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耀邦，推进转型

――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角色

张博树


（本文是为《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一书所作的导言，这本书已由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以纪念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逝世20周年）


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内少见的开明领导人，改革派领袖，当代中国转型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1989年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八九公民维宪爱国运动和六四天安门事件，遂成为中国当代史的分水岭。

今年是耀邦先生逝世20周年，写作、编辑、出版本书首先是为了寄托有良知的中国人对耀邦先生的怀念之情。

但是，又不仅此。胡耀邦去世20年，中国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造成权贵资本泛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结构失衡，在根本意义上阻碍中国回归人类普世文明，当年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且其严重、恶劣程度已经远甚于当年。20年来所取得的所有经济成就在一个助长贪腐的体制面前，均显得黯然失色。

这就是我们当下面对的现实。它意味着，我们今日纪念耀邦，必然怀着一份深深的现实关怀；这种纪念，除了缅怀故人，更是为了推进耀邦先生未竟的事业，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宪政转型。本书题为“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其意即在于此。

我更想提醒读者关注的是本书的作者。

这是一群老共产党人，他们有的曾是耀邦先生的老战友、老部下，与耀邦有过密切的工作联系或私人接触；有的是耀邦主政时重要的党政官员、学者专家。作为赞成改革的体制内人士，他们当年都是耀邦主张和政策的积极支持者、践行者。20年后，这批可敬的老人大多已经进入垂暮之年，但忧国忧民的衷肠一点也没有变。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他们对这个党、这个体制有了更加透彻的体察和认识，对中国要走什么路有了更加清醒、明确的理性自觉。这样一个老共产党人群体的出现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我把它理解为中共党内民主派形成的某种准备，甚至起点。

这篇导言，我就想结合纪念耀邦，谈谈“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角色”这个话题。我们将依次讨论：什么是“党内民主派”（党内民主派的定义）？何以说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一面旗帜？耀邦去世20年，当今中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形势出现哪些新变化、新特点？为什么人们希望党内民主派能引领中共实现自身的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这些问题的澄清，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和许多重大课题的理解。

在这个基础上，我将很荣幸地向读者介绍辑入本书的各篇鸿文，与读者分享我的阅读体会，并以此表达晚辈对这些老共产党人的敬意。

中共党内民主派的界定

中国共产党是根据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创建的革命政党，在政党分类上，属于现代极权主义政党类型。严密的组织、服从领袖、禁止一切派别活动是极权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征。毛泽东当政时的中国共产党曾经把这些特征发挥到极致。在那时，不大可能出现对立于党的最高领袖的不同政见。比如刘少奇，即便他在建国初期有一些不同于毛的主张，但遭到毛的批评整肃后迅即俯首称臣，紧跟唯恐不及。林彪揣度毛的心理颇有心得，大智若愚的“韬晦”之术也算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但最终仍不免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功亏一篑，成了中共历史上又一次“路线斗争”的牺牲品。总之，在毛那个时代，中共党内甚至没有按照它自己的党章规定应属正常或起码的“民主生活”，出现不同政见、形成有组织的党内派别更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一个专制性政党内部出现分化，产生不同的政治主张，只有在这个党生逢的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作为极权主义政党的党本身也开始走向衰落时，才有可能发生。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形。

从大的时间尺度看，20世纪是中国的大变化、大动荡期。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特别是制度转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这个转型的目标本来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用来取代在中国延续了2000年之久的皇权专制制度。但是，历史发展本身往往充满了悖谬。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把西方激进的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并与俄式革命战略相结合，形成共产党自己的改造社会的理想和纲领。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党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竟然取得非凡的成功，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打败了自己的对手，从而获得按照党的既定理念去改造中国的现实机会。

当然，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是一出乌托邦悲剧。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从告别专制、走向共和意义看，本来代表着中国现代社会政治转型的正确选择；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致力于建设一个“阶级专政”基础上的“新社会”，其实倒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扭曲，乃至背离。可叹的是这样一个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真理，中国人是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方才认识。――当年的中共领导人和千千万万普通的共产党员，不是都曾真诚地相信自己所要建设的，才是“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么？！1949年的成功，赋予中国共产党巨大的政治合法性，也成就了一个革命政党向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极权主义执政党的身份转变。这个党曾经是强有力的，不仅因其“革命”理念的深入人心，而且因其出色的组织控制和动员能力；而这两者，又都与一个魅力领袖的存在结合在一起，并互为因果。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条件，那就是中国社会这块巨大的土壤。这是块富含专制文化基因的土壤。一个极权主义执政党只有植根于这样的土壤中，才能根深叶茂，如鱼得水。

然而，时代在变，中国也在变。既然这个党的理念追求在历史哲学意义上本来是错的，虚幻的，那么历史本身就总要创造出纠正这种错误的条件和机会。1976年毛泽东去世，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这样的机会终于开始显现。改革开放其实是对当代人类普世价值的回归，也是对1912年所代表的制度选择的回归。尽管当政的共产党领导人不愿意、也不太可能一下子就承认，但套用一句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这是一个历史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还要看到，这个伟大进程不但对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对执政党本身的影响同样极其深远。社会选择和价值倾向的多元化会在执政党内部引起反响，引起党内成员认知和组织意义上的分化，从而最终改变执政党内部的政治生态。社会的民主化要求执政的共产党自身也必须发生变化，执政党的自我转型已经被提上日程，而这必然意味着，共产党作为专制主义政党的衰落将不可避免。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分化首先是认知意义上的分化。

我们看到，这些年来，共产党内出现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当年参加革命本来是为了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大半生的经历证明，这个他们亲手参与创建的体制非但建不成这样一个“新中国”，反倒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只有宪政民主，那个原来被马克思主义批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建构，才是人类的光明正道。他们是这个党的成员中的最早一批觉悟者。“两头真”可谓对这批老共产党人的如实写照，那就是，当年参加革命、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是真；现在提倡宪政民主、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同样为真。正是这样一个“两头真”老共产党人群体的出现，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形成做出重要开局。

对中共体制内变化素有研究的旅澳学者冯崇义先生曾经把判别中共党内民主派的标准归纳为如下三项：“第一，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体系，尽管在学理上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程度可以有深浅不同。第二，反对一党专政。从民主的角度反对个人迷信、领袖独裁但并不明确反对一党专政的人，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民主派。第三，在行动上从中共内部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区别于有思想而没行动的党内潜在民主派、也区别于作为公开的反对派从事民主运动的党外民主派”。“严格说来，中共党内民主派实际上指的两部分人，即极少数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派和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由主义民主倾向但未必完全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半民主派’”。（参见冯崇义“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中共党内民主派”等文）

我基本上赞同崇义兄关于中共党内民主派的这个界定，需要补充的是：这里的“派”只是广义而言，指具有相同或近似价值取向的党内成员所组成的松散群体；识别他们的“共同性”的，首先、而且（就目前而言）主要是他们认知上的特征，而不是组织上的特征。这就是说，广义的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出现，首先是中共党内认知分化的结果。它有可能发展为中共党内的某种组织派别，甚至导致中共的组织分化，但这是未来的事，远不是当下。

但党内认知分化作为一个事实的存在，仍然意义重大。在当代中国改革的伟大进程中，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孕育产生乃至隆重登场，就将以此为始。

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一面旗帜

中共党内民主派有两面旗帜，一面是胡耀邦，一面是赵紫阳。二位都曾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又都在这个职务上被党内保守势力拉下马来。

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有名的“红小鬼”，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耀邦当年曾颇受毛泽东器重，长期主持共青团工作，尽管在60年代特别是文革中受到过迫害，却从没有动摇他对共产主义的原初信仰。文革后复出，耀邦积极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大力平反冤假错案，重新评估党的历史，极力反对个人崇拜和“终身制”，倡导“说真话”，爱护和保护知识分子，营造宽容的社会氛围，坚持“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在经济、科技、教育、农村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国家发展战略、和平外交等领域提出广泛的改革设想或举措，凡此种种，均是为了拯救这个党，试图重新恢复这个制度的生机，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耀邦确曾真诚地相信，经过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党的原初理想的实现仍然是可能的。

当然，耀邦的局限也在这里。耀邦先生虽勤奋好学，但在认知方面未能超出传统马列意识形态的囿限。耀邦为人真挚、坦荡，人格高尚，这在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是极其难得的。但是，他的独立人格一旦与“组织原则”发生冲突，就往往发生变形，这使耀邦内心深处充满痛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自由化”问题上，耀邦虽尽力与邓、陈周旋，乃至抗争，但也免不了委曲求全，对两个“左王”反击不力，所以如此，除了现实政治斗争的复杂、残酷外，耀邦自己并未从根本上反思一党制社会主义的弊端，是重要原因之一。认知方面是一个因素，心理方面是另一个因素。长期的党内生活、巨大的意识形态传统和禁锢使得即使耀邦这样的人也未敢触动心灵深处的禁区，这种无意识的自我防卫机制是尚待科学研究揭示的重要秘密。1987年胡耀邦含冤下台。在生命的最后两年耀邦同吴江、李锐、于光远等人的交流说明他已在思考一些更深层面的问题，可惜历史没有能给他足够的时间完成这种思考。

总之，无论就认知层面还是就组织行为层面言，胡耀邦仍然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人，是一个并未同旧体制决裂、仍然试图在传统轨道内为这个党和这个国家寻求出路的探寻者。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说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一面旗帜呢？

我以为，可以从下面两个含义上理解这个命题：

首先，耀邦的认知理路虽然总体上仍未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羁绊，但他的思考中已经包含大量可供挖掘的新的思想元素，这些思想元素或认知元素带有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因子，经过提炼、提升，完全可以转化为当今中国政治改革和宪政转型所需要的思想资源和体制内动员力量。

举个例子。早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的1977年，耀邦就曾指出：“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直到‘两个凡是’，都是教条主义的。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历次政治运动积累起来的冤假错案，各种错误的组织结论，把干部知识分子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属、朋友，被剥夺了担任适当工作的权利，无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页56）

“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此话讲得何等之好！虽然耀邦这句话有它特定的语境和所指，但却蕴含了太多可供思考、可供挖掘的东西。关于民主，耀邦曾坦率承认自己还没有“研究清楚”，但他明确指出“民主问题没有研究清楚前，各种各样看法都可能提出来，但都不可当作定论”。（同上，页330）这里表现的是一种开明态度，因为既然还没有“定论”，就应当允许人们就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发表不同的见解或主张。关于“党性”，耀邦曾这样讲：“以前我们很长时间把党性理解为听党的话，任何情况下服从组织决定，理解为就是组织性纪律性。看来，这不应是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我想，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才是党性的核心。”（同上，页729）尽管耀邦自己也没有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提出这个观点本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十分难能可贵。关于这个党的现状和未来，耀邦则时不时表露出深深的忧虑：“现在是我们当权，现在是我们登台表演，今后10年中间，我们这些人究竟演出什么戏来？是演出一场威武雄壮的话剧来，还是演出一场悲剧来？是演出一场笑剧来，还是演出一场丑剧来？”（同上，页332）耀邦对这个党走向衰退心存警惕，对党内越演越烈的腐败现象痛心疾首，大声疾呼“不要忘记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几年就垮台的教训”。（同上，页1092）虽然从目前掌握的资料言，耀邦尚未将自己的沉思上升到从理念和制度层面为共产党另寻出路的高度，宪政、多党制、建设一个强大成熟的公民社会等尚未系统进入耀邦的思考视野，但耀邦主张大胆探索，不要为这样的探索设置禁区，已经预设了一个人道的、理性的观察问题的立场和出发点。而且，我们不要忘记，耀邦是顶着多大的压力在做这样的事情啊！

只有深入体察耀邦当年处境之险恶，才能理解耀邦精神之可贵。耀邦去世后两年，六四突变，软禁中的赵紫阳继续了耀邦的思考，把耀邦很多还没有来得及想明白的问题彻底搞清楚了，赵紫阳也成了中共体制内第一个公开与专制体制决裂的前领导人。胡、赵的思想遗产，是当今和未来中共党内民主派的重要精神财富，是中国改革事业的宝贵精神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一面旗帜，难道不是恰如其分么？

其次，更重要的是，胡耀邦和一大批以他为代表的力主改革开放的共产党人，是极权政治达于顶峰后走向反面的产物，是这个党痛定思痛过程中产生的体制内新生力量。尽管这个力量还很弱小，在认知、行为方式等方面远未挣脱旧体制的影响，但他们却在客观上代表着某种新的方向。共产党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执政党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和转型，才能从一个专制政党转变为宪政民主体制框架内的民主政党。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对中共来说，这也是一个痛苦、艰难的自我解构和重建过程。它需要一系列的刺激和推动，包括来自自身内部的刺激和推动。胡耀邦和他的党内改革派同事恰恰充当了这样一种推手的角色。尽管在当时，他们自己也未必清楚意识到这种角色，但历史发展往往是这样的，行动者在大的历史转变年代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进步的工具，甚至火车头。

耀邦曾经痛切地指出：“要看到，我们的国家野蛮落后。一个国家要有正常的政治生活，首先执政党有正常的政治生活。”“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正常的政治生活，就等于灭亡，实际上是一个躯壳。”（同上，页211）正是基于这一点，基于对文革等痛苦经验的深刻反思，耀邦坚决反对任何个人崇拜，力主废除事实上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耀邦曾表示，希望中国也能有自己的华盛顿，“我一定只干一届，到70岁就退下来，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同上，页790）事实上，过去30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所取得的为数不多的进展，其中之一就是结束了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现象，至少在形式上。这与耀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然，邓小平也积极主张废除终身制，但他的言辞和行动并不一致。邓在十三大后名义上退出了政治局，实际上却仍然是共产党的太上皇。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要改变之，谈何容易？！

耀邦倡导全面的改革观。他主张中国的改革必须“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同上，页826）1986年，耀邦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个文件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参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页426）应该说，这如实反映了胡耀邦和80年代主张改革的一批共产党人的共同认识。他们希望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凡此种种，均在客观意义上有助于推进执政党的自身转型。后来历史又一次发生大的逆转，六四天安门事件结束了80年代的改革蜜月，但历史却记录下耀邦和他的改革同道的奋斗足迹。今天和未来中共党内民主派对改革事业的继续推进，都是对那一段历史的承续和拓展。

在这个意义上，把胡耀邦视为党内改革派的前驱和中共党内民主派的旗帜，也显得极其自然，并符合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

当今中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形势出现哪些新特点？

耀邦逝世20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正面看，中国的经济总量有了很大增长，国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经济生活中的自由选择度在加强，这个国家已经从开放中领略到市场经济的无限好处。但是，与此同时，贪腐也在增长，也在膨胀，而且这个膨胀的速度远快于国民财富总体增长的速度，更快于普通国民收入提高的速度。人们用“权贵资本”来形容这个日益庞大的贪腐集团，因为他们很多是靠非法利用公权力发的财，然后再凭借这些不义之财进一步染指、控制公权力。这股巨大的贪腐势力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躯体上最大的毒瘤。

那么何以至此？这就要回到六四发生后执政者对自身状况的基本估计和他们采取的应对之策。六四无疑是中共当政者建政40年遇到的最大危机，用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普通市民，几乎使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邓小平何尝不懂得这个道理？所谓“大气候”、“小气候”不过是给武力镇压找一点说辞，他自己也清楚，老百姓对“官倒”、腐败的愤恨才是这么多人走上街头的真正原因。为了稳定局面、收回人心，六四后、特别是邓小平南巡后的中共执政者采取了两套并行的办法：一套是狠抓经济，促进增长，我们可以称之“GDP”战略。执政者的逻辑是，经济发展了，老百姓得到“实惠”，人心就可收回，政权就可稳定。这样，人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GDP会成为过去20年中央考核地方各级政府“政绩”的硬指标。另一套办法就是体制内的反贪腐战略。尽管信心不足，党的领导者至少希望这样的努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体制内腐败的蔓延趋势。体制内反腐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把它作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挡箭牌和替代品。党的领导人努力让他的党员和普通臣民相信，似乎依靠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就可以解决权力监督和权力制衡的难题。两套战略的总目标是维持“稳定”，说的再透彻些，是为了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也就是执政地位。而这样两套战略的实施必然同时意味着，上个世纪80年代党内曾经酝酿过的政治体制改革将被长期搁置，因为今天的领导人甚至不再具有勇气领导这样的改革；至于多元化和以宪政建设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则更是被彻底否定，因为这样的改革被解读为要从根本上“革”共产党的“命”。党的“第三代”或者更新一代领导人肩膀太嫩，心胸又太小，他们似乎扛不起“丢掉祖宗江山”的恶名。

&nb sp; 那么，这样的战略能否真的奏效？既可能，又不可能。说它可能，是因为市场经济毕竟没有被否定。尽管远谈不上健全，市场经济还是在“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背景下踉跄地发展着，并给中国带来了机会和财富。更何况，中国还有足够多的低价劳动力，可以在国际贸易领域尽显某种“优势”。在上述意义内，GDP的连年大幅增长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只是到了最近，这种增长模式内含的危机才逐渐暴露出来，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则给国内公开的或潜在的经济疮疤添了一把盐。说它不可能，又因为体制内反贪腐绝无成功希望，否则人性就该改写，人类的历史也早该是另外一幅模样。30年来，体制内反贪不可谓不努力，但贪官越整越多，贪术越整越高，反“反贪”的手段越来越精明，也越来越无耻。中国的官僚权贵集团、产业权贵集团和文化权贵集团已经在六四后短短的20年间分别坐大，以至有人说，中国的几百个权贵家族已经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命脉！

究竟谁在“革”共产党的“命”？不是什么“民运分子”，也不是什么“敌对势力”，而恰恰是这些凭借专制体制飞黄腾达的权贵资本和各个领域的官僚权势集团！――这一点，人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因为正是他们的为所欲为，造成增长中的GDP的不良倾斜，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官民冲突，造成让党的最高领导人寝食不安的“稳定”危局。不过30年啊！当年那么昏庸无道的大明帝国，还维持了276年之久；大清帝国也延续了12帝，如果不是外力压迫、内部变化，也许还会多维持个一代、两代。中共建政不过60年，改革开放仅仅30年，领导人更替也不过三、四代，虽然外表还摆出一付“盛世”模样，骨子里却已经腐朽。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历史一幕？！

这就是当今中国的基本形势。

当然，对同一个现象，往往会有不同的解读。面对“盛世”外表下的深刻危机，仅就中国共产党党内言，已经出现三种不同的声音，每种声音代表着一个特定的立场，一种回应危机的方案。

第一种声音，党内民主派的声音。他们认为，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跛足”改革路线最终是难免要失败的。体制内反腐解决不了体制性贪腐的顽症；只有宪政民主，中国才有希望，而宪政民主意味着不能再继续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老路。

第二种声音是党内“毛派”的声音。“毛派”指责30年改革背叛了社会主义理想，制造了大批“新生资产阶级”。他们认为，只有回到毛的“继续革命”立场，回到 “公有制”，回到文革式的“大民主”，中国才有希望。这个中共党内“左翼”派别的出现和近几年来的“当红”，一方面证明了毛的遗产的复杂性、多面性，另方面也证明，中共压根儿也没有对这笔遗产做过真正认真的、够水准的历史清理，以至在许多最基本的问题上竟然还歧见迭出，一团混乱。

第三种声音则是通过“主流传媒”传达的党的“主旋律”声音。这种声音过于熟悉，在此就不必赘言了。总的说，只要党的最高领导集团还没有从这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中找到出路，或者即便内心明白但一时半会儿还不便说出，也没有真的下定决心走出历史决定性的一步时，他们就只能继续维持那套自欺欺人的“特色”神话，既忽悠全国的老百姓，也忽悠当权者自己。所谓“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要用“核心价值观”对抗普世价值，用“特色社会主义”对抗宪政民主，不过是此类装腔作势立场的最新表现而已。今年“两会”期间围绕吴邦国的人大工作报告在官办媒体上展开的铺天盖地般的反“西化”、反“三权分立”、反“两院制”的宣传，则再一次暴露了官方意识形态色厉内荏的虚伪性质。

以上三种不同声音的并存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党内认知上的分化已经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这是当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出现的一个新特点，也是中共作为老牌专制主义政党正在走向衰落的明显标志。

党内民主派的历史责任：引领中共实现自身的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

那么历史如何继续往前走？去年12月，民间发表了呼吁推进中国宪政改革的《零八宪章》，代表了自由知识界和广大公民追求民主、自由、公正、建设一个宪政中国的心声。就体制内改革言，人们则希望，党内民主派能逐渐发展壮大，在中国社会转型的伟大进程中，担负起引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实现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的历史责任。这种“希望”并非虚妄，它是对中共党内三种立场各自会引出何种结果进行客观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首先，“毛派”主张的无出路性是明摆着的。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回到文革，除非中国人都是弱智，中华民族是一个健忘的、不可救药的民族。我并不赞成对毛泽东年代的全盘否定，对毛本人和毛时代的遗产确实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历史清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用“继续革命”的办法解决不了“新生资产阶级”的问题，过去如是，今天仍然如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虽然它曾反映了一代共产党强人领袖的冲天豪情。更何况，毛时代也从来没有过什么“人民民主”或“大民主”。独裁者半是出于乌托邦想象、半是出于党内斗争需要恩赐给他的臣民的“上海一月革命”式的“民主”，与真正的公民自由民主相差十万八千里。

其次，“主旋律”主张的无出路性也是明摆着的。面对深刻的社会矛盾，采用鸵鸟政策，坚持“特色”神话，无助于化解执政者的危机，却在客观上保护了权贵势力，等于共产党的慢性自杀。君不见建国60年，如此“乾坤扭转”的“历史纪念”年头，我们的中央政府却是以“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为全年工作的总纲，还先后把全国2000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公安局长招来北京，接受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培训，执政者危机感之深刻、之切肤由此可见一斑。但为什么不敢在政治改革方面勇敢地向前迈出一步呢？须知，将错就错，抱守残缺，犹抱琵琶，硬充好汉，既不敢在国际场合公开与世界民主大趋势叫板，又在内部死守专制政治的底线，这是最无能的选择，也是最糟糕的选择。

只有党内民主派的主张切中时弊，他们的见解与民间自由力量关于中国前途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代表了良心尚存的体制内人士对形势的清醒判断。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希望在宪政民主；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在中共党内民主派。

关于中国未来政治演变，我在我的那篇《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报告”结尾处，曾分析了这样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中共党内民主派与温和的民间反对派联合起来，共同主导中国的改革，通过较平稳的制度转型，达致宪政改革的成功；

第二种可能：当权者拒绝宪改，社会矛盾激化，最终走向崩溃；

第三种可能：当权者拒绝宪改，但用更加纯熟的手段维持统治，使专制体制死而不僵。

显然，只有第一种可能，才是我们要尽力争取的，因为它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

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这条路既是中国的出路，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出路。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必然死亡，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组织却有可能获得新生。这种新生的前提和途径则是成功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那么，何为理念转型？何为组织转型？理念转型指中国共产党放弃过去的专制逻辑和敌对思维，认同普世价值，也就是自由、民主、公正、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价值观，认同多党制和权力的可替换是监督、制衡公权力的最佳制度安排。组织转型，则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努力，逐步解构原来作为极权主义执政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体系，按照现代民主政党的建构原则实施组织改组，使这个党变为一个全新的、可以在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内运作和行动的党。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党内民主派显然肩负着引领中国共产党完成这样两个转型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

当然，今天的中共党内民主派还很弱小，阻碍中共实现两个转型的党内对抗力量（特别是权贵资本的力量）又十分强大，这容易让人感到悲观。中共党内民主派要能够左右中共的发展方向，引领中共的未来，就必须在中共组织内的各个层级上产生自己的代表人物、领军人物，特别是在中央决策层产生这样的人物。由于这个体制的腐朽和它所特有的逆淘汰人才选拔机制，产生这样的人物和这样一种力量似乎显得越来越困难。这些都是事实，不可视而不见。但我还是相信一点：历史总是要向前走的。中国要实现宪政民主，这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执政党或是自己主动改，或是被历史推着改，或是被历史所淘汰。无非是这几种可能。如果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拥有数千万党员的、诺大的中国共产党里边竟然产生不了几个像样的改革者，产生不了一群真正以中华民族未来为己任的、敢于向旧体制宣战的大智大勇之人，产生不了能够引领这个党走向新生的一支健康力量，那只能证明这个党真的气数已尽，无可救药了。果若如此，则不独是这个党的悲哀，也实在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结果。

我相信，众多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也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结果。

本书作者们的努力，就是在向相反方向，也就是使中国共产党获得新生的方向，所作的努力。它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本书各篇鸿文的大致介绍

本书共辑入12位老共产党人的大作。

李锐先生和胡绩伟先生是读者十分熟悉的中共党内改革派元老。李老以一部《庐山会议实录》名扬天下；胡老上个世纪80年代执掌《人民日报》，为“人民性”振臂呐喊。二人都是中共党内著名的改革先锋。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经90多岁，但仍然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这个党的前途。记得在两位老人家中，晚辈与他们切磋书稿的主题、结构时，两位老前辈都极其认真。稿子也都经过反复推敲、修改。李老的文章题目是“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这是对耀邦先生人格的赞美，反过来也是对这个体制培养了大批“奴才”的尖锐批判。李老指出：“中国自古以来，专制王朝，老百姓当惯奴隶，少数官员效忠当奴才。过去共产党是必须当驯服工具，群众学雷锋当螺丝钉，少数奴才们助纣为虐”，党内生活“极不正常 ”。是胡耀邦开始打破这个传统。“胡耀邦能在共产党内出现，非常了不起，战争年代出来的人，服从惯了，更不容易了。他独立思考，他不当奴隶，更不愿意当奴才。延安抢救运动时，到处大抓特务，他当时担任总政组织部长，自己做了个试验，找几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年青人，一逼供信，就都承认是特务了。于是他立即找毛主席说，不能再干这种事情。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李老还在文章中引用了88岁寿辰时自己写的诗“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并再次呼吁，“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计，为国家、民族和天下苍生计，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胡老这些年来在老伴狄沙女士的协助下著述颇丰，不断有新作问世。这次胡老给本书提供的文章是“要自由民主，还是专制垄断？”胡老认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是自由民主的路线，一条是专制垄断的路线。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胡耀邦，他实行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路线，追求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后者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他搞的是一个专制垄断的社会。”据胡老看，胡耀邦、赵紫阳当政的12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好的12年；这个“胡赵新政”，是对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建设路线的继续，可惜后来被党内的保守势力腰斩。对于当今的政治体制改革，胡老认为，2007年谢韬提出中国应该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观点引起很大反响，但“我左右寻思，感觉使用‘新民主主义社会’一词更为合适，虽然多少有些不得已”。事实上，胡老近年来一直主张用“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提法来概括今天的改革，认为这种提法执政者更有可能接受。值此耀邦去世20周年，也是“六四”20周年纪念之际，胡老呼吁，应该从为胡耀邦、赵紫阳平反开始，走向平反六四，为中国的改革开出新局。

谢韬先生也是我所尊敬的共产党人老前辈。我和谢老还有一段师生缘分。那是20多年前，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时，谢老是研究生院的第一副院长。1987年，我们曾同乘一列火车到襄樊游览古隆中诸葛亮故居，后到湖南张家界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有机会向谢老当面讨教，包括那个把谢老牵连进去的胡风案件。时隔多年后师生再次见面，谢老已因他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名噪海内外。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去谢老家拜访谢老，讨论谢老为本书提供文章的主题。谢老当时精神非常好，与晚辈围坐沙发，侃侃而谈近两个小时。我们商定谢老这篇文章的主题将围绕执政党的组织转型话题展开。谢老已经就这个话题写过一篇短文，发表在第20期《领导者》杂志上，但言犹未尽，很想就此机会做一个更深入的探讨。谢老还索要了一些有关耀邦的资料，表示在访谈、写作前再做些研究准备。遗憾的是，这件工作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谢老就突发脑血管病住进了医院。幸亏抢救及时，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谢老的病情已有很大好转，但继续原来的访谈、写作计划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有鉴于此，本书收录了谢老在《领导者》刊发过的那篇文章“共产党组织转型的思考”供读者分享。这篇文章指出，共产党强调自己的“先锋队”性质，组织上奉行“集中制”和“集权制”，在政党组织形态上其实是极其落后的。“先锋队”理论完全不能适用于建设一个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开放的、群众性的现代政党。这样一个政党应该强调“民主”而不是“集中”，强调“分权”而不是“集权”。谢老还以国民党为例，指出“ 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党，已经经历了从革命党到专政党再到宪政党的转变。1948年‘行宪’后，本来国民党就应当向宪政党转化了，由于在内战中失败，国民党先是在大陆后来在台湾实行了四十年‘戒严状态’，延误了组织转型。中国共产党要获得新生，也必然要走国民党走过的宪政之路。觉悟越早，转型越及时，对于党的未来发展就越有利。”――这真是一位老共产党人拳拳爱国、爱党、又企图去“救党”的肺腑之言。我们衷心希望，谢老能早日康复，继续为我们这个民族展现他的良知，贡献他的智慧。

何方先生1950年代曾在张闻天身边工作，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有重大建树。这次何老为本书提供的重文是讨论耀邦对民族政策问题的贡献。众所周知，民族问题历来是十分敏感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话题，最近由于西藏问题的凸显，这个话题尤其具有格外的尖锐性。何老并没有做任何回避，而是严肃批评了执政党在民族政策制定和实行中的许多自相矛盾之处：“60年来，我们一直宣告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但这只是表面的和对外宣传用的，实际情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所谓自治，就得允许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但我们实行的则是‘党管一切、汉人当政’。”“党历来在所管辖的地区，都强调和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建国后不但没有放松，而且还随着各种政治运动得到不断加强。所谓一元化领导，实际上就是一党专政的人治，也就是党管一切和以党代政。在内地如此，对少数民族地区更不放心。既然党管一切，哪里还谈得上‘民族自治’？”“我们不只是要‘党管一切’，而且还要‘汉人当权’。例如以前苏联也是实行一党专政和以党代政的，但它的各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把手大体上都是该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出身，党委和政府成员也多由本地人组成，很少由中央和外地派来。少数民族干部到中央工作都是担任实职，而不是虚位。有的全党和全国领袖就出身于少数民族，如斯大林、铁托。这在中国，既没有发生过，也不能想象。”就西藏而言，何老并没有否定共产党本意在“解放百万农奴”的初衷，但“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和内地一样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还以救世主自居，这本身就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原理。从外面输入的这种制度变革，大大超出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觉悟和认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强加。”“我们长期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看待民族问题，也一直用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的观点看宗教，所以对宗教总是不信任，总有一种近乎自发的排斥心理，不但要加以控制，还要按自己的模式进行改造。这当然只能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对。我们又习惯于不从自己方面找原因，只知道强制教育和进行镇压。但是压力愈大，反抗力也愈大，矛盾就越来越激化了。”想想近年来西藏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这位老共产党人的金玉良言真值得我们的当政者驻足沉思！何老在文章中回顾了耀邦对民族问题的主张，认为应该继承当年耀邦的精神，尊重和信任少数民族，实行真正的充分的民族区域自治；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实行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何老特别强调，“所有这些旨在使各民族团结友好、爱国家爱民族，使自治区和平稳定、繁荣开放的政策与措施，能够实现的先决条件，还是整个中国的民主化。也就是经过政治改革，变成一个宪政法治的国家，否则没有可能。”这篇材料翔实、说理充分的两万字的长文，很难想象出自一位87岁高龄的老人之手。何老写此文时，由于精神高度集中，导致失眠，曾一度住院。即便是在病床上，何老的思考与写作也没有停止。其情其景，实在令人感佩。

钟沛璋、辛子陵、林京耀三位先生的文章则从耀邦与知识、知识分子，耀邦反对文化专制，耀邦对发展民营经济的贡献等不同角度，对耀邦先生做了深情回忆，强调要继续耀邦未竟的事业，把中国的改革推向深入。

钟老上个世纪50年代就在《中国青年报》工作，80年代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与耀邦有不少工作上的接触。“当时中宣部也在中南海办公，有机会见到耀邦同志。我看到香港报刊登载许多以胡乔木为代表坚持极左观点的一些领导，对耀邦的攻击活动，感到很担憂。一次我带了几本香港刋物去见耀邦，想请他看一下。耀邦却坦然明确地对我说：‘我不看！’。有一次去看耀邦，他正在案前思考，他说：‘不要夸大文艺作品的作用，应该允许创作自由，不要把文艺创作看成洪水猛兽。’可以看出为了保护文艺创作自由，耀邦想了许多。”钟老是著名的“两头真”式的老共产党人，他的回忆让我们不由得生出几多思考，又几多感慨！

子陵先生的大作则在纪念耀邦的基础上，把论题直指当代中国的新闻体制改革。“长期以来，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钳制舆论，万马齐喑，众口一词，党犯多大错误都是‘伟、光、正’，领袖犯多大错误都是‘万岁、万岁、万万岁’，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再遭受严重挫折，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惨痛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30年了，经济建设事业有了飞跃的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言论自由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纪念耀邦同志，我们要继续反对文化专制主义，为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而斗争。”事实上，这些年来，子陵先生自己就创作了大量独立研究基础上的严肃作品，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在为本书提供的这篇文章中，子陵先生回顾了建国60年来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和被扭曲的坎坷历史，呼吁新闻改革不能再拖延，公民要有“臧否时政的自由，有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讨论批评的自由”；还应该“设置对立面，扶持民营报刊”；再就是“制定新闻出版法，新闻出版彻底摆脱人治”。共产党真的要惩治腐败，新闻自由是最好的良方。“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的党内反腐机构管不住党内的官员，官员监督官员，等于用白猫监督花猫，是靠不住的，多年来‘越反越腐’就是证明。真想反腐败，就把对官员的监督交给群众，交给媒体。希望中央以此表明反腐败的诚意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

耀邦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积极支持发展民营企业，把个体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发展誉为当代中国的“光彩事业”，这些，林京耀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做了宝贵的回忆。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城乡的个体买卖活动出现并且发展迅速，“有人把从事贩卖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人称为‘二道贩子’，对此，耀邦同志说：‘什么二道贩子？是二郎神！农民手里只有点粮食，不贩卖粮食还有什么好卖！应当允许长途贩运，应当帮助农民出卖余粮！’这样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和个体商贩贩卖农副产品的活动，在当时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事实上，耀邦还系统地提出了有助于改善民生的“富民政策”。当然，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富民”最后变成了“富官”，这是后话，也是今天中国宪政改革必须解决的难题。

中国的对外关系与外交政策制定，是普通读者通常不熟悉的领域；耀邦在这个领域的贡献，恐怕就更少为人知晓。宋以敏女士的长文“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为我们展示了这个领域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堪称是一篇深入研究基础上的有分量的作品。以敏教授的文章上来就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人们都归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内工作方针作了根本性的拨乱反正，也就是改‘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当然是对的。但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长期以来，人们却提得不多，可能重视不够。其实，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这两个拨乱反正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对世界形势的根本判断，是我们制定对外和对内政策的基础和前提。试想，如果我们一直认定，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那还能放心大胆地埋头于经济建设吗？正是在这个世界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拨乱反正上，胡耀邦在当时中央领导人中是认识比较清醒、也提出得最早的一位，对我们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在这方面极为丰富的思想和实践，或被抹杀，或被歪曲，人们很难看到历史真相。”以敏教授用大量史料证明，正是胡耀邦，较早得出关于世界形势和时代问题的新判断，那就是应该用“和平”代替“战争”，用“发展”代替“革命”，并以此作为制定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基础；正是胡耀邦，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要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一改过去外交政策中的“一边倒”或“一条线”。在外交思想、外交业务和外交风格上的拨乱反正，耀邦也有很大功劳。而“胡耀邦所以能为对外关系拨乱反正做出巨大贡献，是因为他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前面，具备非凡的眼力、魄力和毅力，并且有一套正确的政策思想和具体做法。他的贡献，有些是我们今天外交成就的重要源泉之一，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有些没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接受，因此没能收到应有的成效。这是他本人的遗憾，也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损失。”我想告诉读者的是，以敏女士是何方先生的夫人，夫妇二人同在外交部工作多年，所以这篇文章自然也倾注了何老的心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这对老夫妇、也是两位诚挚的老共产党人联袂向读者做出的奉献。

在讨论了内政、外交诸领域耀邦的杰出贡献和它对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后，我想换个角度，提请读者关注一个更具思想意味的话题。一般而言，关于耀邦与这个体制的关系，关于这种关系所具有的矛盾的、乃至相互错位的性质，迄今为止还缺乏有深度、有力度的研究和反思。张显扬和杜光两位先生为本书提供的重文，则对此做了有意义的探索性开掘。

显扬先生在本书作者群中，是很特殊的一位，因为他既是一个老共产党人，却又因“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而于1987年被开除党籍。不过，这倒也成就了显扬先生作为叛逆者和独立思想者的英名。显扬先生这次提供的文章标题是“胡耀邦下台的意识形态背景：人本思想与党文化的分歧”。这篇三万字的长文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胡耀邦是一个真诚的“人民主体”论者，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转移；那些批评耀邦的人则是“党国主体”论者，或“权力主体”论者，一切以党国的权力、实际是他们自己的权力为转移。而耀邦在和这些人抗争时“只觉得他们这样做很不正派，却没有把这些恶行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背景联系起来。其实，这正是他们所服膺的以‘党性’为标榜的党文化使然。见利忘义，出尔反尔，趋炎附势，落井下石，是这个党文化在党内斗争中很正常的表现。几十年来，党内斗争无数，有哪一次不是这样对待不幸沦为斗争对象的人？何况，他不是别人，而是被认定为离经叛道之人。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去反思，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心中，还深藏着一个与党文化完全不同的以彰显人性为指向的人本思想。这个人本思想，类似于一种潜意识，看似默默无闻，实际上一直在引领着他的思想和行动。”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为无意识支配着耀邦行动的个人人格与现存体制的明显错位。显扬先生还指出：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点；他所关注的，是革命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他是革命家、思想家，不是理论家。他的人本思想，不成体系，甚至连“人”这个人本思想的核心概念，都是借助于“人民”、“群众”、或“人民群众”这些普通的政治术语来表达的，但它绝对符合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他所理解的人民，不是抽象的集合概念，更不是可以拿来自我标榜的符号，而是由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实实在在的群体。所谓人民的幸福，人民的痛苦，都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幸福和痛苦。他的“人民主体”思想，真正是以“人”为本的，是人本主义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独特表现。显扬先生特别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民主、自由、人权和人道主义传统、而封建主义流毒很深的民族，胡耀邦留下的这份人本思想遗产，显得格外珍贵。它对于我们沿着由普世价值铺就的世界文明大道，进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进行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现存的政治制度是按照党文化，即‘阶级本位’论和‘党国至上’的国家主义建构起来的。这样的政治制度，和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封建主义遗毒互相适应，互相促进。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人民至上’的民主主义，正是改革这种政治体制的最好的指南：它们既是‘阶级本位’论和‘党国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对立面，又是封建主义遗毒的强大的消毒剂。”

杜光先生也是我很熟识的著名学者，活跃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党内老前辈。杜老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深入分析了作为“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的胡耀邦。这篇文章首先指出：胡耀邦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从来不隐瞒或美化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个罕见的阳光型的政治家，“满身透明，满身阳光”。但是，如何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高度，来观察胡耀邦的杰出贡献的性质，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是一部曲折复杂的、至今远没有完成的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史。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不难发现，从洋务运动到现在的一百多年岁月里，充满着民主主义同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在这个历史时期里，登上政治舞台的人物，都不能不在这个矛盾面前作出自己的选择，并在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展露自己的真容。所以，评价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都应该把他们放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揭开各种各样的粉饰和伪装，从他们对民主主义还是专制主义的取舍抉择里，记录下他们的所作所为，在这个基础上，作出褒贬臧否的结论。”杜老指出：“我说胡耀邦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根据的是他的实践，是他对社会和历史所作的巨大贡献的性质，而不是他的理念。”“胡耀邦是一位真诚的共产党员，他相信自己一生都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但在客观上，他为之穷尽毕生的聪明才智，献出全部精力以至生命的事业，却是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华大地还笼罩着专制主义的迷雾的历史时期里，任何一个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都不能不屈从这个不可违抗的历史规律。所有真诚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者，大概都处于这样的历史错位之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给人以启迪、又可能引发争议的观点。杜老接着探讨了“民主主义的实践怎么会以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为旗帜”这个更具历史纵深感的话题，讨论是从两个层面进行的：一是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二是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这位老共产党人、如今的自由派学者认为，共产主义这种19世纪的理想在沉寂一段时间后再度出现，而且出现在世界的东方，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和不幸。“如果说，19世纪40年代在欧洲出现的共产主义，由于缺乏应有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不得不流于空想乌托邦的话，那么，在更加落后的东方，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来引导革命，就显得更不合时宜了。也许，历史的讽刺就在于，越是贫穷落后的国家与民族，企图改变落后面貌的善良愿望就越发强烈。因而，在理念的选择上，很容易趋向于虽然高不可攀、却被认为是有可能迅速达到的目标。于是，通过暴力来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就成为革命家的最佳选择。但是，由于根本不具备实现这个理念的客观条件，结果不能不跌落在更加落后的泥坑里。共产主义并没有把俄罗斯和中国带进天堂，却引出了专制主义的魔王。在这个历史事实里，渗透着多少血和泪的教训啊！”

这样，问题仍然被归结到当代中国的主题，那就是结束专制主义，建设一个符合人类普世原则的宪政民主国家。本书最后给读者奉献的两篇重文――王家典先生的“历史实践严酷检验马克思主义”和周成启先生的“缅怀耀邦，把中国的民主化事业推向前进”――就分别从理论研讨以及制度设计和转型战略两个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

王老原是江苏省社科院的民国史专家，这些年专攻晚年恩格斯的思想和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历史贡献。在“历史实践严酷检验马克思主义”这篇大作中，王老提出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分野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以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纲领为基础，在过去很长的时期里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宗。列宁和第三国际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们强调这种“社会主义”不可能在旧社会内自发地、自然地生长出来。事实上，第三国际共产运动和各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体制的产生和形成，最突出的历史特点，就在于它完全是以这套东西作为意识形态和模式而自觉地、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构建起来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巨变则标志着这套东西的彻底破产。“有些共产党的政治家、忠诚信仰者和理论家认为：苏东事变并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失败，只不过是一种局部性失败、暂时性挫折而走向了它的低潮时期。是这样吗？不，不是的，绝对不是这样的。苏东事变，是一种全局性的、不可逆转的、永劫不复的失败，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彻底失败，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彻底崩溃。”而晚年恩格斯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则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自我修正、成熟发展的新阶段。王老认为，“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直接继承了恩格斯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继续领导了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就是他们最杰出的思想家代表。历史已经作出了公正的选择和判决，无疑地，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已经出局，民主社会主义却正在并继续显示它的生命力。”就中国而言，文革后胡耀邦给亿万“政治贱民”摘帽平反，事实上抽掉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专政对象。“没有了专政对象，专政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专政对象消失了，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基础瓦解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周老原是经济理论专家，也是基于时代的召唤，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位置退下后，开始倾全力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于近年推出《中国民主建设研究报告》，这是一个由中共党内人士提出的、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和实践操作价值的重要文献。当我向周老建议把这个研究报告的部分内容纳入这次为纪念耀邦而作的文章中时，周老欣然同意。周老认为，“ 我们今天缅怀胡耀邦，最好的办法，是继承他的遗志，把他一直关心和倡导的民主化事业推向前进，把中国实现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政治改革推向一个新阶段。我认为，实施宪政，建立民主政治，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根本目标，也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周老的文章列举了民主政治的若干基本通则，着重分析了中国民主化应该争取的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长期目标当然指按民主政治的共同游戏规则，全部达到民主政治的各项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达到或者没有达到，这不能由哪个人说了算，而是按照共同的游戏规则进行衡量。也就是说，不管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要是实行民主政治，就必须做到：1，少数服从多数，又保护少数；2，人民代表和政府负责人要通过选举，包括差额选举、竞选执政，有时是一人一票的直选；3，多党制或一党多派制；4，三权分立，权力制衡；5，实行自由平等原则，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各种自由；6，实行严格的法制和法治；7，人民议政参政；8，军队国家化；9，实行自治，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和群众自治。做到以上各点就算实行了民主政治，达到了民主政治的长期目标。”近期目标则是指近期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那些东西，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我意可以先易后难，由低级到高级，一步一步地来。先实行邓小平已经提出过的，后实行邓小平还没有提出过的；先实行已取得共识的，后实行意见分歧大的。譬如：先允许言论自由，让人民群众有‘话语权’，能自由地发表意见，能使每人说真话，做到思想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再进而允许结社自由，成立新的党派，和共产党展开竞争。应该说，做到第一步是容易的，它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权，影响一党专政。它不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让大家说说话而已。大多数人是好心的，可以建言献策，为国家出主意、想办法，排忧解难，化解矛盾。这有利于国家加强执政能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周老强调：“一个明智的政治家不会不搞政治改革，也不会忽视党内思想派别的客观存在，更不会动用国家机器、采取‘专政’办法消灭政治异见者。在台湾，统治者尚知吸取教训，面对历史上的惨败与大陆和平统一祖国的呼声，励精图治，并适应人民的民主要求，解严开禁，允许多党竞争，而不敢重蹈历史覆辙，不敢实施专制独裁统治。中国内地已今非昔比，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已日益增强，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更臻成熟。只要今日执政党的当权领导人，能抛弃个人的权位观念和私心杂念，顺应历史潮流，做到民意至上，那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实行民主政治，是大有希望的。”

以上是对12篇大作的一个基本介绍。我们已经大致领略了这些老共产党人、老前辈的宽阔胸襟。当然，更仔细的阅读后读者会发现，在总的立场、价值判断大致接近的前提下，各篇文章的观点也有不尽相同之处。在一种开放的讨论中，这是完全正常的。重要的是，它们如实记录了一代老共产党人的反思，关于耀邦，也关于这个时代。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民族总是要向前走、向前迈进的。如果说《零八宪章》是民间自由力量为中国转型做出的努力，那么党内民主派的努力，本书就是证明。它们都代表了一种伟大的历史担当精神。

我愿意把这些可敬的老共产党人的真诚反思推荐给读者，并相信，在纪念耀邦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对本书的阅读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一次重要的心灵之旅。

（本文完稿于2009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