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翻翻我旧日的日记，多处有提到尤勤。贴在这算是一种缅怀。其中的几个小故事在上星期五见到他时还提起过，他点点头，对我说，“是呀，是呀，记得有那么回事。我们还一起坐船去中山玩过呢。”

1982年尤勤和我广州参加研究生面试“惊险”记

          6月底，先后接到三个通知：周老师的复信、暨南大学给我校研究生部的通知、暨大的电报。通知我7月8日去广州参加复试。

        我于7月6日从武汉出发去广州。当天晚上在湘潭家中歇宿。将一些行李放在家里。8日到达广州，将湘柴戴医生给她妹妹的东西交给她妹妹家里，即赴暨大。先找到化学系。第一印象，楼倒不算小，但实验室里空空如也，没有人，也没有什么仪器。在电分析实验室遇到一位姓马的老师和冯健仁。谈了一阵后，冯带我去找周老师，遇到了李德玉，看来她很风趣。在周的家里，周老师说他正在复试，叫冯先带我去研究生科。到研究生科找到一位姓陈的女办事员，即与冯握手道别。陈帮我安排了住宿和参加复试的时间：下午三点半。

       来到暨大招待所，已有几位“先驱者”了：一位湘潭大学的（后来知道叫阮湘元），一位江西大学的（谢尤勤），一位吉林大学的（女生），参加电分析专业复试的竟有五位之多！（还有一位本校的）。还有几位参加其他专业研究生考试的。

与他们的交谈当然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各自介绍了本校的情况，参加这次考试的情况，还闲谈了许多问题。在教工食堂里吃过午餐。这时天下起雨来了。雨中，吉大和江西大学的那两位介绍了他们上午参加复试的情况，听来好象不必那么紧张，但心里总不那么坦然。 

    阮在我前面一个复试，约半个钟头就回来了。他领我去周老师家，虽然借了一个斗笠，还是浑身浇上了雨水。

按了电铃后，周老师打开了门。他戴着一副红色的眼镜，身材很魁梧，头发落了许多而且白了。见到他，我立即就严肃起来了。

周老师脸上没有笑容，对他的严厉的性格我早有所闻。他提问题很敏锐，辩论很有力，为一派典型的知识分子味道！

他先让我介绍了一下毕业论文的情况，尽管我是以科普性的口吻讲的，而且讲得很详细，他看来还是不大懂什么是激光光声微探针。后来他问我为什么要考电分析专业，为什么报暨大？为什么不搞激光等新玩意？我按原计划回答了他。我的观点看来是较有条理性的，但他说，他搞电分析不是搞仪器的，只搞应用，如我要搞生化方面的，完全可以，课题可由我自己来选择。他拿了一本电分析的英文专业书打开有书签的那一页叫我口译一段（后来才知道，几位参加复试的都是译的同一段），我问他kinetic wave 是不是动力波的意思，他说是的，译完后，他才叫我译题目。又问我学没学过“动力波”，我说好像没学过。问了一下家中的情况后，我向他询问参加出国研究生考试的情况，他说没有，但在暨大出国的机会是很多的，他就出过国，而且不止一次。我向他解释了一下我为什么想出国。我说，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戊戌喋血记》，感到中国人自那时起就落后于西方，为什么现在仍如此？原因何在？我想到国外去考察这个原因，学习西方人办事讲效率的精神，出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对我说：中国人决不比西方人差，科技水平外国能做到的，中国也能做到，只是中国国家还穷一点，这是有其原因的：中国实际上还没有进行过一次工业革命，现在实际上只是工业革命的开始，经济会慢慢好起来，但不要自卑，不要只看一本书，要多看几本书，看看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

周老师最后又说：他是很喜欢和别人争论这些问题的。他不喜欢那种学生，老师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要求他的学生自己思考了以后再那么做。他说，他对学生要求是很严的，在暨大做研究生将很艰苦，害怕受苦的学生最好别来。

我既为我遇到了这样一位严师而感到幸运和高兴，也为自己能否做好他的学生，使他满意，也使自己满意而感到担心和有压力。

周老师那典型的知识分子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招待所，我不禁惊呼，录取无望了，因为我对这次复试太不满意了，我觉得和周老师谈崩了。

当天晚上去看了一场电视：资之四郎，并没什么意思。回来的路上，和其他几位参加复试的“同行”散步于暨大校园中。暨大的校园是很美的，宽阔的平地上耸立着成排的房子，而房子的式样各不一样，树很多而且很大，有湖有亭，有南方的典型风味，我似乎又嗅到了许多年前来广州嗅到过的那种特殊的芬芳。

研究生科来人对吉大的那位说，她和阮都已初步被录取了，叫我和江西大学的那位（谢尤勤）明天去一趟研究生科。这个消息使我和江大的谢尤勤吃惊不小：恐怕我俩未被录取了。只等着明天的“判决”吧！他和我都坐立不安起来。第二天早上他说没有睡好，怎么也睡不着，我说我也有同感。

早早地吃罢饭，我收拾了物品，办好了结账手续，很不耐烦地和江大的那位在房间里等了一会儿，最后决定，提前去研究生科。

来到行政大楼三楼的招生办，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男同志，一位慢条斯理、毫无表情的男同志。他处理完其他事情，才坐在我们的对面，和我们开始了令人紧张的“会谈”。他的谈话真叫人琢磨不定：“呵，你们两位这次参加我们学校的研究生考试，笔试成绩都通过了，相当不错的。这次复试成绩也是可以的。”

    恰在这时有人来找他，我敢肯定，他接着会说：“但是，因为名额有限等等……，”我也暗暗地作好了这种未被录取的准备。江大那位也和我一样紧张，直说“完了，完了！”我们都拿起放在旁边的暨大招生广告来看，以掩饰我们的心情。

随后这位可恨的男同志又坐过来说：“这样，我们就考虑初步录取你们四位了。”

    真是令人费解的结果！我和江大的那位相视笑了一笑。

    他又说：“但要查一查你们的档案看是否已经寄过来了，如果寄过来了，马上就可以发通知给你们。你们可以停两天以后将通知书带回去，也可以现在就回去，通知书我们寄出来……。”
 
     我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高兴？不高兴？都不是。复杂的很。

1982年9月20日  尤勤和我漫步在暨南园

星期一，晴，稍热

这两天牙痛得相当厉害，无法看书，甚至无法睡觉，只好以苦为乐，白天收拾房间，晚上拉着同房的两位去散步，去本科生那谈天，这样才能暂时忘记这难以忍受的疼痛。幸好同房的谢尤勤也是位好动者，否则的话，个个如那几位年纪大的那样埋头苦干（如同房的阮湘元，医学院的刘建设，还有中文系的几位），我真不知道这几天该如何过去！不过，心里还是有点自负的：耽误了别人的时间，鲁迅说，“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再者，我也给别人留下了贪玩、不发奋学习的印象。其实呢？我胸中藏着一把火，只是这两天受阻于牙痛，也是想初来两天适应一下谢那活泼好动的性格。

就在这几个夜晚中，有三件事情是值得一记的。

牙痛的第一个晚上，我明白无法看书，就以老阮答应请客（他的对象来信了，我和小谢逼着的）为借口，约他俩去明湖散步，同时要老阮请我们在明湖餐厅吃点东西。下楼后，小谢倡议把白燕也叫来。这样就开始了我们四位新同学的第一次聚会。我们边喝冰水，吃糕点，边谈论着各方面的问题，如各自大学的情况等等。吃完了，我们又一起散步在树丛繁多的暨南大学的校园里，海阔天空地谈一番。我表现得很活跃，但说话欠水平。牙痛嘛，只能如此。因谢偶尔认识化学系的本科生吕霖，所以有一个晚上，我们三位兴致勃勃地到化学系宿舍，到李励（范加文认识）的房间谈到十点钟。李励，广东韶关人，吕霖，广东潮阳人，还有一位姓吴的潮阳人和一位上海人。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们向他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暨大学生宿舍里的情况外表——床、桌子、书等等——与武大差不多，只是学生的生活用品仿佛都“高级”一点，很多自置的藤椅，自行车摆满了走廊。

有天晚上牙痛得了不得，我下定决心去医院看一看，开点止痛的药把这天晚上对付过去。老阮陪我去校医室，无人值班，又去华侨医院，医生开了点消炎和安眠的药就打发我走了。令我吃惊的是，华侨医院的护士和医生都非常和蔼热情，而且医疗条件很好，看急科都分科找医生，不同的病有不同的人负责。今天在口腔科也有同样的感觉，医疗设备卫生情况和医生态度都相当好。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大城市的许许多多好处之一。

下午拔掉了一颗牙，疼痛消除了，但不知以后情况会怎么样。无论如何，自己的学习应当全面铺开了，因牙痛而浪费的时间也足够了！命运之神珍爱我的话就应如此。

这天牙虽痛，房间里却变了样，尤其是我的桌面，看着很舒服，蚊帐撑起来了，床单挡住了床下的什物，面目一新的，所缺的就是墙上应有几张美丽的画。我发现我对学习的环境要求很高，现在我仔细思考了一下这二者的关系，一种环境会对自己的心理状态发生影响的看法，逐渐在我脑子里形成。

1982年尤勤和我第一次跳集体舞

暨大跳舞跳得很厉害。这些天巧立名目，舞会不断。没想到我竟平生第一次在音乐声中，在许许多多的人群中跳起了集体舞：说不上名字。——那是1982年9月27日晚上，在暨大、音乐学院、华南师院三校联欢晚会上。我与谢(尤勤)、范加文三个“初学者”都插进了人环，却不会跳，只好跟着别人乱跑，摆着腿。我想，旁人见了我们一定会笑掉大牙，尤其是那几位舞姿十分整齐的小姐。

我觉得，作为一种娱乐的方式，舞未必就绝对不能跳，只是千万要注意，不能因此影响学习。

1982.10.1.夜，11点差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