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那天她和妹妹们期待着当时的京戏名角——梅兰芳在寓所的大花园内现身。

　　宋琼颐说：我们那时候大概七岁、八岁。喔，开心的不得了。因为梅兰芳大家都很兴奋，我妹妹也听见过梅兰芳，包括佣人啦，那些侍卫。喔！梅兰芳要来！搭起来桌子，好多桌子，每一个房间都是十个人、十二个人那么坐……后来就那个西安事变，所有事情都停止了，样样都取消掉了。”

　　12月25号，宋子文和宋美龄深知这是关键的一天。

　　蒋介石脱险就在那一天。那天一大早，住在张学良官邸B栋的周恩来再次会见了当年他在黄埔军校的老长官——蒋介石。但是此时周恩来早已得知苏联的态度。

　　王丰（民国人物传记作家）说：“莫斯科的指示，不能处决或者不能去公审蒋介石，而必须仰赖蒋介石去领导未来的抗战。”

　　蒋介石和周恩来会晤之后，宋美龄以送给蒋介石圣诞礼物为由，立刻敲定了当天下午离开西安。就在此刻，张学良也做了一个决定。

　　郭冠英（《张学良 世纪行过》制作人）说：“这个完全是他（张学良）的决定，没有任何人影响到他，周恩来也不赞成他走，杨虎城更不赞成他走，蒋介石也不赞成他走，没有人赞成他走，只有蒋夫人认为他走了还不错，更证明说这件事情是圆满结束。叛军首领都亲自负荆请罪了，可是这个完全的决定，是张学良的决定。张学良后来就说，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祂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

　　张学良的决心，深深地感动了宋子文，只是怀抱着义气的两位好友，万万没有想到，在回到南京后发现，局势已经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返抵南京。消息传遍了全中国，蒋介石的政治声望到达了巅峰。

　　陈至竟(时任蒋经国戡建总队副大队长)说：“西安事变解决了以后，我们大家很高兴呀，就放鞭炮啊什麽的。”

　　辜严倬云说：“哇，那时候大叫，喔，蒋委员长从西安平安出来了。大家起来，哇，开心地不得了不得了。我那时候小小的心灵里头，就觉得蒋夫人真是了不起呀。”

　　郭冠英说：“他（蒋介石）一下飞机，一到了洛阳，所有的那些洛阳的军政人员围过来以后，他就说张(学良)副司令啊，要好好照顾他。”

　　1936年12月26号中午12点20分，宋美龄陪同蒋介石返抵南京明故宫机场。

　　李赣驹（民国元老李烈钧之子）说：“飞机停得很远，我看见蒋介石下来了，就走到这些人面前：‘辛苦、辛苦、辛苦！’大家都慰问他（蒋介石），飞机就开到那边去，开到那头跑道去。那边两部汽车，张学良下来了，那个汽车也秘密地开走了，开到宋子文家里去。”

　　南方欢喜的气氛，对张学良而言是陌生的。来到南京的他住进了宋子文在南京的寓所——北极阁。
　　郭冠英说：“他们（张学良和宋子文）两个当然是很好嘛。就住在宋子文家里面，熊仲卿就跟着他们两个，吃完饭他们两个在北极阁的花园里面走，熊仲卿就跟在后面，就听到张学良问那个宋子文说，‘委员长会不会枪毙我啊？’宋子文说‘不会，不会’。他（熊仲卿）说，我在後面听得很清楚，就这样。因为明天就要军法审判了。”

　　宋子文对张学良人身安全的承诺，很快地面临挑战。国府内部已经酝酿审判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受伤的蒋介石此时不动声色。

　　如今的南京羊皮巷新街口商圈，是当年南京军事法庭的所在地。七十年前这里肃杀气氛浓厚，一场攸关张学良的军事审判在这里展开。

　　张学良带手枪上军事法庭 担心受侮辱准备自杀

　　郭冠英说：“到了南京以后，包括戴季陶、包括居正，包括很多人对张学良很不满意，都说一定要对张学良作出某种惩处，那么他（蒋介石）回去后，他想一想，他觉得还是应该做（军事审判）。”

　　对这个决议，宋子文气愤异常。

　　李赣驹是南京军事法庭的审判长李烈钧之子，当年他以父亲的少尉副官身份全程参与了审判张学良的过程。

　　李赣驹说：“张学良呢，穿了一件长袍子，大概是羊毛的吧，古铜色的衣裳 没有穿军服，他（张学良）拿了把小手枪，欸呀，谷正伦说，你怎么带手枪来干什么？他说我不是的，我报告你，我知道今天审判完了，我不能回去了。假使我关在什么地方，这些特务要来侮辱我，我就自杀！”

　　在审判庭开庭之前，宋子文曾短暂地停留。

　　李赣驹说：“上午开庭，军事委员会九点多钟开庭，我父亲他们都穿军服的。军事最高法庭，我父亲说不要旁听，宋子文就带他（张学良）上来，上来以后呢，变谷正伦上去了，就是说，请宋先生先回去，你到那边去。张学良，他叫汉卿，你到那边去坐。宋子文知道这个不能旁听的，不给他旁听，宋子文走了。

　　这场军事审判的结果成为当时最瞩目的消息：张学良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准予特赦。

　　这张字条是张学良离开西安前留给杨虎城的手稿，他将东北兵权交给杨虎城。

　　审判结束后，他又回到宋子文的寓所。

　　李赣驹说：“宋子文车子来接他（张学良），他住在孔祥熙家里面，以后呢 ，抗日战争起来了，他就到奉化去，蒋介石把他弄到奉化。”

　　从此张学良进入幽禁的人生，来到南京，历经宋子文和孔祥熙照顾的张学良。后来被送到了蒋介石的故乡，奉化溪口。由蒋介石就近看管，软禁的屋子就在雪窦寺旁，面对张学良的处境，面对国府内部的压力，宋子文仍然极力地为张学良奔走，他多次写信给蒋介石。

　　王丰说：“内容就是告诉蒋介石说，于凤至（张学良妻）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然后几个小孩留学英国之后，可能因为父亲被软禁家庭破碎，所以情况也很差，他（宋子文）就是希望蒋介石能够在今年的耶诞节之前释放张学良。让他们一家能够团聚。”

　　张学良这位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宋子文这位西安事变的斡旋者，两人的承诺终究抵挡不了无情的政治，但却成就了抗战的号角，奋力响起。


张学良在在国民政府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审庭上的答辩

　　毕万闻主编 [《张学良赵一荻合集》]

　　在国民政府军委会高等军法会审庭上的答辩--会审笔录摘要  （1936、12、31） 

　　***此“笔录”原名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关于张学良的审判笔录（摘要）》，这是官方的记载，可能有失实之处，但因是内部审判，为给张氏定罪，就须录存张氏的答辩，参照审判长李烈钧和审判官鹿钟麟后来写的回忆录，此“笔录”大致尚属真实。 

　　一、审判长问：姓名、年、籍。 

　　答：张学良、36岁、辽宁海城县人。 

　　二、问：这次西安事变到底是什么情形，现在我有几点问题，请你答复一下。 

　　答：请审判长把要问我的话，给我先看一下。 

　　三、问：现在我将要问的事，开列如下： 

　　（一）本月12日君等呈中央电，不虞危害民国乎？何因出此？ 

　　（二）君等呈中央电，为君之主动乎，有无受他人之指使？当时聚会密谋实情可直陈之。 

　　（三）党员官吏向中央建议，向有一定程序，君宁不知之，君既有所主张，自应婉词向中央及蒋委员长陈请采纳，乃平日未曾向中央有所建议，突然出此，有何辩解？ 

　　（四）君等呈中央电尚未达到，而临潼、西安叛变已先起，即以建议而论，无诚意可知，是何阴谋演此巨变？ 

　　（五）临潼叛变，竟派重兵将委员长行辕行政重重围困，用机关枪步枪齐发如雨，得无有戕害统帅之心乎？ 

　　（六）临潼、西安叛变先后劫持统帅，禁闭中央大员，戕贤害善，而邵委员元冲乃至殒命，并惨杀忠实党员将士多人，甚至侮辱女眷，残伤幼童，纵兵殃民，惨无人道，此等行为，均君为首谋，尚有说乎？ 

　　（七）演此巨大叛变，非蒋委员长临之以伟大之人格与精神有以使君等反省，宁不为民族之羞乎？旋君向委员长涕泣陈词，自请随委员长旋京请罪，又是如何感想？可详言之。 

　　（八）君呈蒋委员长之请罪书，委员长已转呈中央，本审判长等奉交依法办理，君果有悔意之萌乎，能从兹即为善乎？ 

　　以上是要问的事，请你答复。 

　　答：请让我作一总答复如何？ 

　　答：请说。 

　　答：这回的事，由我一人负责。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内容纳我们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我们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如果我们有别的办法达到我们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

　　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

　　（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地位；

　　（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

　　（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罪，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领受。

　　我写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原先我们也想不是这样做，因为事情急迫，无法作出来的。前次我们本想以全体人员去向委员长要求，不料“一二、九”学生运动由警察开枪，以至如此。我始终是信佩委员长的，而看见他的日记和文电更加钦佩。但对亲日者更加认识。现在的要求是极端的抗日，贯彻始终。至于我自己的生死毁誉，早已置之度外。我们的行动，本不是要开枪的，也无要损害任何人的。不幸行动中统制不良，尤是邵先生翼如，我们心中真是十分不安。如不是信崇蒋先生之伟大精诚，而其他如中枢怎样处置，那我是不在乎，也可以说不接受的。我对于我们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名人全宗档案，转引自《西安事变档案史选编》，第8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