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生都在革命道路上奋斗着。因革命斗争需要而东奔西走，使他俩新婚后总是聚少离多。

　　1925年8月8日，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的日子，没有婚礼仪式，没有满座高朋，有的只是久别重逢后的欣喜和温馨美好的新婚之夜……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此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

　　1927年4月，中国大地上风云突变。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国共两党的关系，因为蒋介石的叛卖活动突然恶化。蒋介石指挥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和工农群众大开杀戒，中国大地顿成人间地狱。

　　这时的周恩来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他是1926年12月被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在上海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里，他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来和邓颖超不得不暂时分离。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动手了———

　　此时的邓颖超正在广州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里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难产。

　　邓颖超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三天三夜都生不下来。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孩子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不幸夭折。邓颖超内心极度痛苦。

　　这是她和周恩来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周恩来大革命时期随队东征时，被邓颖超独自做主打掉了。那时她心中所想的完全是工作和革命，总是觉得过一段时间再要小孩子也不迟。后来，邓颖超来到汕头见到周恩来，把偷偷打胎的经过告诉了丈夫。周恩来听后勃然大怒。新婚后，他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

　　“你怎么会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形而上学嘛!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随便便扼杀?而且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决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张，这样轻率!”

　　经周恩来这一顿批评，邓颖超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不住地道歉。

　　可是这一次分娩竟然又是这样不走运，同时还赶上了一个血雨腥风的时节，周恩来也不在身边。邓颖超此时多么需要丈夫的安慰和爱抚啊!

　　她也许不知道，蒋介石已经悬赏20万银元捕杀周恩来。周恩来虽然在严重的政治变故当口一直忙于转移干部和组织反击，但他仍然记挂着在广州生孩子的妻子。他想，上海“四·一二”事件绝对不是孤立的，广州也一定不安全。于是，他给广州军委机关发了密电，要小超速离广州到上海来。

　　当时，军阀陈济棠在广州也开始了大规模搜捕和屠杀****人，位于南华银行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遭到搜查。一位同志十分机警，搜查前刚好把才收到的周恩来给邓颖超的电报交给一位工友，让他务必交给邓颖超。

　　那天刚拂晓的时候，大批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中共中山大学党支部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陈铁军舍命爬过墙头，侥幸逃脱，将事变发生的消息告诉了医院中的邓颖超。此时，邓颖超也刚刚收到了工友送来的周恩来的密电。

　　形势危急，怎么办?幸亏在这家德国医院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帮忙，邓颖超和母亲杨振德才躲过军警的严密搜捕。在王大夫和韩护士的巧妙安排下，她们乘医院到香港购买药品的小火轮，前往香港后辗转来到上海。她和母亲杨振德通过秘密的登报找人的办法，才和周恩来取得了联系。此时已经是5月1日了。

　　周恩来将邓颖超安排在一家日本福民医院里检查，结果出来了———由于邓颖超生孩子时过度紧张疲劳，产后又没有休息好，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很可能今后不能再怀孕了……

　　为了革命事业，周恩来和邓颖超永远失去了做父亲和母亲的机会，这一损失是不能弥补的，可是想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理想所付出的代价，他们就不再痛苦了，重逢的喜悦充溢在两人彼此的心胸，虽然形势严酷，但心中却依旧甜蜜幸福。