周军前投降，受封于宋（今河南商丘一带）。宋继承下殷商发达的文化，因此理所当然成为当时的文化大国。

鲁国的开国君王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周初东夷大叛乱后，伯禽受封于东夷重镇奄建立鲁国，周公旦本人负责兴建新都洛邑，并镇守成周，制礼作乐。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因此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成为周礼的实施者和保存者。春秋时期，宗周废弃，成周败落，各诸侯经常去宋鲁二国观礼。

宋鲁虽然均为文化大国，可是风格迥异。春秋时期的两大显学儒墨，分别出自鲁和宋。儒家是典型的周朝文化，尊礼乐，轻鬼神，重文史，而墨家留有殷商遗风，尊鬼神，轻礼乐，重科技。儒墨虽然是死对头，其实儒家和宋国也颇有渊源。孔子是宋国第二代君王微仲（微子启胞弟）的后代，孔子的曾祖父为逃避宋国内乱，才从宋国逃到鲁国。推崇周礼的儒家居然是由殷商王室后裔开创，多少有点怪诞。

三、雅言辨析

谈完周朝形势，回过头来再说雅言。很多学者认为：雅言是上古的“普通话”，先秦时的共同语。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事实上，隋以前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音。我这么说是有证据的：

一、先秦时，各国文字尚未统一，谈何语音？秦灭六国后搞大一统：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但并无“语同音”。这有两个原因：一、先秦时黄河流域语音相近，没有交流障碍，无需正音。二、汉字以表意为主，缺乏注音功能。优点是能够作为一种跨语言的共通文字，适用于不同民族；缺点是不能反映语音的变化，造成中国文化重书面轻口语的传统。先秦诸子百家研究什么的都有，就是没人研究语音，可见当时一方面语音相近，没有引起注意，另一方面口音本身不受重视，大师们认为没有研究价值。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哪里能有什么“标准音”？

二、西汉扬雄曾编撰一本中国最早的比较语言学著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书名的来由是先秦时期，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注意，是搜集方言，而不是像满清那样，派旗人去南方教汉人说“国语”。这本书搜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方言。有意思的是，纵观全书，没有只字谈及政府或士大夫倡导的标准语。扬雄在《方言》里将各地区共通的词汇称作“通语”，“通语”并非普通话，因为它仅仅指词汇而不涉及语音。

三、中国本土文化并无音韵的概念。中国的音韵学是佛教传入后，僧侣们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没有注音的办法。先秦时期，一无留声设备，二无注音体系，三无大规模频繁的人口流动，即便有标准音，又如何推广？中国从清朝中期开始推广国语（或普通话），一直缺乏成效，直到近二十年，广播电视普及后，普通话才真正成为共通语。可见，推广语音绝非易事，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先秦没有这样的基础，更何况当时并无标准语音的意识。

先秦无标准音，那么雅言是什么？其实雅言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西周时的雅言理论上是宗周语（陕西话），宗周从天子到庶民都是华夏族，因此宗周语是标准的华夏语，即“夏言”。但西周还有一个首都——成周。成周是由殷商顽民和华夏族大军拼成的怪异组合，华夏族的王亲贵胄也集中在成周向殷商遗老学习甲骨文，周朝文化的缔造者周公旦更是一直待在成周制礼作乐。礼乐在洛邑成型后，再输往宗周、鲁国及其它诸侯。由此可见，成周在文化上是西周的源头。由于成周华夷参杂的局面，成周语理所当然会变为华夷融合语，不同于宗周的“夏言”。洛阳音此时形成，在随后的两千年里一直都占据着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成周的这段历史是分不开的。

汉语有一种极特殊的现象——文白异读，即很多汉字在方言里有两种读音，一种是文读，即读书音，另一种是白读，即白话音。南方方言里，白读是古汉音或古越音，而文读则是后来南迁的汉人带入的；北方方言正好相反，白读是现代口语，文读则相对偏古。汉字的文白异读源于何时？就我推测，可能从西周就已出现。华夏族的口语是夏言，而读书识字却是商人传授，很容易出现文白异读的现象，文读应该是商语发音，或接近商语。中国由于前面谈到重书面轻口语的传统，文白异读一般以文读为标准音。那么雅言按这样的推理反而更接近商语而非夏言。孔子曾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个“雅言”明显指的是读书音，而读书音显然应该源出汉字的创造者——殷商。

春秋时，宗周废弃，成周的威信亦一落千丈，文化上取而代之的是宋鲁二国。宋国从君王到百姓几乎都是殷商遗民，因此通行语言应该是商语，顶多受到夏言的影响，有些华化。而鲁国与成周的情况相似，统治阶层为华夏族，庶民多为夷族。今日考古学发现，先秦时期，齐鲁的墓葬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可见，华夏与东夷的融合绝非易事，东夷不可能轻易改说夏言，久而久之，鲁国的语言也像成周那样，变为华夷融合语。

谈雅言还有一本不得不提的书——《尔雅》。《尔雅》估计在西汉初成书，是世界上最早的词典，专门解释字义，不涉发音（那时还没有音韵学）。“尔雅”这个名字颇值得玩味：“尔”是近正的意思，“尔雅”通俗讲就是近乎雅。《尔雅》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能编撰《尔雅》，当然有大师级的水平，可是书名却不叫“雅言”，而是“尔雅”，一方面说明编者比较谦虚，另一方面说明雅言在当时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仅仅是一个模糊的令人高山仰止的概念，雅言更多的是一种象征，而非实体。因此，编词典的学者自己也搞不清什么是雅言，只好取个朦胧点的名字“尔雅”，让你挑不出毛病。

先秦时期，黄河流域各诸侯国的口音颇为接近，这也是诸子百家周游列国，全不需翻译的原因。中国范围内，口音与中原相差较大的只有称霸长江流域的楚。《孟子·滕文公上》说：“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讥讽楚人说话象鸟语。当然，孟子这么说多少有点酸葡萄效应，因为孟子的时代，楚已成为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大国，对中原构成强大的威胁。但楚语仅仅是口音较重，与中原雅音尚能沟通，否则以楚方言为基础的楚辞怎么可能对后世的中国文学产生那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