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产业界朋友都还在热议十大产业振兴计划，那些被列入者肯定都会兴奋异常，而没被列入大都会老大的不高兴。这不，房地产商到现在还在耿耿于怀老大的不高兴，害得国家发改委的发言人昨天赶紧出来进行百般的解释和安扶。但我想告诉朋友们的是，你们都都想错了，不要以为被列入了就是好事，也不要为没被列入而伤悲。主要的原因还是基于产业长期成长的规律。不少的研究都发现，那些被某国刻意扶持的产业，最后大部分都成了扶不起来的阿斗。我想了解我国产业发展内情的人都应该认同这一规律。原意是想帮助一些企业，最终的结果帮是帮了，就象家长为疼爱孩子帮助他做作业一样，最后的结果这个产业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力，实际上是害了这些要振兴的产业。世界最知名的产业分析专家，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波特通过对日本的长时间观察，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本文主要想把波特教授的发现给大家详细地介绍一下，希望能够引起相关政策部门决策者的警觉。

     “ 两个日本”的提法由来已久，它是指日本存在的一个特别现象，即指有两个日本：一个“高效、先进”的日本；另外一个却是“落后、低效”的日本。高效的日本主要集中在汽车、传真、机器人等行业，日本人在这些产业的成绩足以让全世界竞争对手们起敬，日本人的聪明、追求完美、高效率在这几个产业中也完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几个产业的出口创汇要占整个日本整个外汇的60%以上；而另外一个病态的日本则指日本国内存在一个庞大低效率的日本，这个日本是指日本国内效率低下、各自为政的产业，如农业、批发与零售业，金融服务业，运输、通讯与住房业等等，这些产业成本居高不下，排斥竞争，是一个落后和垂死的日本。所以日本人一方面在全球收入知名地高，而另一方面日本人的生活品质却一直与收入不成比例，因为日本国内生活日用品价格出奇地高，普通日本人居住环境也相当窘迫，有时甚至穷其一生的收入也买不起一栋普通的房子。为什么会产生“两个日本”？

        落后、低效的日本是如何造成的？

     “高效、先进”的日本被人们研究来研究去，盛行的说法是得益于日本政府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振兴政策，直到今天产业振兴政策还被许多国家被当经典而不折不扣地执行着。而对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低效率的日本则鲜有人研究。哈佛大学著名产业大师M.Porter和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合作，专门研究日本的产业振兴政策在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得出的结论让那些高唱产业振兴政策的专家们大跌眼镜。波特教授的研究方法很独特。过去一些专家看到日本的经济成长很好，马上就和本国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日本政府经常制定产业振兴政策，于是就把日本政府的产业振兴政策当作是日本经济成功的要诀。这种研究方法有点类似于“看见树林，就以为是见到了森林”。这次波特教授又走了更深的一步，不仅看到了树木，还看到了森林。他下了很大的功夫让数据说话，亲自一个一个地测量这些数据，发现它究竟是不是森林。

    过去人们研究日本，眼光只盯着那些成功的产业，波特教授的研究反其道而行之，把成功的和失败的放在一起来进行对比研究。因为单独盯着成功的企业，不能对日本产业成长的真正原因作出全面的解释。有时失败的产业反倒更具有巨大的说服力。所以不应该仅仅分析日本过去为什么成功，而应该分析为什么同时日本有许多产业是失败的。波特跳出过去的研究者们只研究几个成功产业的通行做法，而把研究视野扩得更大，把时间拉得更长，从40年代到90年代，包括18个产业，这些产业基本上覆盖了日本经济中所有的重要产业部门。波特和他的合作者们不但研究成功的产业，还把眼光集中在过去鲜有研究者关注的失败产业，即为什么日本政策强力扶持的许多产业为什么会失败？

    通过全面的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可以透视日本整个经济的发展情况，因此结论也更有普遍和一般的意义。通过这么一个详细的产业分析，波特教授认为，过去人们把日本的经济成功归之于产业振兴政策是错误的，日本的产业振兴政策实际正是目前那个落后的日本的最根本原因。而许多成功的产业恰恰是日本政策少干涉或者基本上不干预的产业。他们的发现与过去的“公认”观点刚好相反，波特认为人们曾经给予诸多赞美的政府导向型的产业振兴政策模式实际上是错误的。这些政策的执行后果，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推动日本走向成功，它实际上是日本低效率产业出现的罪魁祸首。 

       日本政府产业振兴政策模式导致了许多产业的根本失败。

     以民用航空业为例，在政府的干预下，日本产业界中只存在一个单一的联盟，所有的航空和发动机都是在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些相关联的公司中几乎不存在任何竞争。日本的化学工业是日本外贸省精心培育和扶持的一个产业，政府提供许多价格控制政策，还有各种各样的有利税收刺激，借贷，新产品准入，产业卡特尔，研发费用补贴等等。政府还制定固定的价格政策，对行业竞争进行种种限制，以保护本国产业免受外来竞争者的威胁。政府还提供信贷使企业能够容易筹集到资金。事实上日本政府的这些特殊安排，不但没有培育出一个有竞争力的产业，与此恰恰相反，很可能正是这些特殊的安排才导致了日本企业的失败。一个不利竞争的产业政策是低效率的政策，低效率最后彻底击跨了日本的这些产业。

     实际上日本所有失败的产业案例中，竞争都在某种程度上被限制着。

     例如，政府由于害怕过量生产会导致浪费，特别喜欢控制生产水平，例如在证券市场中，过量的政府调节和固定的委托关系导致了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司有着非常舒服的位置，因为整个产业在政府的限定下也就只有四个公司存在。在清洁剂市场中，日本政府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竞争者的竞争，导致只有两个公司控制整个国内市场。

    而与此对照的是，日本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国内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空调业，有数十个竞争公司相互竞争，而在机器人产业中有100多个公司，传真机也有15家公司。传统的观点认为激烈的竞争会导致利润下降与模仿盛行，但来自日本大量的案例证明，公司间的竞争激烈也使日本的这些产业在国际间获得了强大的竞争优势。

    日本政府之所以在经济中扮演一个活跃的角色，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相信公司没有长远的眼光，看得比较近，而政府相对来讲就看得远一些。

    政府认为有些产业国家应该优先发展，因为这些产业的增长前景和机会都比较好，可以支撑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而另外一些产业政府应该得到保护，使他们在国际竞争中能够赢得竞争优势。政府干预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减少竞争的破坏性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本的经济由中央政府设计指导，通过政府发起的合作研究和发展计划，提供各种补贴。

    对贸易和外国投资进行限制也是日本政府干预的一部分，虽然现在有些做法已经开始有所改观。日本政府两个核心的扶持例子是日本政府制定的法律卡特尔与合作型的研发。在1973到1990年，日本注册的卡特尔共有1379个，而研究发现，日本失败产业的卡特尔远比成功产业盛行。在日本那些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很难发现卡特尔。而在日本政府发起的237个研发合作中（从1959到1992），大部分的合作项目却以失败而告终。 

     日本缺乏熟练的高级人才也是导致产业失败的原因之一。

    日本经常被别国赞扬为极重视基础教育投资并拥有大量经过良好培训的工程师。但是日本的大学在一些绩效较差的产业中所能给予的支持更差，例如化学和化学工程业，软件业和航空工程业和金融业，这些产业所需要的人才一直得不到满足，这些都是大学的过错所造成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日本国内的零售、批发、农业和后勤运输业的公司层面的具体操作效率也很低，而成本却很高，又对国外市场极不相兼容 ，这样导致了许多出口产业竞争力的连续减弱。

    另外日本政府为了达到干预经济的目的，保证产业振兴政策的顺利进行，制定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管制，这些管制的作用具有双重性。管制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效率，但如果说所有的管制都是错误的就太过于简单，对于那些刺激了早期的新产品需求，能够培养竞争力的管制，比如能量使用的高标准，安全、质量和噪声降低等等都有利于企业创新。与此对照的是，日本失败的最大的教训是应该丢掉其反竞争类的一些管制政策。日本的政策制订者们需要反思其松的反垄断政策和过量的卡特尔与行业同盟等，这些干预对竞争力的发展都很不利，是障碍性的因素。提升竞争，并不是放松一切管制，必须对各种管制进行改革。对贸易的管制也是如此。日本必须加速管制改革的步伐，增加管制制订过程的透明性。

    许多日本无竞争力的责任应该算到大学的头上。

     大学和研究生培训质量上有很大问题。日本的大学没有能够在许多重要的产业领域里培养出足够多的合格毕业生，比如计算机软件和生物工程，大学在研究上跟不上。许多大学被资金匮乏所限，研究设施太陈旧，不少大学缺少较强的研究项目，仅仅局限于应用领域的研究，而不是一些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日本大学的提升是建立在论资排辈基础之上，这导致许多公司和大学在创新领域上止步不前。日本研究的核心还是依赖于公司和效率低下的政府实验室。但是大学的基础研究实际上对于国家的经济成长很关键，因为大学的研究环境比私人公司更加开放，也更有利于培训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而为新公司的产生提供更多的技术基础。缺乏这一部分，日本仅仅依靠对个别公司进行扭曲性的补贴和太偏重于政府发起的项目对整个国家的竞争力更加不利。

    保护只能是保护落后，政府干预导致许多产业失败。

“高效、先进”的日本又是靠什么得来的？

学术界虽然对“高效的日本”给予了无穷的笔墨，但波特认为这些基本的结论都是错误的。 

自从80年代开始，由于日本创造的奇迹，大量的学者开始对日本经济的增长进行各种各样的解释，主流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种：其一是认为正是宏观上的政府一系列政策才导致日本经济的成功；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公司层面的各种管理技能的提高。很遗憾的是，这两种观点都被人们不加选择地接受，也有不少学者惊呼日本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超级资本主义形式，这种模式需要较多的政府控制干预。

事实上人们的共识却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日本一个相对较小的产业带来的稳健增长和巨大成功纷纷吸引许多人进行研究，于是许多观察者开始对就此情况进行总结分析，描述它如何发生，然后得出一般的结论，并且武断地认为这些产业的成功也就是日本整个国家经济的成功的原因。同样的产业—半导体-机械工具，钢铁被人们分析来分析去。还有些人由于惊奇于当时日本经济的奇迹，他们一开始把兴趣放在日本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对待经济的态度上，于是乎很自然地得出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其他国家政府的政策特别不一样，他们就此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政策态度的差异才导致日本经济的增长，最可笑的是，这些观点被西方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学者引用来引用去，影响深远。 

事实和这些观点恰恰相反，人们曾给予诸多赞美的政府干预政策模式实际上是错误的。这些政策的执行后果，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推动日本走向成功，它却是日本许多失败产业的罪魁祸首。虽然这种模式也有一定的优点，而其致命之处却是极其不完备和危险的。

波特的研究结论认为政府干预在成功的产业中起的作用很小。在这些成功的产业中，政府干预很少，卡特尔联盟比较少，共同研发也比较少。而在失败类的产业中，政府干预却很盛行，有无数的卡特尔以及广泛的合作和对竞争的肆意的干预。总之，日本政府干预模式只能是失败的原因，而不是像过去的研究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成功的结果。正是失败，激起强烈的不要求政府进行干预。波特的样本包括了许多日本经济中的产业，包括消费类（制衣和清洁剂），高级制造业（民用航空和化学业），服务业（金融服务和计算机软件），快餐（巧克力）。选择这些产业可以加强对日本某些特别部门的认知。巧克力是日本没有竞争力的产业，而日本的大豆酱和方便面在全球却很成功。相似地，清洁剂产业的案例则揭示了消费类产品的共同问题，在这些产业中日本鲜有成功的。

日本政府干预的实例可以在以下产业中得到反映：家用缝纫机（50年代），钢铁（60年代），造船业（70年代），半导体（80年代。这些产业被过去的研究者们经常引用，用以说明日本为什么政府干预是成功的。但是，更广泛的样本研究揭示，这些产业样本并不具备代表性。事实上是，日本在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却是在政府基本上不干预的产业取得的。60年代的摩托业，70年代的音响设备，80年代的汽车，90年代的游戏业等。通过对这类产业和其他十几个成功的产业进行研究分析，从机器人、缝纫机，传真机，家用空调到碳纤维和大豆酱。在这些产业，几乎没有政府的干预。既没有政府补贴也没有竞争过程的干预。一个例外的情况是缝纫机器业，在二战后为了满足家庭需要曾被日本政府重点扶持过。但是一个很意外的结果却是日本政府重点支持的家用缝纫业基本上没有国际竞争力，而在国际市场上风行的却是其工业用缝纫机器。这种机器政府给予的扶持很少。

许多日本的失败性产业还可以追溯到分割的、低效的和过时的国内产业部门，比如零售业、批发和后勤、金融服务、医疗、运输、通讯、住房和农业。实际上，日本政府的产业振兴计划导致了两个日本的产生：一个是有着高生产率的出口类产业，另外一个是国内部分，后者是效率低下但又被大量的管制所包围，导致成本居上不下，阻碍竞争。

不仅仅是日本，韩国的产业振兴政策也走到了穷途末路

为了推进工业化，韩国政府也紧跟随日本，打起了政府制订产业振兴政策和干预经济的大旗。从1960年起就采取了重点发展大企业的产业振兴政策。70年代重化工业化时期，更是优先扶植大企业，以追求规模经济效益。韩国的经济增长也曾经让世人赞叹。然后，过不了多久，这些在政府大力的父爱关怀下产生的怪胎却一个个在耗尽的国家的财富之后，轰然倒塌。那个创造了韩国经济神话的大宇的总裁现在还正在被他的国家在全世界进行通揖。

韩国注重通过发展大企业集团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但政策过度倾斜。由于过度强调企业资本的“低成本扩大”，容忍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下盲目举债，负债率高达500%甚至3000%-4000%的畸形水平，结果给韩国带来灾难。 

各大企业集团往往采取寻租和拉拢政府官员等手段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腐败的盛行严重侵蚀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强制性干预，影响了韩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造成资源配置严重失调，而以政府支持为后盾的企业盲目偏离市场运营的正常范畴，不顾经营效益好坏片面追求规模扩展，形成高投入低效益的局面，从而导致债台高筑以及为企业发展配套的技术、人才等的严重脱节，产业发展逐渐丧失后劲，经受全球经济动荡的整体抵抗力随之下降。 

产业政策要符合实际，发挥本国资源比较优势。 但韩国国家的产业政策一般都有好高骛远、不顾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优势和国内外市场容量，盲目追求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发展，投资过度集中于某些支柱工业，如汽车、电子、化工等，过度发展出口产业，造成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调和大规模的供给过剩。 

中国的产业振兴政策也值得反思

产业振兴政策在我国更是效果低下，比如创造我国三分天下经济格局的乡镇企业显然不是产业振兴政策的产物；而近年屡创佳绩的“浙江现象”显然也不是国家有意保护和扶持的结果。而那些曾经得到国家大力政策倾斜扶持的产业，诸如电讯、钢铁、铁路、汽车等行业却有点却像扶不起来的阿斗，一直在耗费国家的资源。过分的父爱主义，使这些产业一直无法走出国门。

该如何做才能刺激产业的健康成长，波特教授所开的药方

政府的最大作用应该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微观环境，而不是实行各式各样的产业振兴政策来干预经济。

一国的经济活力只能来自于激烈的竞争。公共政策和企业是相互作用的。宏观政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环境，但它却不能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只能是微观环境，当然这些微观环境也受公共政策的影响，但它的最主要效用是影响着竞争的复杂程度、效率，还对公司的发展战略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公司雇不到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营销渠道差，本地的顾客需求简单，公司在差异性产品和优质服务上很难取得成功。微观经济环境和公司绩效密切相关的。公司只有在其微观环境是动态的、激励的和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特别好的绩效。在上下游的产业中，企业环境被四个相互关联性的因素影响着：

第一个是好的、高质量的、专业化的基础设施投入，比如熟练的劳动力和基础原材料。公司必须能够获得这些投入，这些投入的获得还必须建立在一个竞争性的基础之上。虽然最基本的投入因素很少直接形成竞争优势，因为一个公司需要的这些因素也可以在别的地方甚至全球市场中得到满足，但这些不利因素会导致对竞争不利。日本失败性的产业大部分都是被这些因素所困扰。以巧克力为例，政府设置贸易障碍意味着日本的公司在购买糖和咖啡时要支持过高的价格。与此对照的是，国际竞争力很高的大豆酱产业由于没有进口限制，所以取得了较好的竞争力。竞争优势一般来自于复杂的专业化的投入，日本高质量的电子和机械工程师的有效供给，使日本的传真机、机器人和消费类电子拥有很好的竞争优势。与此相反的是，日本在化学部门的长期弱势则是由于在研究和大学教育系统的低效率所造成的。

第二个对企业经营环境有很大影响的是对最高级和最专业化供给链的运行效率。当相互关联的公司和机构都集中在一个地区时，比如美国的硅谷，所有的公司都可以从专业化的分工和服务中获得收益，通过这样一个互相学习的网络可以促使他们改进生产率，追求更复杂的战略。日本成功的产业几乎都是在这样一种产业集群下发展起来的。比如机器人：日本成为世界机器人的领先国家并不奇怪，它是有一大批关联性的产业和支持性服务，无数的调节装置，机械工具，光学感应器和马达。在家用空调中，日本同样是在其组件，比如转换机，压缩机，小马达，和放射机等上世界领先。相似的是，日本在传真机产业则来自于其强有力的照像机、光学和电子业的集群。

第三个影响是当地顾客的需要复杂程度。当顾客是知识型的，和需求型的，公司必须工作得很辛苦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满意的产品。高的质量、安全、健康和环境标准经常可以满足顾客的复杂需要，推动公司使用更高级的技术。在机器人工业中，日本的制造者们更倾向于大规模的采用机器人，这比其他国家都要领先，因为这种复杂的制造技术和日本熟练的工人短缺，还有害怕终生雇佣给公司带来的沉重负担，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日本机器人产业的迅速发展。传真机产业的崛起则是由于日本的语言对打字者和电传使用造成的不便所引发，还有办公空间的狭小限制，与国外大公司之间的时间差异，昂贵的电话收费等等这些所有因素激发了传真机在日本的产生和风行。

与此对照的是日本的空调业和清洁剂产业。日本是一个居住特别狭窄的国家，房屋大部分既热又小，因此对紧凑安静型的空调需求特别强烈。时间一长，知识型的顾客就会推动制造者们升级他们的产品性能和增加特色。随着全球70年代的石油危机爆发，政府制定了严格的能源标准，这就激发了新的创新。在清洁剂产业中，日本的市场和其他国家的市场差别很大，这使日本的产品很难变成全球顾客的需要。能量危机和空间狭小限制是导致日本在空调业和小型洗衣机业的成功的关键。

四个最有力的因素共同组成了一个国家的微观经营环境，但最主要的还是竞争。竞争驱动创新的和持续性的改进生产率。这种竞争的性质是被一系列的政策、激励和规则所左右着，这些规则影响着竞争的激烈程度和效果。也影响着投资环境和竞争。比如税收系统，公司控制系统，劳动力市场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作者：郑风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