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此感受颇深，因为我曾经是个在不幸福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在我1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之后他们复婚。我5岁时，他们又分开了。在我上三年级时，他们又到了一起。我的童年是在他们无休止的吵闹和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度过的。我耳闻目睹的那些刻骨伤痕的场面永远留在我心灵深处，有时候我会哭着入睡。至今我还不能忘记，那是一种刻骨的伤痛。
回顾父母那段争吵不休的日子，我明白了他们不幸福的根本原因——母亲苦苦索求父亲的爱，而父亲一直渴望得到母亲的尊重。
母亲教人杂技、踢踏舞、游泳，有着很可观的收入，经济上很独立。这给父亲造成一种压力：他觉得母亲没有他照样可以过得很好，而且还会时不时受到这种暗示。母亲在做财政决定时从不找父亲商量，这样让父亲觉得自己一点都不重要。正因为如此，自觉委屈的父亲开始冷落和疏远母亲，以此来表示他的不满。父亲变得容易发怒，现在我已经不记得那些惹他生气的琐事了。面对父亲如此反应，母亲几乎崩溃了。
童年时期的我就一直思考父母之间的问题，我知道父母并不是出于自我保护而打击对方，可他们又未试图改变，哪怕只是一点点。
13岁那年，我被送到军校，毕业之后又进入伟顿学院。在那里我遇见了莎拉。莎拉是我遇见过的最积极向上、充满爱心的姑娘。她曾经是印第安纳州布恩县的选美小姐，是完美与圣洁的化身。她本来也承受着父母离弃带来的不幸与痛苦，但这并未影响她对生活充满热情。我知道我会成为她一生的知己。
大学期间，我向莎拉求婚，她答应了。尽管我们还没有正式结婚，但我们仍然体会到了夫妻生活的苦恼，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争执。订婚后的第一个圣诞节，莎拉为我买了一件牛仔夹克上衣。我打开盒子，拿起上衣看了看，然后说谢谢她。
“你不喜欢我买的上衣。”莎拉说道。
我疑惑地看着她：“我当然喜欢。”
她决意地说：“不，你不喜欢。你一点都不兴奋。”
对她的回答我很吃惊，我认真地说了一遍：“我真的喜欢。”
她激动地回驳道：“不，你根本就不喜欢。如果你喜欢，你会表现得很兴奋，很开心，会说很多很多谢谢我的话。如果在我家，我们会这样说——‘哇，这正是我想要的’。圣诞节是盛大的节日，我们应该表达我们的热情。”
以上是莎拉与我收到礼物时不同的反应。当莎拉被一件事感动时，她会反复表达自己的谢意。而我却不会说过多的感激之词，只是心不在焉地把上衣扔回盒子;因此她认为我不珍惜她为我所做的，不懂她的用心。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完全出乎意料，对她过激的反应也一片惘然。
我们都没有深究下去，可是她很失落，认为感受不到我的爱，而我也感受不到她的尊重。我知道莎拉很爱我，但她已开始怀疑我是否像她爱我那样爱她。当她说我对她的礼物没有一点热情时，我感觉她似乎并不真正喜欢原来的我。双方都没有把这些想法说出来，而是闷在心里——一个未感受到爱，一个未感受到尊重。
后来，我与一名牧师合作开办了一家婚姻咨询中心。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从事性别差异研究，也就渐渐理解了“上衣风波”事件。我完全理解那些前来向我咨询的夫妇们的感受，因为我和莎拉也有相似的经历。
举个例子，莎拉和我在对待社交活动的方式和态度上就非常不同。莎拉喜欢与人沟通，善解人意，通情达理。在与人交流时，她神采飞扬，生气勃勃;而我处理问题比较理性，不动声色。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我很客气，也很诚恳，却不能像莎拉那样游刃有余。
一天晚上，我们刚结束一个《圣经》研究小组讨论会，在驾车回家的路上，莎拉终于说出了积压在心中好几个星期的不满——“今天晚上的《圣经》讨论会上，你太沉闷了。”莎拉几乎是生气地说道，“你沉默严肃的样子让人害怕，难以亲近，而当你开口的时候，所说的话却让人难以理解。特别是新来的会员，他们根本听不懂你讲的是什么。”
莎拉的牢骚满腹让我大吃一惊，但我还是试图为自己辩解：“你究竟在说什么?我那样做是因为我在尽力倾听和理解他们的诉说。”
听到我的辩词，莎拉更加激动，声音提高了好几分贝：“但是你应该让你周围的人感觉放松一点，舒服一点!你应该尽力让他们说出实情!不要那么自以为是!”莎拉几乎是在喊叫。
我没有立即反唇相讥，沉默了片刻，心里有点难过，不仅因为她说的话，还有她说话时的态度与语调。我回答道：“莎拉，你也许是对的，但你不该如此大声喊叫。”
事后，莎拉说那次谈话对她触动很大，甚至改变了她的整个生活。
那次谈话减少了之后生活中的许多摩擦。有时候我们还会提醒对方：“你看，你也许是对的，但是错在你大声喊叫。”
这段小插曲为以后我能够清晰地表达自我奠定了基础。我知道莎拉很爱我，有时候她未能控制住激动的情绪是因为她很想帮助我。她希望我能理解她的关心，明白她这样做是出于爱。但问题是我却感觉不到尊重，自尊心受到攻击和伤害。几年来，我们一直遭受同样问题的困扰，并试图寻求解决的办法。她会关心某个我不是很在意的问题，例如她会追问：你给某某回电话了吗?你给某某留条了吗?我会听取她的建议并尽力改善，但是我偶尔的疏忽就会给她留下我不在乎她的感觉。
莎拉的生日快到了。她开始想象我会有怎样的表示——甚至会想我是否记得她的生日。她总能记得我的生日，但我总是记不住她的。
她也明白健忘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仅仅是出于好奇想知道我是如何想的。她把之前所收到的所有生日卡片都藏了起来，没有留下任何她即将过生日的迹象，而我却被蒙在鼓里。
就在她生日那天，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吃午饭。晚上，我与莎拉共进晚餐时，她轻轻地问了我一句：“今天你和雷共进午餐时有没有为我庆祝生日?”
当时，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我只觉得全身的热血突然一下子从心脏涌到脚底，然后又迅速冲到脸上。
我支支吾吾，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不能为自己的健忘作任何解释。我就像是一个被审判的罪人。当时我不能用“不敬”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我的感觉，因为在那个年代，女权主义思潮迅速蔓延，男人是不会说女人不尊重男人之类的话语的。那样做会被看做傲慢自大，严重缺乏谦卑精神。但我也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是的，忘记她的生日是我不对，可我不是故意的。
莎拉与我在平淡的婚姻中学习成长，在相互了解对方的过程中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但是伴随相亲相爱的也有冲突与不快(也许我可以用“争吵”这个词)。每次发生争执或冲突之后，双方都后悔不已，并请求彼此的原谅。可是那又怎样?我们的婚姻将何去何从?毕竟我是一名牧师，在别人眼里我应该是个懂得如何经营婚姻的人。怎能总为自己的一些小错误找借口呢?
曾经有人这样说过：生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的日复一日性。我与莎拉几乎每天都为彼此改变不了的一些坏习惯而苦恼。
我有一个坏习惯——总把湿毛巾落在床上。至少每个月莎拉都要为此生一次气。当她每次为此而批评我时，我都会极力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有时还对她发火。我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慢慢变得紧张起来。
结婚不久，每当我与莎拉做祷告时，她总会不时地发出咳嗽声，好像是在清理她的喉咙。我会被她的咳嗽声弄得很不自然。那时的我是多么的无知与幼稚!在我们向上帝祈祷时，怎么可以为这样一件小事情而产生不满与厌烦情绪呢?况且咳嗽是她不能控制的。
所有的家庭都一样，我们也一度被琐事压得喘不过气来。比如，莎拉并不喜欢外出旅行、学习、传教，但她为了我们的牧职还是勉强为之;而最让我难堪的是修理那些零零碎碎的破旧家具。我根本就不善于修理，那些家伙也从来没有被修好过，所以每次我都是敷衍了事，心里还不免要抱怨一番。
我把我和妻子的这些“小秘密”讲给大家听，是想让你们知道：我和莎拉之间的相处也并不是从完美的基石上开始的。在相互磨合的过程中，我们遇到并克服了很多困难，而且还会继续这样做下去。我们相信胜利最终会属于我们。这些年来，我们找到了改善婚姻的秘诀(当然，我相信这个秘诀同样也适用于其他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