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前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是抗日战争前夕日本政府在中国内地设立不多的外交机构之一。1937年1月，被中国当局侦破的与该领事馆有直接关系的日本间谍案，充分暴露了日本政府处心积虑地以郑州为据点，收集、刺探各种情报，为其全面侵华战争进行准备的险恶阴谋。2004年，郑州在修复该馆时，在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的旧址内发现了：日军在郑州驻军花名册、日军军报、“慰安妇”名册、步兵操练手册、子弹、安全套、日本烟盒、宪兵队袖箍等物品，大量实证暴露了日军全面侵华的野心。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走访了相关研究专家，对当年日本驻郑领事馆的罪恶活动进行揭密。

花名册彰显领事馆之重

8月11日，在郑州市东三马路，70多岁的李大爷坐在竹制的躺椅上，不停地摇着蒲扇。在他的不远处，静静地矗立着一个二层的小楼。青色的砖，红色的瓦。 “那就是当年老日(日本人)在郑州的领事馆。”李大爷停下摇蒲扇给记者指路，“这是当时日本鬼子在郑州做坏事的地方，保存下来好。”

中国考古学会会员、河南博物院考古专家刘东亚考证，前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始于1922年，经当时的北洋政府核准设立的，主体建筑为1927年所建。从成立那天起，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前后经历了10年，其间，日本以各种形式，时而撤退，时而复建，断断续续，共经历了三次建馆。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时间。二七纪念馆曾专门派出工作人员到中国第二历史博物馆查阅资料，这个博物馆位于南京市。据资料记载，北京政府(北洋政府) 1922年核准成立这个办事处，但核准时间不等于成立时间。我考证过，可能成立于1927年。1928年，时任河南省主席的冯玉祥取消了日本驻郑州领事馆。”中国考古学会会员、河南博物院的考古专家刘东亚如是说。

后来日本又两次恢复驻郑州领事馆。1933年，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恢复，日方选定东三马路为新址，此处占地1.92亩，有楼房两座，房屋52间，隶属于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但在第二年，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郑州的学生也走上街头声援，领事馆被迫关闭。最后一次恢复在1936年1月1日，领事馆改名为日本驻郑县领事馆，当时的领事是佐佐木高义，直到1937年8月9日，全面抗战爆发。

2004年6月份，郑州市文化局在修复前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期间，在领事馆遗址的二号楼二层地板下发现了当年一份日本兵的花名册，在花名册上清楚的说明了这个领事馆的重要性。

“当时我们就发现了一页花名册，这是第三小队的名单，这个小队分成了五个分队，每个分队有14名士兵，小队长的名字叫作内喜三郎。在这份名单上，清楚地标明了夜班、白班执勤战备的时间，并有专门负责联络、传令的士兵。这充分说明了这个领事馆的重要性，因为，郑州当时并不是一个省会城市，地位远不及当时的省会开封，也不及古城洛阳。当时的日本之所以选择郑州作为领事馆的所在地，应该有他的野心。这个野心就是牢固占据中原据点，大力搜集情报，为打通中国南北通道和西进做准备。”刘东亚分析说。

一张日军军报暴露全面侵华野心

与此同时，还发现了当年日本军队发动侵略中原的军报，由于年代久远，报纸的颜色已经变成了黄色，局部虽有破损，但字迹清晰。

“军报是16开的纸张，共有7页，当时经过我找人翻译后，共译成中文5000多字。标题为‘阵中通讯第二十号五月二十六日，郑州保寿街七十一号，同盟通讯社郑州支局’，副标题为‘洛阳全部占领’。中国考古协会会员、河南博物院考古专家刘东亚说。

据刘东亚介绍，1944年春天，日军大举进攻中原，洛阳为军事进攻的重点目标，并多方位疯狂进攻，这张日本的军报全文发映的就是这段历史，因为洛阳是中原重镇，即可南下，又能西犯，这充分说明了日本人全面侵华的企图。

这份军报是在当年的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内发现的，当时，这是日本人在内地的中枢机构。

在豫陕甘三省进行间谍活动的老巢

1937年1月，河南方面成功地破获了郑州日本特务机关案，缴获了大批的文件，从中可以确认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和日本天津驻军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日方被迫承认其活动非法，并对河南当局表示道歉。

1936年下半年时，日本为全面侵华暗中积蓄力量。当时在郑州，由日本驻天津的驻军策划，日本在中国各地增设特务机关，尤其重视向黄河南北发展。当年的夏天，日本人志贺秀二、田中教夫、山口忠勇奉命来到郑州，在大同路通商巷9号百花银楼后院，以“文化研究所”的名义作掩护，设立特务机关，以豫陕甘三省为行动范围，收买汉奸，收集情报，后被河南当局破获。

此次活动，中方在日本特务机关里面收获较多，其中包括：策划河南黄河以北各县独立的计划，勾结土匪，供给枪械，预谋暴动的活动方案；编印反动口号，造谣迷惑民众；搜集到的中国军事秘密文件、地图等；组织特殊无线电班，妨害或窃取中国电讯的计划和活动等。范围涉及豫甘陕三省，尤其以黄河沿岸和豫北地区为多。

“其中，在一份缴获的给屯军的报告中说：(中国)抗日风潮日益猛烈，华中方面，为防华北日本势力之侵润，以黄河为防日之障壁，举凡军事、政治、贸易、商业，皆部列防阵，决心不使日本人越雷池一步。河南为第一线，黄河为前线，而以陇海线为掩护。缴获的材料有不少都是通过领事馆发出的。这充分说明了当日的领事馆在日本从事特务活动中的地位。”郑州大学历史与学院教授徐有礼说。

领事馆从事特务活动的消息披露后，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社会各界强烈要求，严肃处理有关人员。1937年，1月25日，当时的中国政府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于当月的31日，枪决了汉奸赵龙田。领事佐佐高义、警察长平山勇被引渡回国，志贺秀二受斥责在华总部剖腹自杀。

后来，日本虽然多次密谋，想重新开开展特务活动，但终因严密防范，而难以恢复有效的特务活动。

一度争议的慰安妇名单被确认

2004年6月，随日本兵名册一并被发现的还有一份印有50个女性名字的名册。在这个名册上，清楚地标明着四个街道、八个门牌号的50个年轻女性的名字。刘东亚认为，这是一份日本慰安妇的名单。

“很显然，这是一张慰安妇的名单。根据曾经接触的有关历史资料，我确认这是一份要求提供性服务的女子名单。因为慰安妇是日军在侵略战争中的罪孽产物，我第一次见到这张名单时，没有准确地判断，它到底是国民党留下来的遗物，还是日本兵留下来的遗物。但我曾作过一些细致的研究，确定是日本人留下来的，这些女子极有可能是被日军征用，因而，我深信这是一张慰安妇的名单。”刘东亚说。

这个“花名册”，这张名单长约20厘米，宽约10厘米，由下至写坚立两排，共11“户”。上面用毛笔小楷誊写了50个女子的名字。这些名字后面的字都是“凤”、“花”等传统的女性名字。不仅写了名字，还有各自的年龄，从15岁到21岁不等。

刘东亚说：“我是根据名单地址来确认的。在11个地址里，其中的“新春里”、“瑞祥巷”就是郑州老城的旧巷子。这两个地方位于郑州二七纪念塔西北部，现在已经开发成商业区的金博大就是位于两个巷的中心位置。这些地方在1950年代还没扒掉，我在1953、1954年曾专门到过这些地方，名字正如这个名单上所记。”

永远不忘记的历史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我对日军在中原的盘踞深有体验。1940年起，我在淮阳三中读3年初中，经常看到汤恩伯部士兵，他们与日军对峙作战。那时候，民间流传“水、旱、蝗、汤”四害的民谣，也就是说，百姓不仅驻饱尝日军蹂躏的苦难，还深受国民党军队的骚扰。我目睹和经历了这一切，我永远无法忘记这一切。这些资料，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刘东亚老人说。

8月9日上午，郑州二七纪念馆馆长薛学礼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对于这段历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目前，郑州市的文化部门正会同一些专家学者，对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旧址进行修缮，争取早日和公众见面，让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不要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