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位中国朋友来电话，说他忘了密码箱的号码，问亚特兰大什么地方有开密码箱的。我叫他把密码箱拿过来，我给他试试。

八十年代末期在科威特做劳务翻译时，我曾跟一位工人师傅学过开秘密箱，那师傅因公受伤，其后跑医院、跑保险公司等事都是我替他翻译。感动之余，他把他的绝活——开密码的技巧，传授给我。其原理并不复杂，任何一个视力正常的人都能操作。

几分钟之内我就为那位中国朋友打开了密码箱，他异常惊讶，硬要请我去中餐馆吃饭，还建议我在当地报纸上登条速开密码箱的广告，既为健忘的华人同胞排忧解难，又可搞点外块、补贴家用，可谓一举两得。他还告诉我，美国的行情是五十美元左右开一个箱。

在国内时我家楼梯过道上常有“速开密码箱”之类的广告，出于好奇我曾打电话询问价钱，答复是“开一个八十块。”我心想太贵了，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等我以后退休，一定免费帮人家开密码箱，争取做个活雷锋。

没想到现在我整天待在家里没事干，相当于提前退休，却没有退休金。为了维持生计，朋友的建议我立即采纳，在当地中文报纸上连登三星期“速开密码箱”的广告，花费了我辛苦挣来的血汗钱。钱的数额虽不大，但那钱挣得太辛苦，以至于我平时都不舍得花。为了自我安慰，我默默对自己说，“舍得花小钱，可以挣大钱。”

之后我便在家守株待兔，幻想着成百上千人接连不断地给我打电话，弄得我应接不暇。我每次服务只收十美元，绝不收五十美元，这样下来一千人就是一万美元，一不留神就成了万圆户。然后再把时光倒退二十多年，把地点挪到国内老家去，那万元户就有百万富翁的感觉啊。

但几个星期过去，一直没人给我打电话联系，是不是电话号码印错了？找张报纸来查对，不是。是不是我家电话出了故障？经检查，也不是。那是什么原因呢？想了半天没想出来。管它什么原因，没必要再费心思考虑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渐渐地我也就不再作指望了。

几天前，一位老太太突然来电话，要我替她开密码箱，这让我喜出望外。她口气认真地询问价钱，我说“便宜，十美元开一个，只当是好玩。”

她接着问开个密码箱要多长时间，我说最多不超过三分钟，她口气立马变了，“什么，不到三分钟就挣十美元，那么贵？我女儿以前在餐馆打黑工，一小时才挣五美元，你好黑的心啊。”

我说开密码箱是技术活，她反唇相讥道：“什么技术活不技术活，劳动价值由劳动时间来决定。马克思早就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我说那秘密好像是指剩余价值，跟我开密码箱没什么关系。再说她不应该只算开箱的时间，还应该把以前学这门技术的时间算进去，就好比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比高中毕业生的高，硕士生的工资比大学生的高一样，因为读书也要花时间的。她反驳说：“不是这样的，需求量决定价格，得由市场来调节。现在有些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比许多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工资还高。”

这倒是事实，看来这老太婆挺厉害的。我一时不知如何对答，正在想合适的词，她又开了腔，“图个吉利，八块钱开一个。”那口气像是在发布命令。我说，“行，就八块吧，”接着问她什么时候把密码箱送过来。

她说她来美国照顾坐月子的女儿，根本不会开车，女婿是越南人，出差去胡志明市了，无论如何我必须去她家为她开密码箱。我说我不提供上门服务，那太费时间，在美国生活多年，我学会了尊重别人的劳动、珍惜别人的时间。她却在电话那头大放厥词，把我教训一通：“你这个同志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人家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五十多岁了，不远万里来到咱们中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你和我住在同一个城市，近在咫尺，却不愿伸出友谊之手来帮助自己的同胞，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相比之下你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不高尚，多么的不纯粹，多么的不道德，多么的低级趣味。出了国就丢弃中华民族的美德，见钱眼开，毫无同情心。”这位老太太年轻时一定像我小时候一样，背诵过“老三篇”，他老人家的话就这么信手拈来。最后我作出让步说，即便开车来去的时间不算钱，但考虑眼下汽油这么贵，请她给点汽油费。她坚持不给，要我在内部消化，还说没有哪个单位的领导会因汽油涨价而给下面的工作人员加工资。没法子，我只好请她等星期六我买菜时顺便去她家一趟。

挂电话前我问她贵姓，她说她姓niu，不是liu。我说我知道，“就是那牛…”与牛搭配的词组，我当时只想到牛B，但不好意思在这位牛氏女性面前说出来。她紧接着插话，算是替我解了围：“看过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吗？里面有位牛大姐，我就是那个牛。”我当然记得那位马列主义老太太似的角色，看来人如其姓，这位老太太还真够牛的。

星期六下午从超市出来，我绕道去她家，好不容易找到她所给的地址，摁了半天的门铃，终于见到一位六十多岁的东方女性掀起窗帘仔细打量我，她那警惕的目光，加上脑门上那几道狡猾的皱纹，让我猜她退休前可能是从事刑事侦探的。此人定是牛太太，比牛大姐确实要老一些，牛大姐退休后原来就是这副模样。

我穿的是休闲服，在她看来这可能属于衣着邋遢，一定让她怀疑我属于不三不四那一类的人。当牛太太用怀疑的眼光审视我时，我立即解释说，我是来开密码箱的，不是阶级敌人，更不是坏人。进客厅后她对我进行一番盘问，哪里人，来美国多久，现在从事什么职业，多大年纪，一个月挣多少钱等。我说来美国后没人问我多大年纪，也没人问我一月挣多少钱。她又趁机教训我一通，说中华文化如何悠久灿烂，博大精深，叫我别来了美国就忘记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本想说西方文化也很悠久灿烂，咱们不能做井底之蛙。后一想，跟这老太太扯那么多没啥意思，只好点头。

她把密码箱拿出来，问我开箱的原理，我反问她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她润了润嗓子，说：“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要用这一技之长，为所有忘了密码的人排忧解难。”我说她这理由太虚，不能让人信服。她说也有实的，国内的儿子下岗多时，若学会这门手艺将来可以混口饭吃，还说她们家的楼梯过道上、马路旁的电线竿上以及公共厕所里，到处都有“速开密码箱”的广告。我说我只负责开，不负责教，这是事先说好的，如果教开箱，那要另外算钱。她说事先根本没谈教不教的事，因此可以理解为可教可不教，既然顾客现在有这个要求，我就应该满足她的要求，顾客至上嘛。

我开玩笑说这涉及到转让知识产权的问题，她把眼睛一瞪，“知识产权？你说一口的中国话，谁教你的？中国人！你给我们中国人产权费了吗？”

我感觉耍嘴皮子我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因此决定赶紧做完走人。我接过密码箱，发现房间的光线不够亮，请她拿盏台灯过来，她说大白天开灯浪费电，要节约每一个铜板，再说家里的台灯太大，她搬不动。我只好请她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这样可以增加点亮度。

打开窗帘后房间亮了不少，但开密码箱与修理钟表相似，需要极亮的光线，加上我现在开始有点老花，更是需要强光。我只好摘下近视眼镜，非常吃力地从三位数的号码之间的缝隙处往里面看。不一会儿我就感觉两眼发花，口干舌燥，只好停下来歇一会儿。

缓口气后我接着干，最后总算是把密码箱打开了。我站起身来准备走。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美元，我等她继续掏，她抬头看着我，问我为什么不接住。我说还有七个美元。她却瞪着眼睛说，“说好了八块钱的，一个美元不是等于八块一毛二吗？仔细算的话，你还要找我一毛二分。我要跟你认真的话，你不找我一毛二分人民币，这一个美金我就无法给你。”

人民币升值才一个多星期，她就知道了，消息真灵通。我口袋里当然没有人民币，她这一美元我不打算要了，在我放弃之前，我还要据理力争一下：“我们在电话里说的八块钱是指八个美元，不是八块人民币。”

她板着脸说，“谁跟你我们你们的，我说的八块钱就是八块钱人民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该以谁的为准呢？事先就应该把币种定下来，你没定，我当然可以按我的理解来做。”

我说咱们是在美国，当然是付美元。她说没错，她是付美元，说完把那一美元的钞票在空中使劲晃了晃。我说我来美国这么多年，每当说到付多少钱时，从来不会把它换算成人民币。她说，“你别忘了，你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跟中国人做生意时，心里常想到人民币。”

我站在原地发楞，她接着说，“发什么呆，让你说说开密码箱的基本原理，你还卖关子。”停顿片刻后，接着说，“我们事先连付款方式和付款时间都没谈，究竟是现在付，还是将来某个时候付？既然金额不是很大，也就算了，下次可要事先说妥。你今天学到了做生意的基本知识，应该交点学费给我才是，这回算便宜你了。赶快走吧，趁我还没改变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