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与一位知名的华尔街金融学家茶叙时，深深地被他的哀呤所震撼，他说:“我一直是自由市场经济忠实的捍卫者，却在政府引发和助长的一波波经济危机中，反被政府强力救助的一出出闹剧晕的不知所措，第一次陷于难堪的迷思……”

毋庸置疑，理想态的英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崇尚自由竞争，拒绝政府操纵，实际上，在实践中，完美地绝缘于政府的干预几乎是不可能的，从罗斯福新政时期就已经有政府大规模干预的先例，在二战后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还有日本政府积极主导经济发展，都是政府大规模计划、引导和介入的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具体实践。

在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这样的实践，显然困扰着无数希望明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时奥妙的思想者、行动者以及探索者。

事过境迁，在“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时代，边界的概念已经模糊不清，时空的跨越立体性地改变了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之间的激烈对峙和艰难博弈的态势，今天的资本主义今非昔比，它在不断沉淀资本主义精华的同时与昔日的“敌手”社会主义结成了难以分割的战略利益伙伴关系，除了政治体制和相应结构的不同，其实无大碍，就象一个大家庭里的各个不同特质的成员表面上争斗的死去活来，实质上血肉相连在关键时还是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社会主义早已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精挑细选充分享用资本主义的丰硕成果，意识形态上水火不相容的两大政营，在21世纪初叶的经济危机中走的越来越近、越来越热乎。

不是吗?

中西和解，共存共荣，资本主义坚强堡垒的美国、欧盟和加拿大的全民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实在是像极了马克思描绘的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天堂，而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后繁荣起来的沿海城市比资本主义的“万家灯火”更“不夜城”。

美国和中国两个各自代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政营的大国，似乎在每况愈下的对峙中，越来越注重“和为贵”的重要，越来越感受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风险，越来越追求实际利益的至高无上。


在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面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显得格外苍白无力，束手无策，所有经典的经济规律和市场法则似乎突然间失灵，最后不得不依靠政府的强力救助、直接收编和疯狂举债来挽回国民的信心、维系社会的稳定、阻止经济的下滑。

卡尔•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的鼻祖，早在19世纪，就准确预言了这一现象，即21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及其危机四伏的后果。



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目的是将所有的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其措施之五，就是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在这一场百年不遇的危机中，透过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和对金融机构的大力救助，与马克思的思想同出一辙。

值得深思的是，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运营模式是否就此穷途末路，寿终就寝，或是脱胎换骨，东山再起?
 
美国权威性的《外交》季刊（Foreign Policy），在五/六月号发表的专文《超时空的马克思》（Thoroughly Modern Marx）中指出，华尔街引爆的次贷飓风和金融风暴触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字里行间暗示众多资本主义的信徒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空前的信仰危机。

专文不设政治立场，却假设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 如果马克思幸运地复活或仍然在世，他将如何出手拯救当前的经济危机?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我的回答是: 马克思就会欣喜地发现，21世纪的今天，他意外地拥有更多的追随者，西方已有众多的政府官员以及经济和金融学家，其中包括许多赞成自由市场的人，都与他的观点不谋而合。

我就会预测: 马克思就会鼓励更多地来自政府对市场的有效干预，提倡政府公务员更多地关注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实施更切实可行的对违规不良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呼吁全球各国更齐心协力变革体制共度危机迎接明天。

因为，马克思，从来不是一个乌托邦情结的空想家，而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垦荒者。

希望马克思“复活”、同时期盼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共荣的“景象”，第一次在资本主义的坚强堡垒 —— 美国和欧盟，畅通无阻地出现，广受讨论和追捧。

全球性金融危机，再度引发了人们对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马克斯的著作的浓厚兴趣，特别是他批判资本主义的宏篇巨著《资本论》在德国和欧洲特受欢迎，一时洛阳纸贵，销量飙升。

《纽约客》的经济专栏作家约翰•卡西迪曾撰文总结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的著作就值得阅读。”这似乎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共生的关系，彼此之间互相依赖，任何一方的缺失都可能导致另一方的生存危机。

香港《文汇报》赖明明指出，被描绘成人间天堂的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无法防范金融海啸，而且还是金融海啸的发源地，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必然导入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而这一思潮已悄然在欧美学术界扩散。

美国政府的直接救市与社会主义的集权监管不谋而合，恰如一条轨道上开的车，双双都是处心积虑地推动经济从低谷中走出，抬高股市，强力动用制度的力量(法案)和纳税人的血汗(金钱)来重拾消费者的信心，或者说，重新聚集消费市场的潜能。

这一招的确很灵，乃无招之招，结果是蜂回路转，柳暗花明。

自3月上旬以来，纽约股票交易市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首次深探6500点之后强劲反弹25%，充分佐证至少在短期内，政府的强力救助切实可行，是一剂增强投资人信心的灵丹妙药，催生经济复苏漫漫长夜的未来信心。

逆向思考，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和联储局的这一剂猛药，完全随市场随波逐流，今天的局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请记住，所有人类社会的危机，均原生性地起源于供需结构的失衡和错位，在人类社会高速发展高度发达的今天，“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引爆的所有危机，不仅是“供”大于“求”的必然产物，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即生产的商品相对于劳动人民的有效需求来说是过剩的。”

用一句话，来概括21世纪的这一次严重危机 ——

次贷危机实质上是相对于美国人消费能力的商品房屋大量过剩，大量穷人买不起房，却又在政府推动和银行低利率零首付的诱惑下去买房，再加上华尔街金融机构火上加油，推波助澜，通过“金融衍生品杠杆无限放大”来刺激消费和过度消费，引爆房地产市场崩盘，结果泡沫破裂，演变成金融危机，最终导致全球性实体经济危机。

马克思一针见血:“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充分阐述劳动价值的基本思想，提出了伟大的剩余价值论，精辟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及其内在矛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预言出一个“ 金融资本统治的世界”，尖锐地指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

当人类为“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后，却骇然发现“需”的萎缩、过时、无用，供需结构产生了巨大的落差，这时候，危机便会呈“雪崩”式连锁反应，从天而降。

人口无节制的生育也好，产能无限制的过剩也好，核子武器无控制的泛滥也好，货币无规律的印发也好…… “过剩”无所不在，严重地向生产方向倾斜，往往必须使用极端的办法才能加以疏缓、截流和彻底改道。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是相对的“过剩”，不是整个社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绝对“过剩”，是因为人民的收入有限、消费特征局限、社会购买力不足造成的“过剩”。

“过剩”的结果，表现在产业链上就是资金链断裂，导致员工失业、产品血卖、企业倒闭，争执四起，抗争不断、枪声不绝、社会动荡……

甚至，不惜以战争的血腥方式大量消耗囤积过剩的兵器弹药，因为只有透过战争作最后了断，才是产生需求的重要手段，高昂的军费开支才显的合理，庞大的武器库才有用武之地，经历战争洗礼和重组的世界似乎更加洗心革面，生机勃勃。

但是，战争往往是恃强凌弱，刀光剑影，血流成河，残酷的、反人性，应该坚决予以遏制和避免。

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过剩”问题虽然由来已久，却越来越步入极端的路径，已经到了随时定格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步伐，引爆产能严重过剩、生产能力远超消费能力、物极必反的重磅炸弹。

商品危机如此，人口危机如此，金融和经济危机如此……，科技危机尤其如此!

残酷的现实是，高科技产品必须以“物美价廉”屈身于它的整个发展和应用周期，以适应有限、苛刻和缓慢增长的市场需求，结果是，科技越趋尖端、产品效能越棒，竞争越来越激烈，价格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薄，如此恶性循环，周而复始。

相对于无限增长的生产力(供应-supply)与有限增长的购买力(需求-demand)之间的剪刀差，日益扩大，毫无交集。

如果马克思仍然健在，他将怎样解剖和审视危机演变的深层含义?

如果如此，马克思作为科学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代言人，他会毫不犹豫地对资本主义的体制发起最后的攻击，即抨击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随着经济泡沫一个接一个的破裂，演变成一个病入膏肓的魔法师，无力再掌控和化解自身引发的危机、无法再召唤回来自己打造的魔鬼。

人类，一直没有放弃寻求新的生存发展的出路……

中国还有机会，是因为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农村和城市普通公民的消费能力相应于中低端产品的购买力仍然具有可挖掘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