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周恩寿 资料图片

　　周恩来同胞兄弟三人，两个弟弟名叫周恩溥和周恩寿。周恩溥已于1944年因病去世了。知道他俩生平事迹的人不多。周恩寿生于清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904年4月8日。他出生后因皮肤稍黑，家里人便顺口喊他“小黑子”算作乳名，取学名恩寿，字同宇，也叫过桐宇。周恩来投身无产阶级革命，长期遭敌人通缉，他要求难免受到牵连的主要亲属改名回避；建国后，周恩来又要求他的亲属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以免受到特殊照顾。于是，周恩寿先生从1928年即一直以同宇二字为名。周恩寿出世时，因他的曾担任山阳知县的祖父①已病逝多年，正是周家急剧败落的时候。他一周岁多，父亲因买彩票中头彩，家中陡然有了经济收入，母亲便带着三兄弟一起去了清河县，清江浦（今淮阴市区）的外婆家那儿，断断续续住了两三年。在恩寿三岁时，因年轻的母亲及十一婶相继病故，大哥恩来便带着二哥和他一起从清江浦返回淮安驸马巷老家。这时父亲在外地谋生，工资甚低，无法养家，其他周姓各房相继外出谋生，从此，驸马巷老宅院便“门庭冷落车马稀”了。长期在这里“留守”的只有患有残疾的周贻奎夫妇，亦即当时淮安人常称的“八爷”和。八太”。周恩寿的八叔（按周家排行为八，是嫡亲三叔，周贻奎由于腿疾行走不便，又体弱多病和八婶母杨氏曾非常艰难地抚养过他们兄弟仨一段时间。这期间同宇从八叔和哥哥那里学了一点珠算，也读了些古书。后八婶母实在无力抚养兄弟三人，就将年幼的恩寿托付给一位住于清江浦的姨娘家抚养。恩寿在多灾多难中度过了他那不幸的童年。

　　当时在东北谋生的四伯父（嫡亲大伯）周曼青工资收入不多，但能负担一个孩子读书。自1910年起，哥哥恩来转到四伯父处念书，1913年考入南开学校后，因成绩优异和坚持为学校刻钢板，搞勤工俭学，生活已基本靠自己。四伯父曾先后娶过王、赵、杨三位妻子，皆未生育。按照封建宗法，需要后嗣有人，恩来早先就已过继给他的十一叔（嫡亲四叔）周贻淦为子，十四岁的周恩寿筹借了点路费走了很远的路，步了两位兄长的后尘，也来到了天津四伯父的家，不过，他作曼青先生的过继子，那是公元1918年的事。

　　周恩寿自幼忠厚老实，到天津后，读书用功，头脑聪明，接受能力比较强，他常常因成绩好“跳班”升级，放学后还帮助四伯母做家务，深得老师、四伯父、四伯母的喜爱。

　　1921年，周恩寿考入南开中学读书。在这所新型学校进步思潮影响下，周恩寿于1924年春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且是哥哥创建的“觉悟社”的小交通员。同年冬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周恩寿受党组织派遣，以入北平宏达学院学习为掩护，到北平市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

　　随着岁月的流逝，周恩寿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一天天长大，他与其兄长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周恩来赴欧勤工俭学后期认识了长兄的女友邓颖超同志。当时，他称邓颖超为“姐姐”，称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老太太叫“杨伯母”。后来周恩寿曾回忆说：“那时，姐姐用毛线给我编织了一双棉鞋，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寒冷的冬天穿上那么暖和的鞋。”可见邓大姐对他的关心和爱护。

　　1925年10月，已与兄长结婚的邓颖超根据党组织决定从广州发来电报，让其陪同杨伯母一道去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广州，1926年1月经党组织决定周恩寿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大队第一队学习，同年6月毕业。

　　1926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周恩寿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员。北伐军攻打武昌城时，周恩寿随攻城部队在火线上采访，不幸右脚被敌人炮火炸伤，由当时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的郭沫若和宣传大队长的胡公冕抬下火线抢救脱险。一个多月后伤愈，周恩寿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劳资仲裁委员会代表，1927年春改任武汉邮电检查委员会主任，并继续参加北伐宣传工作。

　　在这期间，周恩寿因年纪轻，涉世不深，仅为一件生活小事离开队伍一个短暂时间，一向律己甚严的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了弟弟。年轻的周恩寿又害怕又爱面子，内心很痛苦。几十年后，据说有人曾向周总理问起这件事，周恩来坦诚地说：“我那时年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表现了他对弟弟的负疚和惋惜。

　　1928年初，周恩寿随党的组织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由于对上一次挫折仍耿耿于怀，遂向长兄周恩来提出自己读书太少，想离开革命队伍去念点书。兄嫂劝阻无效，于是他离开了革命队伍，也自行脱离了共产党。然后，他只身前往吉林的四伯父处。在吉林时，周恩寿担任吉海铁路局检查课的课员，过起了平民生活。

　　是年4月上旬，周恩来、邓颖超从上海秘密乘船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船经青岛时，受到日本侦探的注意，并跟踪到大连，对他们进行盘查。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周恩来想到了弟弟恩寿。到吉林下火车后，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周恩来先住进旅馆，没有直接去四伯父家，而是用乳名给四伯父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四伯父家。周恩寿接信后，见上边只简单地写着：“问舅父好”下边签着“大鸾”两个字。周恩寿一见到哥哥那熟悉的字体，知道他到了吉林，并根据信中对四伯父改称“舅父”这一情况判断出他一定处境很危险，就悄悄前往旅馆接回了哥嫂。

　　但是周恩来、邓颖超在大连遭日本特务盘查时，已将去苏联接关系的证件全部毁掉了。因没有证件他们就去不成苏联。周恩来本人因认识他的人太多，当时东北又基本在日本人控制之下。他们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经商量，周恩来一个人先启程去哈尔滨的二弟恩溥处住下，翌日再让周恩寿陪邓颖超赶去哈尔滨会合，并由邓颖超、周恩寿在哈尔滨火车站等候比他们晚启程的李立三。一连等了六、七天。终于等到了李立三。这样，在周恩寿的掩护下，周恩来、邓颖超和李立三等便安全地去了苏联。1974年，已经病重的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儿、侄女们回忆说：“虽然你们父亲那时脱了党，但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实际上他还掩护了我们。”表明了周恩来对弟弟恩寿仍是了解和信任的。

　　此后周恩寿先生在东北的吉林、哈尔滨和关内的太原、天津等地谋差做事，职及税务、禁烟、证卷等多个行业。曾任哈尔滨税捐局课员、松江绥化税务局课长、哈尔滨税务监督署股长，哈尔滨滨江税捐局课长，还在天津开过“天成益”布庄。在哈尔滨做事时，通过周恩来的好友、同学张鸿浩（王士琴的大姨夫）夫妇的介绍，认识了在哈尔滨电业局工作的王士琴，他俩于1936年结婚。王士琴生于1914年，是位满族姑娘，通晓俄、英、日等三种语言，建国后一直任中学外语教师。

　　1934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四伯父周曼青先生在当时的天津法租界33号路清河里16号病逝，周恩寿主持料理了丧事，当时周恩来正率红一方面军刚刚踏上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无法通知这一噩耗，即使知道也不可能前来奔丧。在为四伯父发讣告时，周恩寿考虑到四伯父对哥哥恩来有过多年的养育之恩，发丧时应该有个表示，但又不便直书“周恩来”这三个字，如果用哥哥的其他名字，四伯父生前又都不一定知道，他考虑再三，最后在讣告的下款上印着：

　　“孝子　同宇

　　   孝侄　大鸾　博宇　同敬奠”

　　在这里，他用了周恩来的乳名“大鸾”，即为哥哥尽了晚辈的孝道，也告慰了四伯父的在天之灵，又巧妙避开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侦探们的耳目。

　　1943年，周恩寿夫妇携带了两个孩子，从哈尔滨迁到天津与伯母杨氏同住，在天津一个证券行当司账员，依然过着艰苦的生活，有时入不支出，四伯母和王士琴不得不做些手工活，以贴补家用。

　　1945年冬，周恩寿经过多方努力，又与我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46年国共合作的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他从天津给在重庆的兄嫂写了信，告知了四伯父四伯母先后去世的情况，从而使周恩来得知了他一直喜爱的三弟的下落。是年2月底，周恩来与“军调处”执行部的另两位成员，美国的马歇尔和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前往北平（今北京），他让工作人员给周恩寿发份电报，让其到北平一见。这是兄弟两分别十八年后重新相聚。兄弟俩各叙离别之情之后，恩寿向哥哥提出继续参加革命的要求。一贯遵守组织纪律的周恩来就叫他去找叶剑英。叶剑英同志代表党组织，根据当时斗争情况，让北平军调处管理财务的同志给周恩寿一笔资金，要求他继续隐瞒身份，仍回天津以做生意为掩护，为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和医疗器械及药品等紧缺物资，在隐蔽战线上再继续为革命做贡献。遵照叶剑英同志的部署，周恩寿回津后即开办了一处“民生货栈”，并按规定与天津的地下党员周世昌取得了联系，有关药品、经费等均通过周世昌转交给党的组织。

　　1947年，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最终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政府行将垮台前夕，还在垂死挣扎，采取强化地方统治，实行保甲连坐的残酷政策。周恩寿终于被一坏邻居告发，理由是：他是周恩来的亲弟弟。1947年7月，周恩寿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在狱中，周恩寿除了承认是周恩来的弟弟外，没有暴露为党工作的任何蛛丝马迹。

　　周恩寿被反对当局逮捕后，在天津的周恩来的老师、同学及旧友们纷纷设法营救，最后由南开学校周恩来的化学老师，时任南开大学教务主任的伉乃如和周恩来的南开同学常策欧两先生出面担保，六个月后才使周恩寿获释出狱。文化大革命后中组部1979年对此事的最后结论是：“周恩寿同志1947年被捕期间总的表现是好的，出狱后继续阿我党地下党员周世昌同志保持秘密联系。”1949年4月，北平解放不久，周恩寿和王士琴夫妇便从天津前往北平（京）见兄嫂。周恩来派人到住处接他们到中南海，匆匆见面后又到香山宿舍。周恩来因工作太忙，深夜才抽空和他们一起谈话。王士琴因是第一次见到兄长，很拘束。周恩来却很随和地问王士琴：“你是哪里人啦?”王士琴不好意思地回答；“我的家乡不太好，我是哈尔滨人，是东北的。”那时，因为东北很长一段时间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北平有部分人对东北印象不太好。周恩来马上睁着大眼腈表示很不同意地说：“东北有什么不好呢?我就喜欢东北，因为我就是吃你们东北的高梁米长大的。”

　　那年周恩寿45岁，希望能继续为革命做些工作。周恩来却严肃地建议说“我看你应先去上‘华大’学习后才能为人民工作。”当时，恩寿夫妇已经有了秉德、秉钧、秉宜和秉华四个孩子了。所以周恩来让弟媳王士琴先回家照顾好孩子。

　　恩寿在“华大”（指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年后，1950年毕业被分配到北京钢铁局当科长，后来又调到冶金部。他曾先后担任过华北钢铁局工务处副管理师，重工业部钢铁局供销处秘书，购运总站副部长，仓库管理科科长等职。当时薪金不高，周恩来就让恩寿把大女儿秉德留在西花厅他们的身边，让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学习。直到1950年周恩寿的几个孩子分别上小学和幼儿园后，王士琴才脱身出来工作，当了二十六年的中学外语教师，到1975年退休。

　　1959年，周恩寿因身患胃病，年岁也较大，由组织上调内务部任专员。

周恩来与弟弟周恩寿一家

　　1963年春节，周总理召约一部分亲属去西花厅，得用春节聚会的机会，教育他的亲属、晚辈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过好“五关”，并对弟弟恩寿说：“同宇，你多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又快到退休年龄了（其实还差一岁），就退休吧!不要让别人说，周恩来的弟弟长期病假，快到年龄为啥不退休?”然后周总理又恳切地说：“你退休后能把几个孩子教育好，这就是你对国家的最大贡献。生活费困难，我给你补。”于是，周恩寿于1963年6月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退休后的周同宇除了辅导孩子们的功课外，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时与社会主义学院的学友王光琦等人相约几个人一起聚一聚，吃顿饭，改善改善伙食，聊聊天，当时有人戏称他们的聚会是“神仙会”。

　　“文革”期间，江青为了整倒周恩来，想方设法找材料，当然也要“挖”到周恩寿身上，硬是无中生有地把周恩寿说成是个“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把“神仙会”也诬蔑为“反革命聚餐会”等等，并发难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处。洞察一切的周恩来十分明白“四人帮”的险恶用心，于1968年2月北京卫戍区将周恩寿“拘捕审查”。这样，周恩寿又一次失去了自由，直到1975年4月末才经毛泽东过问批准，解放回家休养。

　　“文革”后，1979年中央组织部对周恩寿一案进行了复查，全部撤销了1975年7月2日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强加在周恩寿身上的全部诬蔑不实之词，为周恩寿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这使他晚年激动不已、兴奋不已。曾不顾病体向亲友们报告：“我彻底平反了!”接着，他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和第六届委员，于1985年初又被落实政策将退休改为离休，享受离休于部待遇。1985年5月13日，周恩寿同志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人世，享年82岁。

　　周恩寿和王士琴共有子女六人，均学业有成。其中大、三、六是女孩，二、四、五为男孩。目前，他们的工作单位分别是：周秉德（女），中国新闻社；周秉钧（男），广州保税区；周秉宜（女），国际贸易部；周秉华（男），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周秉和（男），从事私营经济；周秉建（女），国家财政部。

周恩来、邓颖超在西花厅与侄女周秉建最后的合影

　　1982年，也就是周恩来辞世6年后，周恩寿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去中南海西花厅，看望当时健在的邓大姐，谈及家世时，邓颖超同志对孩子们说：“你们伯伯（指周恩来）当时对同宇问题的处理，我都不清楚内情，直到最近我才弄明白，是‘四人帮’发难。伯伯把同宇交北京卫戍区监护审查，是他采取的保护干部的一种措施。如果让同宇落在‘红卫兵’或‘四人帮’手里，那他就不会有今天，可能叫你死无对证了。”

　　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零星资料看，周恩寿同志生前有两件非常遗憾的事。

　　其一是未能为哥哥亲自送别。1975年虽然让周恩寿回家养病，但在当时“四人帮”极左思潮统治下，他仍由“群众监督”，没有让他享有应该享受的公民权利。周恩来病重，不让他去探望；周恩来去世后，作为一母所生唯一在世的胞弟，却没“资格”参加追悼会；他只能在家中设个灵堂，以泪水洗面，默默地悼念，与哥哥永别。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可以视“长兄如父”，周同宇也一贯敬爱自己的哥哥，而当哥哥告别人世时，他却连见最后一面的“资格”都没有，他内心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其二是未能回故乡看看，人到老年，难免思乡怀旧，周恩寿也不例外。前半生他由于颠沛流漓，无法回到淮安。建国后他有机会想回淮安看看。却又因周总理律己甚严，一次又一次不准他回故乡，怕给故乡带来麻烦。特别是1965年春节前夕，退休不久的周恩寿得悉哥哥在安排平掉淮安老家的祖坟，但又担心一直居住淮安的陶华（周恩来的叔伯兄弟周恩硕妻子、周尔辉母亲）年岁大，想不通，需要有人去说服她。恩寿认为这是一个回故乡的最好机会。趁一次去西花厅时提了出来：“哥哥，听说你要平掉淮安老家的祖坟?让我回去吧，十嫂（指陶华）的工作我一定能做好。””好呀——”周恩来开始很高兴，可他转念一想，马上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你不能回去!”“为什么?”一向敬重哥哥的周恩寿归乡心切，竟不顾一切地反问起来。“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周恩来目光炯炯地说，“你回去之后，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要派人陪同你、接待你，既浪费了地方的钱财，还要耽误地方上的工作。”恩寿不敢再说什么了。只听哥哥周恩来继续说，“还是等尔萃放寒假回去完成这一任务吧。他妈妈在淮安，年纪又轻，春节回去探家，不会惊动地方领导。”周恩来这么一说，他还有啥办法呢”!“文革”开始以后的情况大家都已知道了，坐了七年半不白之冤的牢狱。到他完全恢复自由后，又身患重病，探望故乡的身体条件又失去了。周恩寿临终前曾动情地向他老伴王士琴说：“我死以后，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在我老家后院，小时种过菜的地方深埋，让我回到家乡去看看……”

　　周恩寿的—生是既为生活奔波劳碌，也为革命奔走的一生。他投身滚滚的大革命洪流，并曾在革命洪流的风口浪尖上拼搏、战斗。他虽后来被革命浪潮涌到了一边，但他在哥哥的影响、教诲下，始终与中国的革命事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说他是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过一定贡献的人，也是一位一生坎坷的人。他生前的最后遗愿体现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也体现着他对故土亲情的眷恋和对家乡的热爱。诚如周恩来1965年7月5日在新疆石河子对另一位淮安老乡所说的“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他的家乡的”。周恩寿的故乡淮安人更理解他并期待着他的“叶落归根”夙愿的实现。

　　注释：①周恩来祖父曾做过山阳（淮安）知县一说，根据《周恩来选集》。而《重修山阳县志》、《续纂山阳县志》以及清光绪《淮安府志》均未见记载。

（编辑网文、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